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观专栏：朱悦 | 社交媒体与激进参与：对综述的综述

作者简介：政文观止Poliview特邀作者，华盛顿大学职业法律博士（J.D.）在读，中国社科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中心研究员。

观今日事，罕有人再轻视社交媒体在形塑激进参与中的重要作用。远起纷扰阿拉伯，近至东南边陲，如何表达、观察并理解社交媒体于时势事局之影响，进而因循引导之，已成各地各方关注焦点。学界也不例外：无论是针对阿拉伯这一典型案例的深入探究（例如，Tufecki和Wilson，2012），还是综述性质的探究（例如，Boulianne，2009），均已收获超过四位数的引用。尽管有趣却未有终局的问题仍有许多，现有成果，数目亦堪称浩瀚无垠。

文牍漫泛之下，综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过，与这一题目的重要性、关注度及产出“井喷”之势相衬，相应综述的数量，同样在迅速上升：一方面，每年均有不同学科综述刊出；另一方面，综述的“口径”也越来越细。对众多综述作一整理，由此尝试理出相应研究之脉络，逐渐堪为值得尝试的工作。这也是本文主旨：对“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激进参与”这一题目，以下拣选2015年来发表的九篇着眼各有差异的综述性论著，并加以分类、简介与简评。

叙事之鸟瞰：乐观、悲观与折中

面对相似情境，基于不同视角，学人常以截然不同方式探究、整理并叙述社交媒体对激进参与的效应。对此，Kidd与McIntosh指出，相应叙事可以分为三类：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以及结合二者的折中主义（2016）。初看之下，选取何种叙事类型，与研究这一题目的关联并不紧密。然而，鉴于乐观者与悲观者间差异实在明显，辨析确有必要。此外，一旦涉及实践，考虑到现有成果的纷繁，及现实之复杂，基于何种叙事理解现实，或有实质影响。

乐观者相信技术的力量与用户的创造性，并强调以下美好愿景：社交媒体足以动员众多个体承担高额成本，纾解搭便车难题，进而迅速响应社会需求、创造社会尚缺的公共品。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合作、分享等素养相应提升。Howard列举了众多实例：借助社交媒体，部分治理失败地区民众得以汇总灾后生存状况，绘制详细地图，与掠夺者抗争，甚或自行建设治理机构（2015）。在乐观叙事下，参与时常缺乏领导这一争议特性，并非缺点。

悲观者并不认同社交媒体崛起可能带来根本变化：激进参与仍然需要密切关联的纽带，以及精心设计的议程及叙事，在社交媒体广布之前，这些因素已然存在。确实，社交媒体可以促进诸如点赞、转发等低成本的参与方式，然而，这些参与，未必如乐观者所设想般“翻天覆地”。最后，相比个体用户，在开发、运营或控制社交媒体方面，政府及企业通常具备更大的影响力。上述主体手中的社交媒体，未必会以符合乐观者浪漫期待的方式发展。

Kidd与McIntosh同时批驳了两类叙事，并为折中主义鼓呼。在他们看来，两种叙事都有所夸张，证据也不完全充分。主张社交媒体是参与发生的根本原因，确实忽略了其它重要因素；即便如此，在参与实践中，田野受访者普遍认可社交媒体有其珍贵作用，包括实时传递信息、组织个体、联结地区内外信息资源，等等。乐观者与悲观者的故事必须彼此结合，才能客观反映全景。概言之，研究者当准备好应对这一问题可能蕴含的复杂性。

元分析下的结论

乐观者悲观者间的分歧，折射出以下事实：同样针对“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激进参与”，因研究地域、指标选取及分析方法等方面可能存有的差异，彼此结果在幅度，甚或方向上，时常存在不易弥合的差别。面对这一境况，元分析成为整合领域研究、发掘稳健结论的重要工具。Boulianne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继开篇已经提到、颇多为后来者引用的综述后（2009），她陆续发表的后继分析，又揭示了相关研究的许多微妙侧面（2015；2018）。

在2015年发表的文章中，基于对36项研究、170个估计系数的考察，Boulianne揭示了以下两组典型事实：一方面，确实，超过80%的研究认可社交媒体对参与的正面作用，有66%的研究在0.05水平上显著。另一方面，以下结论，则颇有几分尴尬之意：显著性多发生于截面数据研究；在数据相对优质的面板数据研究中，显著比例仅有57%，若限定至0.05水平，则上述比例进一步降至26%。同时，即便系数显著，影响效应得大小也有争议。

尽管如此，2018年发表的元分析，为主张社交媒体效应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其中，Boulianne援引了基于澳大利亚、中国各地区及美国等地的研究，总计243种。结果显示：21世纪以降，社交媒体对参与的影响系数大小，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这既佐证了社交媒体的能量，又提示研究者，相应问题有随时间流逝发生显著变化的可能，未必有不易之论。此外，分析还发现：在反映互联网自由程度的多种指标与影响系数间，暂未有显著相关。

另一值得关注的元分析，来自Skoric等四位学者（2015）。政治参与之外，他们的研究还涵盖了社交媒体对公民参与及社交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涵盖116对相关。相比后两类参与，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可谓最为显著，亦即，系数呈现显著的比例最高。作者同时指出：不同地域的研究结果，彼此未必能够简单外推。具言之，在这一题目上，以美国为对象的研究很多。相比它国研究，这些研究呈现显著的比例更高，系数平均而言也更大。

对因果性的渴求 

元分析固然有用，不过，堆垒设计并非足够严密的研究，未必能够替代精心设计、指向因果关联的分析。这一问题上因果识别的缺乏，已为不止一位学人诟病：如Boulianne所述，“（至2015年）少有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全无研究应用实验设计……因此，我们并不知晓社交媒体与参与间的因果关系”（2015）；如Zhuravskaya等三位学者称，至今，识别社交媒体与政治行动间因果关联的研究“几近于无”（Zhuravskaya、Petrova和Enikolopov，待刊）。

Enikolopov等三位学者对俄罗斯社交媒体VK与各地抗议的分析，是寥寥因果研究中的代表（Enikolopov、Makarin和Petrova，2019）。VK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生创办，传播亦源自该校。各地就读国立大学的学生数目，因此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的应用。历经各种相关检验，原文发现，学生数目可作为政治抗议的理想工具变量。结论大致如下：社交媒体并未降低政府支持，但便利了抗议者协调组织；总效应上，社交媒体导致抗议数目显著上升。

尽管议题未与本文完全重合，Manacorda和Tesei对非洲各国的研究，同样值得社交媒体研究者借鉴（待刊）。其中，因变量是抗议参与，自变量是移动网络的覆盖率。识别所取工具变量堪称精彩：当地发生雷击的频率——既显著影响移动网络的覆盖，又难以通过其它渠道影响抗议。结论不仅支持移动网络对抗议的正面效应，还识别了两种因果渠道：个体对经济恶化态势更加敏感；个体更易追随邻人抗议。这与社交媒体的影响机制高度相似。

以上研究极具匠心。不过，这两种工具变量是否能够在其它场景中效仿，有待嗣后观察。VK的起源有其独特之处，通讯技术的发展，也将导致雷电或类似工具识别效果的削弱。此外，倘若针对更具体场景中个体的决策——这一点常常更贴近实用——而非社交网络在总体层面上对参与的影响，既然，处理网络结构差异及其对个体策略选择的影响绝非易事（例如，Chandrasekhar、Larreguy和Xandri，待刊），寻找合宜识别策略，仍然相当困难。

深化方向之一：异质性 

反复检验影响是否存在及幅度大小之外，有众多研究由其它角度深入相关题目。最普遍角度之一，是在各个维度上引入异质性。其一，参与最激进者多为年轻人，因此，年龄层面影响的异质性，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其二，个体其它特征上的差异，同样可能与社交媒体的影响相关。之中典例，是个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最后，除开个体特征，社交网络本身的结构如何，同样会形塑网络的影响力。在异质性这一点上，后续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有关“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参与”，现有结果数目，已经到了可以单独施行元分析的程度。由Boulianne和Theocharis对相关题目的元分析来看，社交媒体的确显著了影响年轻人的政治参与（2018）。具言之，在主要针对18-29岁青少年开展的106项研究中，有约81%估得正向并且显著的系数；平均而言，这些研究发现的影响幅度颇为可观。此外，无论是对网上联署等在线政治参与，还是抗议等激进的线下参与，社交媒体都有类似的正向影响。

纷繁个体差异之中，“个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是学人兴趣的又一集中点。Boulianne较早论述了区分用途对理解社交媒体影响的意义（2015）。不过，由于能准确测度用途的数据集质量通常较好，即便纳入使用变量的研究显著的比例更高，也未必能论证加入相关变量的意义。Skoric等四位学者的元分析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2015）。基于对不同用途的细致区分，他们发现：截至当时，仅有“获取信息”及“表达”两种用途呈现较为可靠的正向影响。

最后，不同的网络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可能彼此迥异。把握这一维度的工作远未完善，不过，部分观察值得深入挖掘。典例之一，是Josh等七位学者归纳的“关键边缘”概念（2018）。以土耳其及西班牙等多地抗议中的社交网络为例，虽然，即时信息仍然主要由少量中心节点流向大量边缘节点；然而，即便只移除那些连接最少、因而处于边缘的节点，也会导致信息覆盖面减少一半。类似运动缺乏核心领导的特点，很可能与类似网络结构有关。

深化方向之二：因果机制

深化影响类研究的另一路径，是猜想、分析并验证影响传导的机制。与前述部分研究一致，各综述均公认以下两类渠道：社交媒体有利传递信息；以及，社交媒体有利参与者间的协调（例如，Josh等，2018；Zhuravskaya、Petrova和Enikolopov，待刊）。前一类别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促进社会状况——尤其是负面状况——的扩散；二是激进参与一旦发生，社交媒体有利参与者间便捷高效地传递信息（Zhuravskaya、Petrova和Enikolopov，待刊）。

信息方面，除反复验证现有结论外，相关研究，正逐步指向以下三类方向：其一，与前面提到、对网络结构之影响的旨趣彼此交织，观察并研析抗议中信息在节点间流动的模式，可能是深刻理解本文题目的关键（Josh等，2018）；再一，衡量信息的指标也在不断细化，既要关注信息的数量，又要关注信息的质量（Josh等，2018）；又一，在理解信息流动的基础上，借鉴“阈值参与模型”等经典模型，在信息收发与参与策略间建立系统的理论。

信息渠道与协调渠道并非截然分明：实际上，社交媒体促进协调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便是推动即时信息的快速扩散。譬如，无论是灾后统计还是抗争冲突，供用户标记特定类别目标的移动应用，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oward，2015）。再进一步，社交媒体可以快速强化身份认同、进而促进共享特定身份者一致行动。相应认同包括且不限于性别、种族、宗教、意识形态观点、职业，等等（Josh等，2018）。这一更为细致渠道，同样有钻研空间。

最后，常与协调机制密切相关，激发个体情感，可能是社交媒体促进激进参与的“第三种渠道”（Josh等，2018）。实践中，用户通常并非依据信息理性决策，而是在情感驱使之下，鼓呼或折辱特定观点，捍卫或动摇特定制度，并与时常存在的对手相对抗。将“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中社交媒体上的高频内容摘出，其中多是类似“公司之奴隶”或“愚蠢的占领”的情感宣泄。后续，若与自然文本处理中的情绪分析进一步结合，这一渠道，或将得到更多确证。

结语与展望 

本文归类了2015年来围绕“社交媒体与激进参与”主题的九篇综述性研究，并分别作了简单述评。概言之，有相当数目综述聚焦于确立社交媒体的正向影响；并且，其中尚有不少值得考究的微妙发现；之外，大部分研究仍滞留于相关层面，离因果性有距离。不过，整体而言，认可社交媒体在这一层面的影响，当与繁多材料最为相符。大量学人从异质性及机制两个角度深化对社交媒体影响的探讨，每一角度之内，又有更多尚待强有力进展的小题目。

必须承认，收束并整理繁多研究极其困难，以上叙述，远远不能反映这一领域的全貌。譬如，最为扰人的问题之一，是“参与”这一概念本身难以精确界定。自简单的转发信息到伤亡颇大的冲突，相应研究涵盖的内容，几乎令人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尽管，本文讨论主要集中在发生于线下、且较为激进的参与，主要包括抗议、抗争甚至暴乱，等等。然而，由于相应研究本身覆盖的广阔，以及各地文化制度等层面的差异，对概念的探讨后续仍需精进。

还有其它要点需要补充。伴随领域内研究方法及资源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讨论，甚至可能已经过时。比如，伴随网络理论的迅捷发展，上述有关网络结构的内容，时效性或许并不强。大数据的颠覆性力量同样不容忽视：诚然，在现有研究中，争议相对较大的调查数据占了多数；不过，伴随施行实验的条件日趋成熟，以及获取高频数据——既包括网络结构，又包括信息数量，甚至可能反映信息数量——的可能，将有可能出现可信度极高的研究。

各项保留不会减损这一领域研究的价值。现实中，相应分析的价值早已外溢于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之外，而为更广袤领域内学者所吸收。最为直接的应用之一，便是“内容治理”的日趋精细：准确理解社交媒体上个体行动的模式，以及各式内容与网络结构对相应行动的影响，是“有的放矢”加以治理的前提之一。就更一般的层面而言，领域内衍生的众多思路，及发展出的诸多工具，亦可持续为关心其它网络规制议题的研究者所借用。

参考文献

前述九篇综述以“*”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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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ravskaya, Ekaterina, Maria Petrova, and Ruben Enikolopov.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Forthcoming,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审读：杨端程

编辑：郭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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