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从大山中走来,又走回深山去(承明)

转载自公众号:老知青家园

从大山中走来 又走回深山去
作者:承明

背着简单的行囊,一步一步地走着,跨过了罗湖桥。

我知道,这一步跨出,我就成为香港人了。下意识中,似乎觉得应该回头望望,身后毕竟是我27年的人生。但是,我实在想不起身后还有什么值得我回眸留恋的。吸引我的,是前方那个繁荣、噪杂、陌生的城市!

期盼了多少年的梦想就是“返城”,融入城市生活。渴望了多少年的目标,就是要远离那种身世带来的屈辱,不再需要看人脸色,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奉承的言辞,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那时的我,相信前方那个城市 能够让我实现自己小小的梦想。

结束了5年的地质队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城”!我终于离开了青山环抱的孤寂和贫瘠,那种跳跃的幸福感和内心兴奋,如今依旧记忆犹新。

1969年4月14日,在“一片红”的浪潮中,我去了当时排名“最艰苦”的内蒙古广袤农村插队落户。内蒙昭乌达盟的林西县,在学生家长们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让人生畏的遥远流放地,所以敲锣打鼓的动员,最后也只来了36个算是“胆大”的上海知青。

我在农牧交界的汉族村落了户,在无边无际的大漠中,开始了农作生涯。风吹草低见牛羊草原风光,听起来很壮美。可身临其境后才知道,在漠北狂风中独自放牧捡牛粪搂草、在浩瀚草原上与凶狠独狼对视、在彻骨寒冻的冰河里蹒跚而行,对一个年轻人的精神折磨是何等剧烈!压抑的无法喘气时,伙伴们就一口闷下那草原烈酒,如蒙古摔跤手一般摇晃着身躯,醉眼朦胧地四处游荡,想找人打上一架的意识刺激着大脑皮层,似乎渴望看到鲜血在太阳光下流淌……

`

回上海探亲时,父母万万没有想到,草原生活会把他们的儿子“改造”成这般模样?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看到我变得如此陌生,感觉真是不堪入目!于是,整个家族紧急行动起来,为我谋求新的“出路”。自然也只能是外省农村,只要靠近上海近一些就行!于是,1972年12月我又转点到安徽宣城的丘陵村庄,继续接受3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依然是四季轮回的农田劳作,依然是如影相随的饥饿难熬,依然是望不到尽头的失落,绝望情绪始终伴随着我的南北插队生活。“长夜漫漫何时尽,梦寐不忘盼天明”,是自己常常念叨的诗句。当时中国社会,十分讲究“家庭成分,”凡事先要看你是什么“出身”。我和出身贫苦家庭的知青不同,我有着让我“非常倒霉”的复杂社会关系。祖父、祖母、伯父和两个舅舅、一个姨妈,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去了香港。国内的亲友中,一个舅舅镇反时坐了大牢,大姨夫因窝藏了女婿的手枪被枪决,二姨夫是国民党飞行员,四姨夫是大地主,五姨夫也在牢中服刑,七姨夫是头顶“特务嫌疑”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 家庭和社会关系异常复杂,令我在七个年头六个整年的插队落户岁月中,失去了上学、当兵、提干和其它“返城”的一切机会。脚下的农村大地,似乎注定是我无以更改的命运归属。

想不到,幸运的转机还是来了!1975年5月,下乡六年零一个月的时候,迎来了地质队的招工。当时,生产大队只有一个招工名额,而全大队只有两个符合招工资格的老三届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芜湖当地的知青。如何分配这唯一的指标?有着中国农民天生狡猾智慧的大队领导,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招,让我们俩面对面地指出对方的缺点,以此来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适合这次的招工条件。

开会时,我觉得气氛特别的怪异和凝重。彼此憋了很久,芜湖知青小李才说了一句:我一直在这里劳动,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指着我说:你是从内蒙转来的,在那儿干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说的也是实情,参加会议的所有干部都在点头。我无语,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回击”小李的理由。他是个安分老实的68届芜湖知青,6年多来,他一直在生产队埋头劳动。之所以与历次返城机会插肩而过,也是因为出身不好。于是,我只能沉默着,没有回应他的话。

招工上调,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那时,我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医生也说拖不了很久。父亲养育我二十多年,做儿子的不仅无法尽孝报恩,甚至还要家中在经济上长期接济我,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一定要自食其力,不能再拖累父亲了,这是我早就下定的决心。于是,我动了些脑筋,采用迂回战术,想让大队书记能支持我的离去。大队支书的老婆是江苏人,我祖籍是常州人,也算是小老乡吧!三年来,我常去她家唠嗑,也帮她做些家务活,彼此很熟悉。我将家庭实情告诉了书记老婆,希望她能帮我说些“枕边话”。她对我的情况深表同情,没少帮我说话。后来据说经过书记做工作,大队支委会在最后讨论时,多数人同意把这次招工名额给我。

大队通过了,还有公社这一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都有意徘徊在我们大队的苟村生产队的路边。我知道,公社副书记兼五七办主任就是苟村人,我要守候着他,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把招工名额“敲敲牢”。

一天,我终于等到了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他。我按不住喜悦的心情,一头迎了上去。“苟书记,你好!”我满脸堆笑着,向他问好。他眯着眼,打量了我很久,说:“你是上海知青吧?我见过你。”

一颗忐忑的心总算落了地!阿弥陀佛,他还认识我。“是的,我就是苟范的唯一的上海知青。”我特意加重了“唯一”的语气,想加深一点他对我的印象。

“你找我有事?”他口中的酒气一口喷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呕吐。

我一生不愿求人。此刻,我被命运逼到了墙角,我只能低头,开口求人。我向这个叫“书记”的人,叙述着父亲的病情、我迫切的招工愿望,当然还不忘对他进行了一番腹稿已久的“好词”颂扬。书记随意吐着烟圈,双手叉腰地站在坡上那颗村头的大枣树旁,我站在低处,仰头期待着他恩赐般的答复。暖黄色的阳光笼罩着书记高大的身影。那一刻,他尽显了英雄的气昂,我则显得像个卑微乞讨的奴才。从此,书记那“高贵”的神情,那满口的酒味,那斜戴的帽子,还有大衣上那抹金黄色的光影,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烙上自感耻辱的印痕。

终于成功了,公社同意了大队的招工意见。临别前夕,我去一些相熟的老乡家告别,一杯临行酒,两行莫名泪。喝在嘴里的是酒,流出来的却是七年的辛酸泪。我忘不了在内蒙草原上喝过的尿液,忘不了那冰冷的锅灶,忘不了小队长那张冷酷的脸。在安徽农村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吃,水土不服皮肤糜烂,只能长期包裹着纱布。撕下纱布的那一刻,脓肿伤口的腥臭,钻人心肺的疼痛,更是难忘!

我太想离开农村了!美好的青春年华,纯洁的上进心,已经被山丘水田里的那几分工钱折磨的支离破碎: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只有千山我独行。我一再问自己:早就厌透了的插队生涯,这次真的可以画上句号了吗?我怀着不确定的莫名担心,忐忑着度过了临走前的每一个晚上。

通知收到后,我才相信真的是要返城了。

我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中,整理着行装,嘴里哼着喜欢的歌曲,走路也跳着蹦着的,一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邻村平时来往不多的几个芜湖女知青,闻讯赶来为我拆洗被褥。她们羡慕我的离去,也为我离去而高兴,因为我不会成为将来她们招工时的“挡墙”了。我将我能用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留给了这些小妹妹们。

报到的日子来临了,在县城的边远郊区,我走进了322地质队,成了一位吃商品粮的工人。这可是我人生第一件开心的大事,我即将领取人生的第一份工资,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无需爹娘寄钱了。

可是没有想到,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只让我开心了几天。人们常说的“好梦难圆”,很快也残酷地降临到我的头上。报到后的第三天,我接到通知说,这批招工名额中,有10个名额是为安庆的326地质队代招的,我被划入其中的一个。这份通知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把我打晕了!对上海的家庭而言,安庆要比芜湖远得多。我是在向西行,离家越来越远了。我到劳资科打听我被踢到那里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当地的知青是就近安排,你是外地知青,去哪儿都一样。

记得那天清晨,敞篷的大卡车一路西行,将我们十个收敛了笑容的倒霉蛋送往数百里外的安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城市。下午,载人的卡车穿越了安庆市,向着远处大山开去。我无奈滴看着久久期盼的“城市”在眼帘下慢慢消失,那心情就如同落水之人好容易抓到了一个救生圈,而那圈却是泄气的圈一样。

巨大的失落感,让我的心在沉沦。汽车扬起的沙尘遮住了晚霞,前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又看见了起伏连绵的大山。我低沉地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离开了大山环抱的贫瘠山村,一霎眼功夫,又走进了更大的山麓深处。说实话,心中的那种失望和痛苦,更甚于多年前的插队前夜。

傍晚时分,目的地到了。怀宁县月山镇,一个离开安庆一个小时路程的荒凉小镇,就是我们326地质队队部。我们先被安置在一个小学里,在拼凑的课桌上睡了几天,然后就被分配到各个钻机上,我分到了一号机。

在葱翠满目的茫茫青山中,我带着藤帽,穿着牛皮大鞋,握着电筒,提着饭盒,满身是泥浆和油污,三班轮倒着上班。逢山开路,遇水越河,晚上点着油灯写着家书。跳蚤蚊子帐子,周边是清一色的“和尚”工友。从此,失望和无奈继续陪伴着我寂寞划一的每天每夜。

从大山中走来,又走回深山去!这难道就是我久盼了七年的“返城”生活?

直到中国大地乾坤轮转,万物更新。有一天,我终于被批准去了香港。经历了两次插队和两次“返城”,我这才真正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一种可以追求希望的生活。

(作者为原下乡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的上海知青)

.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