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银元局与铜元的盛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庚子事变爆发， 华北地区唯一具备机器造币能力的北洋机器局东局被联军攻占， 破坏殆尽。尔后该地被法国占用作为军营， 未能原地重建。次年九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暨北洋大臣， 大力推动新政， 倡“练兵、制造二者相辅相成”， 废科举、办新军、设学堂。经朝廷批准于隔年在山东德州择地新建“北洋机器制造总局”， 仍简称北洋机器局， 原铸造银洋所①没有恢复。袁世凯另请设立造币专门机构， 此即“北洋银元局” 成立缘由。
新局由随袁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的周学熙筹组。光绪二十八年六月， 周以天津地处“南北交通， 华洋辐辏， 商务特盛， 得随时消息市面之盈虚， 以酌鼓铸之缓急”， 选择空旷近水之区建厂。又以前机器局设备“因陋就简， 更阅兵焚， 残缺太半， 拟即旧机， 配置新机， 期利铸造”， 添购机器在西窑洼（现天津大悲禅院旧址） 闲置之淮军护卫营地新办“北洋铸造银圆总局” ②， 设于督府附近也方便管理。同年十一月十六日（1902 年12 月15 日）正式开铸， 简称“北洋银元局”， 不再附属机器局， 成为独立运作之专业造币局厂。
该厂虽然名“铸造银圆总局”， 但实际生产却以铜元为大宗。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整顿币制， 厂名改“直隶户部造币北分厂”， 三十三年八月再改“度支部造币津厂”。宣统二年四月奏裁各省铜元厂， 全国仅留六个分厂， 该厂被列入裁撤并入天津造币总厂。由于名称多次更迭， 本文简化时称“津厂”， 以别于“津局” （北洋机器局） 及“总厂” （造币总厂）。
北洋银元局开铸前， 朝野已为本位币重量应以库平七钱二分或库平一两何准争议多年，即所谓的“元两之争”。邻近京畿的津厂， 在总厂开工前自然成为试造样币的场所。
一、“两制”
银币设局之初， 袁世凯主张造一两银币， 光绪二十八年海关报告书中记载： “袁宫保急图整顿， 即拟铸一两重之银圆， 实于北方不无裨益。从来洋圆虽按两计， 并无一两重者， 若能照一两广铸行使， 当有准则矣。—果能各直省通行， 商务必大为获益”。日本正金银行受委托代办模具， 经洽询日本大阪造币局认为， 若以边缘凸起处为准，钱币的直径应为其14 至15 倍； 如以钱币本身底板的厚度为准， 则直径应在17 至18 倍。
依此一两银币的直径应比七钱二分银元加大一成为宜。一则可防止新旧混淆， 二则直径与厚度的比例大， 轻敲时音脆， 可避免声音混浊而不易分别良劣， 造成百姓的误会。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1903 年6 月） 模具25 组完成交付③， 试作六、七千枚。但清政府此时对币制单位仍举棋不定， 元两之争尚未有结论， 并未发行， 由存世实物可断定此为“户部一两” 系列银币， 有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及五分面额。经实际测量， 一两的直径为43.4mm， 较通行银币的39mm 左右约大一成， 为中国龙银尺寸最大的。其边缘高起处为3.1 mm， 比例14 ∶ 1， 与文献记载符合。惟其重量竟有36.2g、37g 等多种， 以贵金属币最大误差为千分之三的规定来说， 与标准库平一两的37.3g 差异颇大。由“两” 字笔法从“人” 或从“入” 可分为两版， 留存数量极少。筹划之际朝野都寄予厚望， 却无疾而终 图1）。
元两之争在各执一词的状况下讨论多年， 期间币制单位章程反复， 造币厂制作样品呈报， 皆无结果， 光绪三十三年（1907）， 津厂制作的“北洋一两” 银币， 是元两之争中最后的一两银币。此币的设计与户部一两相同， 正面除将“户部” 二字改成“北洋” 外， 其余不变； 背面则只是将发行年份更新， 并将厂别英文由HU POO 改为PEI YANG。北洋一两只有一种面额， 由其背面火焰下龙珠有3 个极细微的小点或非常明显的凸点， 可分成俗的“无点” 及“三点” 两版。根据各钱谱， 北洋一两的重量也有多种记载， 如34.2、35.2、37.2 及37.4g 等， 厚度在3mm 以上。耿爱德著《中国币图说汇考》页331 上虽记录为51.2g， 超过其他样本三至五成， 但其直径相同（43.5mm）， 厚度3.5mm， 与一般所见差距有限， 可能是笔误或排版疏忽（ 图2、图3）。
二、“元制”
银币银元局首批正式投产的是“光绪二十九年北洋造七钱二分” 版银币， 样式与津局所出“北洋造光绪元宝” 相同； 应是币制单位未定， 沿用原设计以便宜行事。币模系该局自行雕刻， 仅更动背面年度标示。津厂产制的“北洋造” 银币， 皆“光绪元宝”， 有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及三十四年等四个年份， 形式一致。其中三十一年版只有贰角银毫一种， 其余的皆为面额壹圆一种。没有出现过宣统年号的北洋造银币。
根据《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s）， 标示“29th” 的光绪二十九年版北洋银币是民间提交银锭委托制作的④。国外资料显示， 光绪三十一年二角银币可能亦为民间委托（ 图4、5、6、7）。
这座袁世凯下令创办的造币厂虽然命名“北洋铸造银圆总局”， 但银币生产却呈半停顿状态， 实际上以生产铜元为主， 袁氏甚至于被形容为铜元泛滥的罪魁祸首⑤。究其缘由，是现实的压力所致。庚子事变后， 清政府极思改革推动新政， 但所需庞大的经费， 加上赔款数额惊人， 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财政都非常困难， 除了节约之外必须开辟新财源。而中央的预算要靠各省缴交及摊派， 故地方督抚莫不以造币余利做为筹款的首要途径， 并自此获利。故北洋银元局以当时铜钱缺乏， “私钱充斥， 银价日疲， 仅铸银元， 不足以纾市面”， 生产获利较高的铜元。袁世凯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铜元余利短绌军需支款无著另筹款补折》， 银元局“约岁可得银七八十万两” 可见一斑。
该局所造铜元的种类既多且杂， 简单的说， 正面有“北洋” 两字铭文的“光绪元宝”十文、二十文（ 图8） 及“光绪通宝” 零用一文铜元（图9）， 皆其所造， 各版铜元模具是该局自行设计与雕刻制作。此外， 亦有冠“户部” 铭文的光绪元宝五文、十文及二十文等三种面额铜元⑥， 背面坐龙与北洋龙银设计雷同。两种背面英文标示， 分别为PEI YANG 及HU POO。
由关册⑦所载可知， 正式开铸之初有当五、当十、当二十铜元三种， 然而却无面值五文的“北洋” 铜元存世， 虽津厂也造有中心“直” 大清铜币五文铜元， 但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 整顿币制改直隶造币分厂后所制。户部造币总厂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落成后， 开铸的是“乙巳大清铜币”， 故津厂初期所造当为“户部光绪元宝”。尔后总厂开工， 津厂生产的再改币铭为“北洋光绪元宝”， 面值仅有十文及二十文两种。
特别要指出的是， “户部光绪元宝二十文” 有两种设计。一种的龙形同银币， 本文以“北洋龙” 称之； 另一款与户部一两图形近似， 俗称“户部龙” （ 图10）， 皆可分细版多式。户部北洋龙二十文、十文、五文等三种铜元是北洋银元局开铸时制作， 泉界已无异议（彩页2 图11）。户部龙仅二十文一种， 其制作时地说法不一。事实上， 这是在民国六年（1917）， 武昌造币厂以光绪二十九年请日本代刻“户部” 模具中未使用的二十文铜元改刻而成⑧。
“光绪” 年号的“直” 一文（ 图12）， “大清铜币” 中心“直” 的二文、五文、十文及二十文铜元则是造币总厂落成后由其颁布的祖模进行生产（图13）。可能祖模耗损后各分厂自行重刻， 造成细部差异而有所谓的“部颁龙” 与“地方龙” 之分。其中直二文为样币， 没有发行（ 图14）。
下列北洋银元局开铸后各年度制额明细表数据中， 光绪二十九年及卅年为津海关资料；另1906-1910 年间， 英国驻华领事曾向伦敦外交部呈报中国各省造币厂制额， 系各地领事洽请当地官方提供资料， 因辛亥革命而中断， 经比对部分与美国造币厂年报（U. S. Mint Report， USMR） 所载相同， 应皆来自该局⑨。此表以中历为准， 民国成立后， 各级政府始改用西历。币制整顿后， 津厂产额统计并入总厂。
1. 银币约25 461 841 枚（3.73%）， 铜元657 404 779 枚（96.27%）， 合计682 866 620 枚（100%）。
2. 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一年（1904-1906） 造壹圆银币为二十九年版， 约5 110 675 枚。宣统元年生产的应为三十四年版。
3. 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1903-1904) 所造铜元为“户部光绪元宝”， 三十一年为“北洋光绪元宝”，三十二年起为“大清铜币” 中心直。各版确实衔接日期， 无从查考。
4. 铜元滥造的高峰是光绪三十一年， 北洋银元局产额的高点是次年。年度产量表也说明因“制钱缺乏， 民生为苦” 制作的北洋零用一文是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发行， 总数2 297 万枚。这未标示纪年的小铜板， 产制年代得以明确。据1905 年度之美国造币厂报告， 津厂厂长表示受指令制作一文制钱并且已完成， 其描述之设计与北洋零用一文吻合， 即模具在光绪三十一年制妥。
宣统二年（1910） 起， 总厂分厂两者的产量合并计算， 未列出。以此结算， 津厂开办至宣统元年止的七年间， 计出银币25 461 841 枚左右、铜元657 404 779 枚， 总数超过6.8亿枚。经初步比对， 上表数字与现市面各版银铜元能见度尚称符合， 由于所造铜币形式众多， 请参照图8-14。
庚子事变后， 天津市面动荡“银根枯竭、钱业疲累”， 设局造币既可纾缓通货缺乏， 也可杜绝私假劣钱。据津海关年度报告， 开铸之际因该埠宝银、银元等“往年系出口比进口多二三倍”， 发行的铜元“不敷市面之用仍需多加机器”， 随即因日俄战争（按： 1904 年2 月─1905 年9 月） 进口现银大增反较出口为多。光绪三十三年， 因当十铜元滥发， 制钱几近消失， 先前禁用的私钱， 多由火车运往东北。原本每百枚可换银元1 枚， 年底时跌至150 枚； 物价飞腾， 无论所得为铜元的工人或以银为薪水者皆受累至深。次年铜币“已见大加整顿， 现时平至125 枚矣。其功在一面将私贩铜元入口之人获拿惩办； 一面令铜元局暂时停铸， 至能平检尔。今银洋一元合铜元125 枚之市， 铜元局业已仍旧开炉鼓铸矣”。经比对各年产制状况， 与海关报告描述一致。关册中之“铜元局” 即津厂。
年度产量表也说明因“制钱缺乏， 民生为苦” 制作的北洋零用一文是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发行， 总数2 297 万枚。这未标示纪年的小铜板， 产制年代得以明确。据1905 年度之美国造币厂报告， 津厂厂长表示受指令制作一文制钱并且已完成， 其描述之设计与北洋零用一文吻合， 即模具在光绪三十一年制妥。
考查铜币大臣陈璧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八（1907 年6 月18 日） 奏折上记载自二十八年六月开办至三十三年三月底止， 四年十个月间计制造“大银元5,711,901 元， 二角小银元152,091 枚”、铜币四种“共折合当十铜元682,180,520 枚”。上表的大银元至三十二年累计约511 万枚， 差异不大， 足见外文资料来源可信。奏折中历年造银铜币“共得余利银1,934,631 两” 有余。余利支出中， 公积抵款最巨， 约41%， 其次在教育及医疗部分占29%，建造武备学堂及淮军军火等22%， 花红4.94%， 剩余用于劝业会所等为3.1%， 运用尚佳。
铜币大臣陈璧的奏折中， 此时已改名直隶造币分厂， 计厂房140 间、办公及库房住房84 间， 设备甚多而造币最主要的印花机有39 架； 造币机数量颇多， 产能是“每日可铸银元一万一千余元， 当十铜币六十万枚有奇”。与广东钱局开办时， 每架造银元机每日二万五千枚及造铜币机器每日三万枚左右相比， 效率似乎不高。
北洋银元局筹建时以旧机搭配新机， 其旧机为机器局购自英国格林沃铁厂（Greenwood& Batley）， 但新添设备来自何处无明确记载。然而自壬子兵变（1913） 总厂遭焚毁后， 次年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列之《天津造币总厂原有机器统计表》⑩可见端倪。按银元局并入总厂后一度停摆， 因总厂被毁乃利用其旧址复办， 再改称“西厂”， 专造铜币。该表中剔除已在东厂及由东厂移至西厂、焚后修成移至西厂部分， 择取“西厂购来”、“已用十年，现在西厂” 进行梳理。发现前者自购的， 有未注明厂牌因压力不足装箱不用的小印花机8架； 后者已在厂十年， 意味光绪三十年 （1904） ———开办初期即在银元局的有 “日本作山铁工所造” 小印花机8 架、及广东调用的英国喜敦厂（即伯明翰厂） 造小印花机3 架，计11 架； 另“天津北洋制造局” （应系北洋机器局） 移交之德造中型印花机3 架、英国格林沃造一文制钱小印花机10 架， 或因老旧或因压力不足， 此13 架均未使用。两者合计32架， 其中21 架没有使用， 依据此表， 操作中的小印花机仅11 架， 即日本作山铁工所8 架及英国喜敦厂造3 架。
同时编列之《从鲁闽豫运来机器统计表》内， 山东济南铜元局在光绪三十三年底裁撤，设备并入津厂的有日本作山铁工所造大型印花机2 架、德国造中型印花机4 架（另有8 架在东厂）， 计6 架。闽豫两厂的设备， 均移交东厂。以上各式机器产能分别是： 作山铁工所大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大银币1 800 元、小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铜元3 500 枚； 德国中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半元银币2 200 元； 英国喜敦厂小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铜元3 500 枚。津厂光绪三十年前后之机器合计共36 架、使用17架， 机器数量与奏折接近。按大型印花机亦可用来制造二十文铜元， 符合“每日可铸银元一万一千余元， 当十铜币六十万枚有奇” 之数。
其余设备多为英国品牌， 亦有美德日及国造， 许多机器封存未用； 除不堪使用者外，显然是滥发铜元造成设备的闲置。承接之原机器局之旧机具“残缺太半”， 多数未用。
三十一年（1905）， 直督袁世凯以“现在直隶各省制钱愈缺， 亟应推广行使”， 饬银元局设北洋铜元兑换局及由北洋官报局印造面值伍拾枚、壹百枚及伍百枚的当十铜元官票三种， “使远近商民既便取携， 复无亏折， 以济钱荒而维圜法”， 用以在直隶地区通行的省钞。
由于民间习以制钱“文” 为行用单位， 故铜元票正面再加盖硃戳“准抵足制钱□□文” 字样。然而铜元生产已达高峰， 次年更加泛滥， 当十铜元票随即停印， 发行不广留存有限（图19）
造币机构名义发行纸钞的情况罕见， 以银元局发行论枚计值的铜元票， 似仅此一家，其他如湖北银元局发行的是制钱票及银元票、四川铜元局发行铜元票。
泉界中有谓北洋银元局是接替北洋机器局， 此说有盲点。按北洋机器局原名天津机器局， 同治六年（1867） 正式开局， 光绪二十二年以其规模宏大， 负责供应华北甚至于东北地区军火， 此名不能反映实情而改称北洋机器局。庚子事变被毁后无法原地重建， 乃于山东德州觅地另建新局， 全名北洋机器制造总局， 简称沿用原名。
北洋机器局存在天津的期间， 于光绪十四年（1888） 及光绪二十二年（1896） 至被毁前， 生产钱币六个年度， 其中最后五年是附设局内的铸造银洋所小批量造币。也就是说，担任华北国防重责的机器局在33 个年头里， 造币事业仅是小配角； 重建于德州的北洋机器制造总局才称得上北洋机器局的恢复。北洋银元局成立时， 命名铸造银圆总局， 亦称“总局” 自有其缘由， 若谓前身是附设机器局内的铸造银洋所， 则属合理。想必是为便宜行事，银元设计与北洋机器局银币相同， 因而被误成是其延续。
津厂并入总厂后， 除称西厂外， 亦有“老厂” 之名以别于设置稍晚的东厂。由于专造铜元， 也常被称为铜元厂、铜元局， 称呼混淆， 两厂合一后式微。民初局势动荡， 总厂地位逐渐低落； 东厂也造铜元后， 西厂功能渐失停办。民国五年（1916） 北洋政府财政部在银元局旧址成立炼铜厂。据民国十九年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编》， 西厂旧存大小印花机尚有8 架， 由精勤工厂保管。全面抗战前冀察绥靖公署改造币厂为修械所后， 西厂成为材料处。
目前该址为天津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 已无昔日风貌（图15、16、17、18）。
（本文银币、币模及铜元票图片由北京诚轩公司提供， 铜元部分由上海周沁园提供， 特此申谢。）
注释：
① ⑦ 北洋机器局造币始末， 请参阅《中国钱币》2014 年第三期及2014 年第五期拙作。
② 所谓“银圆”， 泛指近代圆形的机制银币， 特指重库平七钱二分或26.7g 左右的“壹圆” 银币， 俗省作银元； 由银圆一词派生出的货币单位“圆”， 亦俗省作“元”。而中国传统的用银标准是“两”，清政府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 《马关条约》规定的每两重37.31256g 为准通行全国， 称“库平”，一般简化为37.3g。
③ 大阪造币局100 年史编委会： 《造币100 年》， 1971 年， 第120 页。
④ 刘辉主编： 《五十年各埠海关报告1882-1933》册五， 中国海关出版社《海关十年报告》重印本，2009 年， 第202 页。相关记录系载于津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受八国
联军战乱及占领后成立都统衙门影响， 此报告描述较为详尽故完成及出版日期为1905 年， 得以记录银元局产制状态。按金银本位时代， 各国造币厂均接受民间备料代造金银币。
⑤ 梁启超： 《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宣统二年）： “铜元之滥觞何自乎？ 光绪二十八年冬间， 天津市面银根紧而起恐慌， 其时袁世凯为直隶都督， 谓此为钱荒所致， 于是始铸铜元以救之。———需求日盛，官局所铸， 几乎应接不暇， 仅阅两三月， 而铸出者， 数千万枚， 获利百数十万两， 世凯骤获此意外之利， 喜不自胜， 以为此源可以意挹之不竭， 益日夜鼓铸， 不遗全力。……利之所在， 孰肯相让， 于是争先恐后， 百事废置， 而惟铸铜元为务”。
⑥ 李建清： “户部光绪元宝铜元铸局考略”， 《湖北钱币专刊》总第七期， 2008 年。
⑧ G. Ros： “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N.C.B.R.A.S.， Shanghai， 1917。作者为意大利驻华参赞，热衷收藏中国钱币， 此讯息来自武昌造币厂厂长。因非本文范畴， 详情另行撰述。
⑨ Richard N.J. Wright： “China-Mintage Figures 1906-1910”， T’ung Pao， Vol.2 No.2， 1976。作者理查·伟德， 英国人， 杂志中文名为《通宝》。原资料档案编号PRO Ref： FO-228-2203。现应已转存英国国家档案馆（TNA）。
⑩ 张俊英： 《造币总厂》，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第193-204 页。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