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研究，当从时空背景下的案例出发
问：除了质量上乘，比较历史社会学领域的优秀作品都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基于特定时空的具体分析。
James Mahoney以这种问答的方式作为其在《轨迹》（美国社会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的机构通讯）中“主席寄语”的开篇。正是因为对特定时空的关注，比较历史社会学得以成为了“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领域。总体来看，Mahoney认为这种品质可以衍生如下五种优势：有关细节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有助于产生新的理论；对过去的细致研究能够给予今天及未来以经验教训；对过去的研究可以为今天提供规范性启迪；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寻求特定结果的原因而非泛泛地关注总体中的平均效应。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国内政治学界出版了不少优秀作品。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以飨读者。除了敏锐的思考与深沉的笔触，它们无一例外地符合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设想：基于特定时空的具体分析。
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著作——《中国政治认识论》，这是一本“护卫性而非基于某种理想制度的批判性”研究，同样重视的是“如何看”、“怎么办”之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关怀。相较于其他中国政治研究的著作，《中国政治认识论》最大的创新之处可能在于将中国政治的发展纳入到了世界政治结构的演化这样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予以考察，即作者所强调的世界大历史和国际大空间。进行简单文献回顾不难发现，那些国际关系中被引用最多的经典著作，其中绝大部分关切的核心在于现状性结构而非过程性结构。也就是说，他们极少关注世界政治体系的来源与过程。因此，围绕现状性结构而形成的“三大主义”的本质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与白人优越论。这种具有知识社会学性质的历史分析是极有必要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来源于一种文明体系的制度文明是如何被包装成“普世价值”的，同样可以为我们理解真实的世界提供有力的抓手。而“世界政治体系”等原创性知识的诞生表明，如今的中国学者至少已经开始努力挑战那些里程碑式的巨擘。
“尺度决定态度”。杨老师十余年来一直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研究中国政治，或者说是将中国政治当作比较政治学中的最大案例去研究，由此得出的关于中国政治的看法大不一样。在世界政治体系中，从大清帝国到北洋政府再至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国家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在结束百年危机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时代。不同于传统教材仅仅着眼于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组织结构或运作过程的描述，《中国政治认识论》在分析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同样实现了理论构建，如超越“自由主义民主”话语而提出的“可治理的民主”、“民本主义民主”以及“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等等。这样的理论构建是极有必要的，因为如果缺乏了属于自身的理论，中国所实现的一切成就在许多人看来就永远是错误的。例如在讨论中国模式时，无论是将其归咎于“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板块的联合体，还是称之为“韧性威权主义”，抑或是颇为含糊的“北京共识”，似乎都很难真正摸清中国这头“大象”。然而理解中国模式，必须把执政党作为理解这个模式的核心关键，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为理解这个模式的切入点。理解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逻辑，我们就完全可以在中国革命经验的传统中进行经验概括。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集中制”显然就是一种中国模式最好的总结。民主集中制既是一种组织形式与运作形式，同样是政体。在以民主集中制为轴心的权力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正是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体现在中央-地方关系中的“政治单一制与经济联邦主义”、政府-市场关系中的“强发展型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统合主义”等各种权力关系。新的认识不仅为读者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新的视野，同样为政体类型学提供了新的概念成员。
有豆瓣网友将这本书的内容视作“常识”。然而现实世界中匪夷所思之事很多，诸如拿一种观念去衡量历史文化、文明基因完全不同的政体，等等。因此，能够“回到政治常识”而不是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找不到方向，于学者而言既是基本要求也是重要挑战——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是否忘记常识，能否发现常识。
常识是，一个关乎13亿多人口的政治决不能迎合任何简单化的理论。
十五年前，杨老师是当时国内政治学界最早一批接触新制度主义的学者，正如其早期作品《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前言中所坦言：“我开始‘迷信制度’，甚至是‘崇拜制度’。”在对“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现场进入式观察”以及中外历史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杨老师在制度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少优秀成果并提出了颇具新意的制度变迁的SSP范式。在那个中国政治科学刚刚起步的年代，这些成就实属难得，即便仅仅立足制度研究，杨老师已经算是成功学者了。然而，他对学术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停歇。此后，他的研究关切遍及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比较政治以至对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反思与重建，并且在每个领域与节点都留下了重要的成果，如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反思、民主政治社会文化条件：同质化条件、世界政治体系等等。这些研究无不基于特定时空的案例研究与比较分析，也正是这些“真知识”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给予了实质性启示。
同样作为教材，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副教授的《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在每一小节的开篇也是以一些看似常识性的提问展开的——“为什么欧洲人长高了？”、“为什么日本人的幸福感下降了？”、“为何苏联要生产过时的计算机？”、“为何现在的阿根廷远远落后于美国？”等等。通过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黄老师通过亲切的语言娓娓道来。在“回到经典”和“超越经典”的交织中，作者围绕个体、阶级、国家、制度四个视角向读者们介绍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脉络。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科，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17世纪欧洲现代国家建设的起步阶段。从17世纪到19世纪，政治经济学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在这个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涌现了斯密、李嘉图、密尔、马克思等一大批政治经济学大师。但在1871年前后，边际主义革命发生了，新古典经济学以效用学说取代劳动价值学说，以边际分析替代历史陈述作为研究方法。马歇尔之后，经济学逐渐取代政治经济学。时至今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大多数是在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正如之前我们推送的James Robinson的书单一样，其中绝大多数的文献已经被数据与公式覆盖了。由于朝向数理化和部分均衡分析发展，经济分析普遍走向个案分析，着眼于有限选择的效益计算，并严重地脱离政治经济学。黄春兴在《当代政治经济学》中认为，经济学的狭隘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论题选择”和“条件严谨陈述”的挑战，同时研究者可能看不到数理符号之外的经济问题，封闭的学术社群也会出现自我复制。
在国内，除了规模庞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经济学内部也存在一批从事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当然，他们也几乎完全数理化了。然而在政治学内部，政治经济学以更加“古典”的方式展现出来。最早系统引入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当属如今就职于浙江大学的朱天飚教授，其《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在国内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朱老师的得意门生，黄老师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尊师希望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愿望，《政治经济学通识》的出版也必然是充满激情、热爱教学的朱天飚老师乐于看到的。
有豆瓣网友评价《政治经济学通识》“讲的知识确实好，就是夹带私货太多，动不动黑自由主义者”。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这所谓的“夹杂私货”让这本书更加闪现了智慧的光芒。在行为主义浪潮席卷半个多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存在意识形态的，即便研究方法做到科学，其预设背景、理论预期却永远无法做到中立。况且，曾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华盛顿共识，又怎能说不存在意识形态呢？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挖掘真正的知识。在《政治经济学通识》的诸多案例中，最令人振奋以及最具原创性的可能当属黄老师对巴西“经济奇迹”终结的思考——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巴西在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化水平、国际投资总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展现出了举世瞩目的进步。然而如此成就并没有让巴西普通民众收益，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巴西与其他拉美国际一样纷纷陷入经济危机。到了90年代，其经济水平已经被后来者居上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超越。通过这样的案例，黄老师开始重思新制度经济学奉为圭臬的产权制度。在存在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巴西政府强调对产权的保护固化了原有的贫富分化，使巴西出现政治议题的极端化、收入分配的权力化、产业结构的畸形化和经济增长的债务化等问题。在非常态的激励结构下，政治家、企业家和民众都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巴西的“经济奇迹”也难以持续下去。
如果立足方法论视野，这种做法其实是通过“因果过程观察”（causal process observation）对既有理论进行反思与重构。例如，Boix（2003）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揭示了不平等与民主转型/崩溃的关系，虽然二者的理论预期不同，但其核心无疑都是围绕再分配机制而展开的。然而，Haggard and Kaufman（2012）以及Slater etc.（2014）等研究通过历史细节挖掘发现，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民主的再分配动力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因此，以历史和案例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成为了检验和生成理论的重要工具。而在有关大国技术竞争的历史经验启示的讲座中，黄老师展示了在“后《国家与社会革命》年代”——比较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纷纷从横向比较转向纵向演进——案例的跨时空比较同样可以实现系统严谨的研究设计，并通过正负面案例的结合以及案例内比较而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个人认为，黄琪轩老师对大国技术竞争的历史比较（虽然尚未正式发表）以及叶成城老师对欧洲现代化的系列研究，可能是如今国内青年学者中系统应用比较历史分析最为优秀的作品。
最后一本书是上海师范大学李路曲教授的《新加坡道路》——很显然，这是一项更加纯粹的案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关注新加坡模式，而对新加坡的研究同样是李老师的学术起点，其本人也是历经一条“从一国研究到多国比较，再到理论与方法，最终将理论与方法与一国研究或多国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在对“新加坡模式”的总结中，作者认为该模式大体有如下特点：充分利用了殖民遗产，尤其是在经济、法治和行政系统中有更多的传承，在这些领域中高度开放，逐渐建立起了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高度法治化的法律体制和高效廉洁的行政体制；在政治领域中，一党长期执政、实行强国家的治理，同时也逐步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选举制度；在个人权利方面，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尤其是经济权利高度自由，政治权利则受到限制，但在日益扩大。
具体而言，《新加坡道路》是国别研究和案例为基础的比较研究的结合。说它是国别研究自然不难理解，在构成此书的二十个章节中，作者对新加坡的社会结构、殖民历史、族群构成、宗教文化、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予以了详细论述，因此通读此书我们可以对新加坡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而作为以案例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我们则不得不从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属性出发。在学科定义上，萨托利和利普哈特等人都在方法论的层面予以界定。的确，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唯一以方法而非实质领域为划分的二级学科。然而，这只是认知的第一步。事实上，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之日起，学者们对外国的比较最终还是为了反思本国。例如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虽然一直在讲述美国故事，但字里行间却时常将美国与他的祖国法国进行比较。而阿尔蒙德领衔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其初衷更是为了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新加坡道路》一书看似是对新加坡一国的研究，但从中则全然浸透着比较的视野以及对中国的关怀。正如前文所言，一项好的眼里研究不应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而应当在学理层面予以反思。
因此在《新加坡道路》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老师对“体制内”民主化思考：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未发生政党轮替的前提下渐进且有效地将本国的民主与治理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不同于“体制外”的政党轮替，“体制内”民主化这种结构性替代更加开放和多元，不但受到更为复杂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应对这些因素的制度也更为开放和多元。新的制度和新的环境不停地发生交换，进而产生差异化的新的结构性替代，最终导致转型不一定会带来剧烈的、断裂式的变迁。这种民主化范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抑制转型所带来的无序或暴力，保持治理绩效；执政党无须因担心失去执政地位而过度地打压民主力量，可以较为主动地推动民主的进程；这对于各种政治力量来说是一种共赢的结果。事实上，这种比较研究其实也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而通过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比较，李老师发现，两国的改革都保障了国家的稳定性和现代性，在市场化快于民主化的次序中，两国都是先进行政治理性化建设，然后是理性化和民主化并进。这当然也可能存在一些隐患，如传统的经济体制、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对进一步改革的潜在阻碍等等。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已经诞生了无数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在非洲也有源源不断的西方学者进行实地调研，反而是基于东南亚所形成的政治学研究鲜而有之。比较政治的东南亚研究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影响，很多更偏向人文一边，从而导致光谱另一端的“科学”型研究并不多见。近年来，这一趋势得到了改变，如Dan Slater在Ordering Power一书中的出色描述，从而将东南亚的历史经验也纳入了政体变迁、国家能力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议题之中。东南亚作为中国近邻，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地区进行更为细致的探索。
在比较政治领域辛勤耕耘数十载，李路曲老师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与比较分析，避免了学术的夸夸其谈。而他主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集刊，自筚路蓝缕创刊而始十余年，亦终迈入CSSCI集刊的行列。李老师生得一副典型的山东人脸庞，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宽厚的性格。他是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虽然当我在山西大学求学时他已离开龙城许久，然而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老师之前的付出为山西大学政治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在那所尊重知识、民风淳朴的百年学府，我不止一次听到老师们对李老师的敬仰。
2019年初，赵鼎新教授的一篇文章在朋友圈传播开来，其开篇即问道：“中国人有能力挑战西方社会学的纪念碑式人物，并且构建超越他们的理论吗？”这些纪念碑式的人物包括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以及摩尔、布罗代尔、迈克尔·曼、蒂利等学者。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事实上当代西方亦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然而在先贤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共性。他们都在关注民族国家形成、资本主义扩张等宏大且最根本性的命题，其研究横跨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绝非是对世界的想象——相反，他们都立足特定的时空，通过案例的分析与比较从而努力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社会科学中最优秀作品的共同品质不断前行的话，对纪念碑式人物的挑战或许只需假以时日。
撰文：释启鹏
审读：何家丞
编辑：吴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