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从大山中走来，又走回深山去（承明）
转载自公众号：老知青家园
背着简单的行囊，一步一步地走着，跨过了罗湖桥。
我知道，这一步跨出，我就成为香港人了。下意识中，似乎觉得应该回头望望，身后毕竟是我27年的人生。但是，我实在想不起身后还有什么值得我回眸留恋的。吸引我的，是前方那个繁荣、噪杂、陌生的城市！
期盼了多少年的梦想就是“返城”，融入城市生活。渴望了多少年的目标，就是要远离那种身世带来的屈辱，不再需要看人脸色，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奉承的言辞，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那时的我，相信前方那个城市 能够让我实现自己小小的梦想。
结束了5年的地质队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城”！我终于离开了青山环抱的孤寂和贫瘠，那种跳跃的幸福感和内心兴奋，如今依旧记忆犹新。
1969年4月14日，在“一片红”的浪潮中，我去了当时排名“最艰苦”的内蒙古广袤农村插队落户。内蒙昭乌达盟的林西县，在学生家长们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让人生畏的遥远流放地，所以敲锣打鼓的动员，最后也只来了36个算是“胆大”的上海知青。
我在农牧交界的汉族村落了户，在无边无际的大漠中，开始了农作生涯。风吹草低见牛羊草原风光，听起来很壮美。可身临其境后才知道，在漠北狂风中独自放牧捡牛粪搂草、在浩瀚草原上与凶狠独狼对视、在彻骨寒冻的冰河里蹒跚而行，对一个年轻人的精神折磨是何等剧烈！压抑的无法喘气时，伙伴们就一口闷下那草原烈酒，如蒙古摔跤手一般摇晃着身躯，醉眼朦胧地四处游荡，想找人打上一架的意识刺激着大脑皮层，似乎渴望看到鲜血在太阳光下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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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海探亲时，父母万万没有想到，草原生活会把他们的儿子“改造”成这般模样？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看到我变得如此陌生，感觉真是不堪入目！于是，整个家族紧急行动起来，为我谋求新的“出路”。自然也只能是外省农村，只要靠近上海近一些就行！于是，1972年12月我又转点到安徽宣城的丘陵村庄，继续接受3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依然是四季轮回的农田劳作，依然是如影相随的饥饿难熬，依然是望不到尽头的失落，绝望情绪始终伴随着我的南北插队生活。“长夜漫漫何时尽，梦寐不忘盼天明”，是自己常常念叨的诗句。当时中国社会，十分讲究“家庭成分，”凡事先要看你是什么“出身”。我和出身贫苦家庭的知青不同，我有着让我“非常倒霉”的复杂社会关系。祖父、祖母、伯父和两个舅舅、一个姨妈，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去了香港。国内的亲友中，一个舅舅镇反时坐了大牢，大姨夫因窝藏了女婿的手枪被枪决，二姨夫是国民党飞行员，四姨夫是大地主，五姨夫也在牢中服刑，七姨夫是头顶“特务嫌疑”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 家庭和社会关系异常复杂，令我在七个年头六个整年的插队落户岁月中，失去了上学、当兵、提干和其它“返城”的一切机会。脚下的农村大地，似乎注定是我无以更改的命运归属。
想不到，幸运的转机还是来了！1975年5月，下乡六年零一个月的时候，迎来了地质队的招工。当时，生产大队只有一个招工名额，而全大队只有两个符合招工资格的老三届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芜湖当地的知青。如何分配这唯一的指标？有着中国农民天生狡猾智慧的大队领导，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招，让我们俩面对面地指出对方的缺点，以此来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适合这次的招工条件。
开会时，我觉得气氛特别的怪异和凝重。彼此憋了很久，芜湖知青小李才说了一句：我一直在这里劳动，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指着我说：你是从内蒙转来的，在那儿干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说的也是实情，参加会议的所有干部都在点头。我无语，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回击”小李的理由。他是个安分老实的68届芜湖知青，6年多来，他一直在生产队埋头劳动。之所以与历次返城机会插肩而过，也是因为出身不好。于是，我只能沉默着，没有回应他的话。
招工上调，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那时，我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医生也说拖不了很久。父亲养育我二十多年，做儿子的不仅无法尽孝报恩，甚至还要家中在经济上长期接济我，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一定要自食其力，不能再拖累父亲了，这是我早就下定的决心。于是，我动了些脑筋，采用迂回战术，想让大队书记能支持我的离去。大队支书的老婆是江苏人，我祖籍是常州人，也算是小老乡吧！三年来，我常去她家唠嗑，也帮她做些家务活，彼此很熟悉。我将家庭实情告诉了书记老婆，希望她能帮我说些“枕边话”。她对我的情况深表同情，没少帮我说话。后来据说经过书记做工作，大队支委会在最后讨论时，多数人同意把这次招工名额给我。
大队通过了，还有公社这一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都有意徘徊在我们大队的苟村生产队的路边。我知道，公社副书记兼五七办主任就是苟村人，我要守候着他，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把招工名额“敲敲牢”。
一天，我终于等到了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他。我按不住喜悦的心情，一头迎了上去。“苟书记，你好！”我满脸堆笑着，向他问好。他眯着眼，打量了我很久，说：“你是上海知青吧？我见过你。”
一颗忐忑的心总算落了地！阿弥陀佛，他还认识我。“是的，我就是苟范的唯一的上海知青。”我特意加重了“唯一”的语气，想加深一点他对我的印象。
“你找我有事？”他口中的酒气一口喷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呕吐。
我一生不愿求人。此刻，我被命运逼到了墙角，我只能低头，开口求人。我向这个叫“书记”的人，叙述着父亲的病情、我迫切的招工愿望，当然还不忘对他进行了一番腹稿已久的“好词”颂扬。书记随意吐着烟圈，双手叉腰地站在坡上那颗村头的大枣树旁，我站在低处，仰头期待着他恩赐般的答复。暖黄色的阳光笼罩着书记高大的身影。那一刻，他尽显了英雄的气昂，我则显得像个卑微乞讨的奴才。从此，书记那“高贵”的神情，那满口的酒味，那斜戴的帽子，还有大衣上那抹金黄色的光影，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烙上自感耻辱的印痕。
终于成功了，公社同意了大队的招工意见。临别前夕，我去一些相熟的老乡家告别，一杯临行酒，两行莫名泪。喝在嘴里的是酒，流出来的却是七年的辛酸泪。我忘不了在内蒙草原上喝过的尿液，忘不了那冰冷的锅灶，忘不了小队长那张冷酷的脸。在安徽农村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吃，水土不服皮肤糜烂，只能长期包裹着纱布。撕下纱布的那一刻，脓肿伤口的腥臭，钻人心肺的疼痛，更是难忘！
我太想离开农村了！美好的青春年华，纯洁的上进心，已经被山丘水田里的那几分工钱折磨的支离破碎：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只有千山我独行。我一再问自己：早就厌透了的插队生涯，这次真的可以画上句号了吗？我怀着不确定的莫名担心，忐忑着度过了临走前的每一个晚上。
通知收到后，我才相信真的是要返城了。
我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中，整理着行装，嘴里哼着喜欢的歌曲，走路也跳着蹦着的，一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邻村平时来往不多的几个芜湖女知青，闻讯赶来为我拆洗被褥。她们羡慕我的离去，也为我离去而高兴，因为我不会成为将来她们招工时的“挡墙”了。我将我能用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留给了这些小妹妹们。
报到的日子来临了，在县城的边远郊区，我走进了322地质队，成了一位吃商品粮的工人。这可是我人生第一件开心的大事，我即将领取人生的第一份工资，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无需爹娘寄钱了。
可是没有想到，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只让我开心了几天。人们常说的“好梦难圆”，很快也残酷地降临到我的头上。报到后的第三天，我接到通知说，这批招工名额中，有10个名额是为安庆的326地质队代招的，我被划入其中的一个。这份通知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把我打晕了！对上海的家庭而言，安庆要比芜湖远得多。我是在向西行，离家越来越远了。我到劳资科打听我被踢到那里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当地的知青是就近安排，你是外地知青，去哪儿都一样。
记得那天清晨，敞篷的大卡车一路西行，将我们十个收敛了笑容的倒霉蛋送往数百里外的安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城市。下午，载人的卡车穿越了安庆市，向着远处大山开去。我无奈滴看着久久期盼的“城市”在眼帘下慢慢消失，那心情就如同落水之人好容易抓到了一个救生圈，而那圈却是泄气的圈一样。
巨大的失落感，让我的心在沉沦。汽车扬起的沙尘遮住了晚霞，前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又看见了起伏连绵的大山。我低沉地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离开了大山环抱的贫瘠山村，一霎眼功夫，又走进了更大的山麓深处。说实话，心中的那种失望和痛苦，更甚于多年前的插队前夜。
傍晚时分，目的地到了。怀宁县月山镇，一个离开安庆一个小时路程的荒凉小镇，就是我们326地质队队部。我们先被安置在一个小学里，在拼凑的课桌上睡了几天，然后就被分配到各个钻机上，我分到了一号机。
在葱翠满目的茫茫青山中，我带着藤帽，穿着牛皮大鞋，握着电筒，提着饭盒，满身是泥浆和油污，三班轮倒着上班。逢山开路，遇水越河，晚上点着油灯写着家书。跳蚤蚊子帐子，周边是清一色的“和尚”工友。从此，失望和无奈继续陪伴着我寂寞划一的每天每夜。
从大山中走来，又走回深山去！这难道就是我久盼了七年的“返城”生活？
直到中国大地乾坤轮转，万物更新。有一天，我终于被批准去了香港。经历了两次插队和两次“返城”，我这才真正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一种可以追求希望的生活。
（作者为原下乡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的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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