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上海地下党曾向中央请求援助，...

1931年，上海地下党曾向中央请求援助，他们需要解救同志，发展、安置党员等工作，需要一大笔钱。

当时毛主席是瑞金苏区的主席，他收到命令后，举全区之力筹集了120两黄金送去上海。然而，上海的地下党却没有收到这笔钱。

这笔钱不翼而飞，间接导致很多地下党同志的死亡。消息传至毛主席耳中时，他惊怒不已。

1949年解放后，他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让他成立专案小组破解此案。罗瑞卿拿着薄薄两页纸的卷宗欲哭无泪，想要破此案太难了。

1931年，毛主席筹集到黄金后，便下令重铸，铸成了12根10两重的金条。钱的问题解决了，怎么安全地送到上海成了问题？

经过研究讨论后，从瑞金到上海，他们设计了一条复杂，但安全的线路，途经7个城市，由7个人来护送。他们将黄金放在了一个小铜箱中，每个人手中分配一个信物，一支钥匙一把锁。

当前人手中的钥匙打不开箱子，下一个人手中的钥匙方能打开，承运人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

而信物则由林伯渠来负责，他找来木匠，做了7个棋子，每个上面都有特殊的标识，别人很难仿造。因为这7个棋子是“快”字分割而成的，这个“快”是林伯渠自己写的。

一切设计得很紧密又安全，很快第一个人出发了，箱子成功地传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六人手上。

12月3日，第6个人到达了事先约定的地点。他看到有个人走了过来，“劳驾，我找个不懂事的”。他懂了，这是自己要等的人，他将箱子移交给了他，功成身退。

这时的苏区，前6个信物都收回来了，这证明黄金已到了上海。然而，地下党等了3个月拿到钱，消息传回去后，一阵哗然。再清理信物，是了，第七个没有返回。

当时，地下党互不认识，也没留下姓名，这为侦查工作带来了困难，是第七个人坚守自盗了吗？

罗瑞卿和小组成员看着卷宗眉头皱成了一团，他们决定从卷宗上记录的旅馆入手。他们找到当年的旅馆，向老板索要入住人员名单。

但是，毕竟已经过了18年，很多信息已经找不到了。他们没有得到啥有用的信息，虽然急着破案，但饭也是要吃的。

就在吃饭闲聊时，他从一个厨子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厨子听到他们说到松江，就接口说：“他曾经在药店工作。1931年12月1日，他们一个同事来松江买药材，4号才回来，回来后脸色就不对，然后人就没来上班了。后来，掌柜的让人去他家看时，他们一家都消失了。”

厨子的话引起了他的警觉，便问厨子那个同事叫什么，住哪里。厨子说：“他叫梁壁纯，听说他现在浦东，开了个钟表铺。”

罗瑞卿他们听后，立即赶到了钟表铺，说明了来意。梁壁纯苦笑道：“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我被人迷晕了，等我醒来时，人在旅馆，箱子就不见了。”

调查组人员，将信将疑，让他继续回忆。梁壁纯回忆说：“我拿着箱子到了曹家渡码头，后坐了一辆黄包车，箱子我拎着放在身侧。

要上桥的时候后面上来俩人帮忙推车。突然其中一个人蒙了我的脸，等我醒来后就在一旅馆了。”

梁壁纯接着说：“箱子丢了，我一时害怕就躲了起来。”

罗瑞卿他们又找到了梁壁纯所说的旅馆的伙计，伙计回忆说他隐约记得黄包车车牌是3000169。

线索到了这里又断掉了。上哪儿去找劫匪呢？他们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当时他们一行人住在监狱招待所，老监长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

监狱一个囚犯说自己的表哥，曾经在曾家渡拉黄包车。车牌号是3000196，有天突然就发了财，手上搞了些黄金。

他们一听到曾家渡，黄金、这几个关键词，相似的车牌基本可以锁定了。为了取得证据，他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找到囚犯的表哥吉家贵。在吉家贵家发现了当年装黄金的铜箱子。

原来，这次劫案是吉家贵，伙同刘阿古，庄吉第一次作案。这一次就劫到了地下交通员，每人各分了40两黄金。

有了这笔钱，他们三人金盆洗手。吉家贵与刘阿古用这笔钱做生意，刘阿古家还留有这批黄金打的首饰。

庄吉则是个抗日分子，后死于了抗日斗争中。当侦查人员查到庄吉家时，发现了庄吉留给母亲的20两黄金。

至此，让主席困扰18年的黄金被劫案终于告破。吉家贵与刘阿古被判死刑，梁壁纯判刑10年，介于他为党所作的贡献，功过相抵。

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处罚。天网恢恢，疏而不露，人啊最好脚踏实地，不要心存侥幸，做了坏事，就一定会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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