孙红梅｜|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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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依据官员本人的官职爵位，封赠其父祖、母妻相应官爵与封号的制度。对于中国古代封赠制度的起源、形成以及唐、宋、元、明、清各时期封赠制度的相关问题，学界已多有关注。以北方民族立国的金朝，其封赠制度既有对前朝制度的继承，同时亦有自身特点。
金代品官母妻封赠制度在《金史·百官志》中有明文记载，关于此制度的内涵和运作，学界已有专文研究。而品官父祖封赠制度，《金史·百官志》中未载，《大金国志》卷三五“除授”条对“封赠法”虽略有交代，然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金代封赠制度的内涵。关于金代品官父祖封赠问题，目前学界在官制研究的相关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未做深入探讨，对其制度的发展沿革、执行标准、操作规范等内容仍有进一步系统研究的必要。《金史》对品官父祖具体封赠实例的记载寥寥，但是墓志碑铭、金人文集中则留下了可供探索的资料。本文拟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爬梳与整理，梳理出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的发展线索，考察封赠对象、范围、等级等相关内容，进而分析其在王朝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宋代封赠制度中有“生曰封，死曰赠，自有格法典例”之说，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亦有“封”与“赠”的不同使用，基本遵循“生曰封”“死曰赠”的原则。《金史·刑志》载，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颁布律令20卷，其中有“《封赠令》十条”，但具体内容已不得其详。金代最早的品官父祖封赠记载见于《时立爱墓志铭》。该墓志铭载，时立爱由辽入金后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加开府仪同三司、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进封郑国公致仕”；其“祖峦……因公贵，累赠镇东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娶赵氏，追封歧国夫人。父承谏……亦以公贵，赠镇东军节度使兼侍中，娶赵氏、张氏、王氏皆追封丰国太夫人”。从墓志可知，此时是以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等官职来封赠品官父祖的。这种做法和辽制相同，如撰成于辽道宗大安六年（1090年）的《萧袍鲁墓志》载，萧袍鲁之父“以公之贵，特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撰成于寿昌三年（ 1097年）的《贾师训墓志》中，亦有贾师训之“王父□□□至显州观察判官。以公贵，赠彰国军节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父“赠昭义军节度、兼侍中”的记载。辽朝以及金初用以封赠的尚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等都是虚职，体现了金熙宗天眷改制之前金朝官制多因袭辽制的特点，“故欲理解金初官制，就离不开辽朝官制”。
辽朝文官虚衔“大致是沿用原唐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秘书省、殿中省、诸寺、监等职事官名，是其与北宋前期寄禄文官基本的共同之点”。唐统天曾指出，“辽代尚书省设员与唐制完全相同，但为空头机构，其官衔职称仅仅为加官散职，是荣誉性职务”。也就是说，尚书令、侍中等宰相之号在辽代为虚职。在金代，熙宗天眷改制前设置过“尚书令”。熙宗即位伊始，为全面废除女真国论勃烈制度，曾以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两位宗室勋贵为尚书令，此后熙宗一朝此职未再授人。“侍中”一职，在熙宗天眷改制之前，前面通常有“加”或“兼”等字样，亦是继承辽制的虚职。天眷改制实行三省制后，侍中成为门下省长官之名号。
洪皓《金国文具录》载，“左右丞相以见有人，故以侍中令居其下，仍为兼职”。熙宗时期的三省体制中，“侍中、中书令，皆居丞相之下为兼职”，侍中、中书令并不单独任命，常以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可以说，熙宗天眷改制后“尚书省的权力较前期更大、更集中，中书、门下二省几乎形同虚设”。因此，天眷改制后的侍中一职，从本质上来说，仍具有“虚位”的性质。唐代作为宰相之称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辽代“已入中书省属官，权任渐轻，常被用作非宰相的高级官员的加官”。金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见于太祖、太宗以及熙宗天会年间，主要加于辽朝降将和开国功臣，作为褒奖臣僚的荣誉官称。最后看“镇东军节度使”一职。宋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辽代节度使有实职和虚衔之分，遥领、封赠则为虚衔，上述辽代贾师训之祖封赠的“彰国军节度”即为虚衔。“镇东军节度使”是时立爱的加官，然《金史·地理志》中无“镇东军”，据《宋史·地理志四》载，两浙路“绍兴府，本越州，大都督府，会稽郡，镇东军节度”，即镇东军在宋境，故知时立爱与其父祖的“镇东军节度使”为遥授，系虚职。
受资料所限，熙宗初年的品官父祖封赠仅见时立爱父祖一例，不过从金初官员卒后所赠官职的实例中亦清晰地体现了以侍中、节度使等虚职封赠的特点。如早在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金朝就以守太师、兼中书令、守太保、侍中赠予由辽入金的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和康公弼四人；天会中，胡沙补“与撒八俱赠遥镇节度使”；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即位，赠娄室“泰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师”。天会十五年（1137年），熙宗始以“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等散官名号赠予卒殁的宗室。熙宗天眷官制改革后，文武散官制度逐步确立，散官便成为官员赠官的主要内容。
以散官封赠品官父祖，始见于熙宗皇统年间。《奉国上将军郭公神道碑》载，郭建于“皇统二年，换□□□□□□奉国上将军……考英才，以公贵，赠宣武将军”。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确立的具体时间，史料无明确记载，结合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赠官制度以及皇统年间的封赠实例来看，应不晚于皇统初年。另外，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正月“初定命妇封号”，确立了品官命妇封赠制度。品官命妇封赠与品官父祖封赠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也应在此后确立并推行。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自熙宗朝确立后，经海陵王、世宗及章宗朝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海陵王篡立，即以其心腹高怀贞“为修起居注，怀贞故父宾州刺史赠中奉大夫”。天德二年（1150年），张行愿之子浩，官至特进、参知政事，张行愿之“父祁，故任南海军节度使，以孙男浩入参大政，赠崇德大夫”，张行愿本人“以子贵，累赠光禄大夫”。张浩因自身的显贵使其父、祖分别获赠光禄大夫和崇德大夫。世宗时期亦不乏品官父祖封赠的实例，如通奉大夫曹溥，其“父以公贵，为朝列大夫”；朝列大夫郑仲国之“考追赠儒林郎，母封荥阳太君，从子贵也”。章宗即位后进一步完善了金代的封赠制度，泰和元年“初命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明确了封赠的条件和范围，使品官父祖的封赠进一步规范。
金代散官有文、武之分，《金史·百官志》载，“文官九品，阶凡四十有二”，“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自正三品以下，阶与文资同”。封赠给品官父祖的散官由品官本人的散官类型决定，也就是说，官员为文散官，其父祖亦封赠为文散官；官员为武散官，其父祖封赠的也是武散官。以上所举事例多是本人为文散官，其父祖封赠的亦为文散官的情况。本人为武散官，父祖亦封赠为武散官的实例也较常见。如上文提到的奉国上将军郭建，其父“以公贵，赠宣武将军”；卒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的镇国上将军刘中德，父世安“后因公贵，累赠宣武将军”；金末积官至龙虎卫上将军的术虎筠寿，“考阿散，怀远大将军、霸州益津县主簿，后用公贵，赠镇国上将军”。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官、爵或官、勋、爵一体封赠的制度。如通奉大夫张汝翼之父“后用君贵”，累赠通奉大夫（从三品中）、清河郡侯（正从三品）；冯延登之“父时，颇知读书……后用君贵，赠资善大夫（正三品下）、始平郡侯（正从三品）”；赵秉文其“祖讳某，用公贵，赠正议大夫（正四品上）、上轻车都尉（正四品上）、天水郡伯（正从四品）。考讳某，赠中奉大夫（从三品下）、上护军（正三品）、天水郡侯（正从三品）”。《金史·百官志》载封爵百：“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正五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凡勋级：正二品曰上柱国，从二品曰柱国……正七品曰百骑尉，从七品曰武骑尉”，共六品十二阶。金代依据官员散官品级封赠其父祖，封赠的官、勋、爵的品级互相对应，使封赠制度与品阶系统完美结合。
二、金代品官父祖封赠的条件和范围
金朝之前，各朝对品官父祖封赠的条件有不同的规定，如唐中宗时期有“内外职事官三品以上及四品清官，并中书门下五品官父已亡者，并量加追赠”的规定，唐玄宗前期及安史之乱以后，封赠品官父祖的条件与范围又不断调整、变化。宋代封赠范围基本确定为文武升朝官以上官员，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通过一些途径，升朝官以下官员也有可能获得封赠”，封赠条件较为宽泛。金代在承袭唐、宋封赠制度的基础上，以官至五品作为封赠的下限。《大金国志》载，“其封赠法……文臣则朝列大夫，武官则宣武将军以上，惟五品官方听封赠”。也就是说，散官达到五品便具备了封赠的资格。如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东平行省言，“调兵以来，吏卒因劳进爵多至五品，例获封赠”。金代品官的爵位与散官品级对应，爵位至五品时，散官也达到五品。金代在品官父祖封赠制度中严格执行这一标准，如大定年间的中宪大夫（正五品中）、同知昌武军节度使李抟，其父“官至右殿直，后以公显，赠儒林□”。所谓“后以公显”，是说李抟散官已至五品，具备了封赠资格，其父得赠儒林郎。再如章宗时期的张公，“散官由征事郎凡十三迁，至是为朝散大夫”，“公进阶五品，赠父儒林郎”；金朝末年，胡景崧之祖“家累矩万……后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赠宣武将军”。张公之父、胡景崧之祖皆因其子散官达到了五品，才有儒林郎、宣武将军的散官封赠。金代封赠不再是针对官僚中的特殊群体，散官“惟五品方听封赠”，真正形成了与品阶系统相结合的封赠制度。
金代散官至五品始具备封赠先世的资格，但封赠范围，也就是封赠对象，又依据官员官职的高低有所不同。《宋史·职官志》记：“封赠之典，旧制有三代、二代、一代之等，因其官之高下而次第焉。”又据洪迈《容斋随笔》载：“封赠先世……唐末、五季，宰辅贵臣，始追荣三代，国朝因之。”金承唐宋之制，最高亦可荣赠三代。章宗泰和元年始“命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强调了官员的官和职均是封赠父祖的参考指标。官品和职位品级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品官封赠先世的范围，大体而言，散官至五品始具备封赠的资格，其中官至五品以上、三品以下者可封赠一代，官职俱至三品及以上者则可封赠父、祖父乃至曾祖。
封赠一代的情况，在上引碑刻墓志中已有较多体现，再举一例说明。史良臣于“世宗即位，复为南乐、平阴二县令，潞州观察判官。年六十九卒于官，大定八年八月也……累官至中散大夫（正五品）”，其父渊“力教公读书，后以公贵，赠儒林郎”；史良臣之子则官至“大中大夫（从四品上）、翰林修撰”，良臣又“以子贵，赠少中大夫、开国伯”。史良臣累官至正五品，达到了封赠的最低标准，因此其父得以封赠儒林郎；史良臣之子官至从四品，史良臣又“以子贵”获赠少中大夫。史良臣与其子的官职均未至三品，只有封赠自己父亲的资格。
封赠父、祖父两代，最早见于海陵王天德二年。前文所举张浩父、祖，均因“公贵”而得以封赠。至章宗泰和元年，明确规定品官的官和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此后金代较严格地执行这一制度，即使散官至三品，但职位低于三品者也只能封赠一代。如金末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汝翼，其父“后用君贵”，累赠通奉大夫、清河郡侯。张汝翼散官虽已达到从三品，但其任职的钧州刺史仅为正五品，因此只封赠了一代。再如中奉大夫、华州防御使兼提举学校事段铎，其散官为从三品，然所任华州防御使只有从四品，因此也只封赠其父为“中奉大夫、武威郡侯”。
“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的具体操作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官和职俱至三品，可封赠父、祖两代。如上文提到的赵秉文，其职“翰林学士”为正三品，官“资善大夫”亦为正三品，其祖父、父皆“用公贵”，得以封赠相应官爵。又据《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载：“公讳某，字公理”，官职为“资善大夫、吏部尚书”，俱至三品，因此其“大父某，赠正奉大夫、清河郡伯……考某，累赠资善大夫、清河郡侯”。其二，官与职俱至二品以上者，可荣赠三代。如《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载，张万公历仕海陵、世宗、章宗三朝，官与职俱至一品，“用公贵”，曾祖、祖、父均获封赠。卒于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的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太子太保武明甫，其散官至正二品上，户部尚书虽为正三品，但太子太保则为正二品东宫职官。武明甫之曾祖、祖、父“以公贵，皆赠如公官”。其三，散官仅为三品，但职已至二品以上，亦可封赠三代。这种情况仅找到一例，且较为特殊，是金末镇国上将军刘通父祖的封赠，虽为蒙古所为，但其执行的应是金朝制度。刘通，金宣宗贞祐年间投附蒙古，后经略中原的木华黎授其为“镇国上将军、知济南府事兼东平路左副元帅，治齐河。岁戊子，乃以故事请于台，得赠曾祖元昭毅大将军……祖孝昭武大将军……考全镇国上将军”。
大蒙古国时期尚无成熟的官僚制度，征伐汉地的蒙古将领可承制授官，多采用金朝官职和品级授予降附官员，木华黎即“对金朝降将往往承制封拜，授以高官，此时蒙古尚无汉式官制，所授官职自然仿照金朝制度”，“直到中统时期，承制除拜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刘通及其父祖所授予和封赠的官职均反映的是金朝制度。按金制，刘通的镇国上将军为武散官从三品，职为“知济南府事兼东平路左副元帅”，其中“左副元帅”达到了正二品，因此刘通“以故事”向东平行台请求封赠，这里的“故事”自然指的是金制。刘通正是依据金朝例行之“故事”，父祖三代得以封赠。
三、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官爵的等级
官员的职官品级不仅决定着封赠先世的范围，也决定着封赠官爵的高下。
散官达五品以上、三品以下的品官只可封赠一代，封赠的散官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官员自身的散官降二个品级，另一种是与官员本人散官相同。前一种情况多集中在金章宗以前，金末也有个别封赠的。如郭建，“皇统二年，换□□□□□□奉国上将军（从三品上》……考英才，以公贵，赠宣威将军（从五品下）”。再如曹溥，“大定七年，恩覃内外，授中奉大夫……再覃通奉大夫（从三品中）”，其“父以公贵，为朝列大夫（从五品下）”。还有金末的中奉大夫（从三品下）、故治书御史、守申州刺史张汝明，其父“用君贵，赠中议大夫（正五品上）”。后一种情况则出现在章宗及以后各朝。如冯延登于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登进士第，“积官资善大夫，勋上护军，封始平郡侯”，其父“用君贵，赠资善大夫、始平郡侯”；刘汝翼，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以经义第一人擢第，“官大中大夫、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其父“用公贵，累赠大中大夫”；康公“讳某，字德璋”，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为京兆府推官，贞祐二年去世，“累官辅国上将军、护军、京兆郡侯，食邑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考道安……用公贵，累赠辅国上将军、京兆郡侯”；又据《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载，“公讳公著”，有“泰和名臣”之称，宣宗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兼河间府事”，其父“后用公贵，赠朝列大夫”。对金代封赠制度的这种变化，李鸣飞指出，“金代前后期的封赠制度有所不同，后期对阶的强调大大减少”，章宗前后封赠政策的这种变化是散官制度演变的体现，“唐、宋、金散官逐阶升迁的制度到元代变为逐级升迁”，“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在金代封赠制度的前后期变化中已经有所体现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赠两代以上的封赠事例中，父子未必封赠相同的散官，父子虽处同品，有时又以官阶高下相区别（详见下文）。
官员官与职均达到三品者，封赠的范围扩大，可封赠两代以上，封赠的官爵则依据品官本人官、职等级而高下有别。为便于分析，现将目前所见官、职俱至三品者的父祖封赠情况列表如下。
上表例举的是目前所见金代官与职俱至三品者之父祖封赠实例，反映的制度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至章宗泰和元年最终得以完善。上表中除张浩父祖外，其余封赠全部在章宗及以后各朝。根据张浩本人的官职品级，无论封赠其先世的范围还是官爵等级，均与章宗以后的制度有所出入。张浩父祖封赠于天德二年（1150年），当时张浩的官职为特进（从一品中次）、参知政事（从二品），如果按照金章宗泰和元年的制度应封赠三代，但此时仅封赠其父祖两代。从表中封赠父祖的官爵品级看，父亲封赠的散官品级多与本人的相同，而张浩之父封赠的散官比张浩本人低一个品级，这种情况目前仅见此例。可见，章宗泰和元年之前，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还没有最终完善，直到泰和元年“命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的令文出台，金代品官父祖封赠的范围才进一步规范并制度化。
其二，封赠给品官之父的散官与其本人官品处于同一品级，且官阶多完全相同，但亦有以阶序相区别的特点。如前所述，自章宗以后，封赠一代的散官品级多与品官本人的官阶完全相同，在封赠两代以上时，品官之父的封赠也有这样的特点，但同时也存在品级相同然阶序有别的情况。如表中的武明甫、燕宁、赵思文、张公以及刘通，其父与子的散官品阶完全相同，而杨云翼和赵秉文的散官均为正三品下，其父所封赠的散官虽也同处三品之列，但在阶序上有所差别，父较其本人降了三阶；张万公之父的散官为崇进（从一品下），较其本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上）也降了三阶。
其三，“推恩之法，近重而远轻”，即根据被封赠者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封赠官爵也高下有别，其中起到调节作用的是官阶和爵品。
品官之父、祖、曾祖所封赠的官品较有规律，即官阶依次递减。也就是说，父、祖、曾祖的散官不管是否位处同一品级，其散官只按照阶序依次下降，一般情况下，祖父比父降一阶，曾祖较祖父降一阶。如上表中所示，杨云翼、赵秉文、刘通之父封赠的散官品级均为从三品下，祖父均为正四品上，官虽不同品，但仅一阶之差。燕宁之父、祖封赠的官品虽均为二品，张公之父与祖封赠的官品亦均为三品，但祖父的散官均比父降一阶。张万公和刘通之父、祖、曾祖封赠的散官亦如此，曾祖较祖降一阶，祖较父又降一阶。而赵思文父、祖封赠的散官分别是通奉大夫（从三品中）和正议大夫（正四品上），二者相差一品二阶，虽未遵循“一阶之差”的规律，但仍体现了“近重而远轻”的原则。可见，尽管自章宗以后在封赠一代的制度中，常有父、子散官完全相同的情况，但在封赠两代以上时，则往往以官阶高下来区别与品官本人的代际关系，因此散官的官阶在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封赠的爵位则以降“品”的方式来体现被封赠者与官员本人代际的远近。金代封爵，“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正从二品曰郡公；正从三品曰郡侯；正从四品曰郡伯，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正五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金代子爵以上不分正从，因此封赠官员之父、祖、曾祖的爵位直接以品级高下相区别，即父与官员本人的爵位相同，而祖、曾祖的爵位则依次降低一个品级。如张公父、祖封赠的散官同为三品，但祖比父降一阶，爵位则分别是郡侯（正从三品）、郡伯（正从四品），祖父的爵位比父亲直接下降一个品级。再如，张万公之父、祖、曾祖封赠的官分别为崇进（从一品下）、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上）、银青荣禄大夫（正二品下），爵位则分别为寿国公（正从一品）、清河郡公（正从二品）和清河郡侯（正从三品），爵位亦依次降低了一个品级。一般情况下，金代官员的官、爵、勋的品级相互对应，但金代文武散官各九品四十二阶，爵位则仅有五品之分，在品官父祖封赠制度中，封赠之散官可以“阶序”来区别代际关系，而爵位的区分则只能以品级，因此在封赠祖、曾祖时，往往会出现散官与爵位的品级不完全对应的情况。
另需注意的是，父祖封赠“近重而远轻”的原则，在金朝亦有例外者。如卒于大安三年的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太子太保武明甫，其曾祖秀、祖绳、父居仁“以公贵，皆赠如公官”。“皆赠如公官”，就是说其父、祖、曾祖三代不存在“近重而远轻”的降等封赠，均赠予金紫光禄大夫的散官。由于史料阙如，目前仅见此例，也有可能是碑铭书写者以“皆赠如公官”来概说封赠三代的史实。
其四，父祖封赠以品官本人最高散官为依据，包括致仕乃至死后加赠给本人的散官。上表中的张万公，泰和七年（1207年）“寝疾……寻薨”，“有司考行，溢曰文贞，仍赠开府仪同三司”。张万公之父、祖、曾祖正是依据其死后所赠开府仪同三司的散官分别获得崇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的封赠。再如前文已论及的郑仲国，“明昌二年十二月致仕，迁朝列大夫……考追赠儒林郎，母封荥阳太君，从子贵也”。从五品的朝列大夫是郑仲国致仕后获得的，官阶品级达到了封赠的最低标准，其父据此得以追赠儒林郎（从七品下）。
四、结语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作为官僚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发展完善与金代政治制度的变革相统一。熙宗初年，仿辽宋之制，以虚职封赠品官父祖。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新官制和换官格，天眷官制是金代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全面深入的官制改革，此后各项制度逐步改订、完善，封赠制度亦随之发生变化，由“赠职”到“赠官”，熙宗皇统年间以散官作为封赠内容的制度得以确立。章宗时期，在继承世宗朝制度的基础上，“官僚制度与各种法律制度更加细致严密”，泰和元年规定“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官与职均是封赠制度的重要参考指标，使品官父祖封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化。结合前代之制，金代规定“惟五品官方听封赠”。品官本人官职的高下，直接决定着其封赠父祖的范围与官阶的高下，同时“近重而远轻”，即与本人代际关系的远近，亦决定着父祖封赠官阶的等级。金代的散官官阶和爵位等级在封赠两代以上时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金朝在继承唐宋封赠制度内容的基础上，使品官父祖封赠由最初的以虚职为依托到向品阶系统的转化与融合，使封赠不再针对特定的群体，而是依据品阶封赠，从而覆盖了整个官僚群体，体现了封赠制度的完善与成熟，对后世封赠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元武宗时期“诏内外臣五品而上，列五爵三土，阶勋而等威之，封生赠死其先”，且有“祖而上递衰之，至曾为极焉”之制。其具体的封赠亦如金制，如《元赠少中大夫轻车都尉彭城郡刘侯封彭城郡张氏太夫人墓碑》载：“至大二年夏，天子推恩于其臣，尚书省右司郎中刘安仁封赠二代，祖考赠中顺大夫（正四品）、上骑都尉（正四品）、彭城郡伯（正从四品），祖妣赠彭城郡太君；考赠少中大夫（从三品）、轻车都尉（从三品）、彭城郡侯（正从三品），母封彭城郡太夫人。”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八月，将具有封赠父祖资格的官品调至流官七品，“封赠一品至七品流官等第，杂职不与”；规定正从一品封赠三代，正从二品至正从三品封赠二代，正从四品至正从七品封赠一代，并确立了“封赠曾祖减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并与夫、子同”等制度内容。元代封赠制度虽屡有调整，但始终是依据品级进行封赠，与品阶系统紧密结合，这无疑是对金朝封赠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维护和巩固金朝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帝制时代，官爵的授予权完全掌握在君主手中，是君主的绝对权力之一，皇帝通过封赠品官父祖的方式来体现浩荡皇恩，以此换取臣下的支持和效忠，正所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从国家和臣僚之间的关系层面来看，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本质上是行使和维护皇权的重要方式，更是激励品官效忠朝廷的重要手段。“大臣有庆于国，则爵命上施其考祖，所以章贤德、广褒劝也”。金朝末年，燕宁因功迁金紫光禄大夫，后战殁，蒙古纲奏曰：“宁克尽忠孝，虽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没之后老稚无所衣食，乞降异恩以励节义之士。”于是，“诏赠故祖皋银青荣禄大夫，祖母张氏范阳郡夫人，父希迁金紫光禄大夫，母彭氏、继母许氏、妻霍氏皆为范阳郡夫人，族属五十二人皆廪给之”。朝廷通过封赠品官父祖的方式以示对为国“克尽忠孝”者的表彰与褒奖，更重要的是“以励节义之士”，激劝、鼓励臣下为国尽忠效力。从受封赠的品官家族的角度来说，父祖获赠相应的官爵则具有光宗耀祖的社会功能，是孝道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品官父祖获赠相应的官爵，未必带来多少实际的政治、经济利益，但“义莫大于尊祖，仁莫高于显亲”，“士以有子为荣，子以显亲为孝……当有追崇之恩，称其致孝之意”。父祖获得封赠，便可以“尊祖”“显亲”，给祖上以及整个家族带来无限荣耀，光大了门楣。由此品官本人及其家族势必会对朝廷感恩戴德，这又成为激发品官效忠于朝廷的动力，最终起到稳固王朝统治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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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