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调鼎与玉成窑

“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呢!”

“千年紫砂,绵延至今;雅俗共赏,文化先行;前有陈曼生,后有梅调鼎。”  上文引文,评说的都是清代宁波慈城籍著名书法家、诗人、收藏家梅调鼎。

前者是现代书法大师沙孟海对梅调鼎书法的高度评价,后者是当代紫砂界对近代文人壶的评价。

除了书画界和紫砂界,一般人对近乎隐世的梅调鼎知之甚少。

梅调鼎(1839-1906),字廷宽,号友竹、赧翁等。据慈溪光绪志记载,梅家的先祖梅宽夫为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调慈溪尉,后摄知县事,率义勇应文天祥而战死常州。“调鼎”取自宋代诗人张耒的《梅花》诗:“调鼎自期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在古代,“调梅、调鼎”均指宰相,说明家族对他寄予的厚望。应试时因书法不合“馆阁体而被拒,从此放弃科举,发愤练习书法,初学颜体,再学王羲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力魏碑,旁及诸家,兼收并蓄,博众所长,融会贯通,刚柔相济,独树一帜。其书风高逸,被誉为“清代王羲之”,是清代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有《注韩室诗存》、《梅赧翁山谷梅花诗真迹》、《赧翁集锦》存世。

梅调鼎嗜茶爱壶,尤其是他题铭的多把紫砂壶被收藏界视为珍宝,在中国紫砂壶史上占有一席位置。

乐天酒诗改茶联

笔者看到梅调鼎手书的两对茶联,均引于古代名《秦权壶》形似砣,寓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所用之权。铭文为:家联句或诗句,可见其爱茶之间一斑。

其一为:雷文古鼎八九个,日铸新茶三两瓯。

此联原作者为郑板桥。一说是他自题故居小书斋,另一说为题浙江省绍兴日铸山。“雷文”亦作“雷纹”,古代“文”、“纹”通用。“雷纹”是青铜器上一种典型的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字形线条所构成的几何图案。“八九”为虚数所指,与下联的“三两”对仗。日铸茶为宋代越州(今绍兴)名茶,“瓯”,原指盆盂一类的瓦器,常被诗人代指茶碗。

从联句中可以看出,雷纹古鼎与茶是梅调鼎的日常生活中的最爱。

另一联为:林间煮茗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

此联典出白居易(乐天)《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诗句:“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描写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诗酒情怀。梅调鼎将“暖酒”两字改为“煮茗”,巧妙地将酒诗变成了茶联,说明他嗜茶而不好酒。

联后有朱、白两鉴:“调鼎”为白印,“字廷宽号友竹”为朱印。一般简介说梅调鼎字友竹,从此联落款来看,他的字应该为廷宽,友竹只是他别号。

梅调鼎应该还有更多手书茶联、茶句,笔者没有看到,无法介绍。

创办浙宁玉成窑

大约在清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梅调鼎出于文人爱好,得到当地和在上海的爱好紫砂壶的宁波同乡的资助,在慈城林家院内(今慈城粮机厂内)创办玉成窑,聘请制壶艺人绍兴人何心舟和王东石等人,主要由他负责设计题铭,也有任伯年、胡公寿等一些上海文化名人参与其中。泥料从宜兴采购,大多是本山绿泥,烧成白中泛黄,脂如玉色,宛如珠绯。产品以紫砂壶为主,另有笔筒、水盂、笔洗、笔架等文房四宝和其它杂件,多数有“玉成窑”、“林园”、“花盆”等落款。玉成窑烧制窑数有限,数量不多,但品位甚高,均为精品。

“玉成”系敬辞,意为成全,用作紫砂窑名,寓意紫砂壶身价不凡,可与美玉媲美。梅调鼎称同好为壶痴、骚人,在一款瓦当造型的《瓦当壶》题诗中,多少说明了他创办玉成窑的初衷:

半瓦神泥也逐鹿,延年本是人生福。

壶痴骚人会浙宁,一片冰心在此壶。

一般认为梅调鼎所铭诸壶,皆为宁波玉成窑烧造,泥料细而色偏淡,但有论者认为,他的代表作《博浪椎壶》粗砂细泥,黝黑如铁,是否同出玉成窑,存有疑问。

造型、壶铭巧匠心

梅调鼎参与制作的《汉铎壶》、《笠翁壶》、《柱础壶》、《瓜娄壶》、《秦权壶》、《博浪椎壶》均造型独特,尤其是铭文书法精妙入神,短小隽永,清新可诵,妙趣横生,独具匠心,体现出高深的文化底蕴。

先看《汉铎壶》的铭文: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既代金,茶当呼荼。

铎是一种形如甬钟的大铃,腔内有舌,可摇击发声。舌有铜、木两种,称金铎、木铎。除作为乐器外,还有两大作用,古籍有 “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之说,木铎用于和平时期的文化宣传,金铎则用于战时军事召集或战场上鸣金收兵。

汉铎即汉朝之铎。第一句是说壶型来源汉铎。第二句“土既代金”点出了紫砂壶虽是陶土制作,但价比黄金,清人汪文柏赠紫砂壶名家陈鸣远的《陶器行》诗曰:“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茶当呼荼”说的是唐代之前两字同用的典故。

这一铭文琅琅上口,意境深远,机巧中不失幽默。

一款《笠翁壶》的铭文是这样的:茶已熟,雨正濛;戴笠来,苏长公。

该壶的造型为戴笠而坐的老者,“苏长公”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尊称。笔者才疏学浅,对此铭文不甚理解。顾名思义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时日,苏东坡戴笠而来品尝香茗。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柳宗元有“孤舟蓑笠翁”的诗句,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小说家李渔字笠翁, 苏东坡爱茶,但笔者在诗文及画作中从没有看到他戴笠的造型与“笠翁”的别号,敬请识者见教。

汉铎壶、笠翁壶为现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唐云所藏时,已失壶盖, 他请当代紫砂壶大师顾景舟重新配了壶盖。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一句关于气象的谚语。旧时老房子屋柱下面均有石质柱础,如柱础湿润冒汗,说明天气将会由晴转雨。梅调鼎与王东石合作的《柱础壶》的铭文点出了这一自然现象:“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

用注茶壶润比喻础润而雨堪称巧妙。

《瓜娄壶》的铭文富有浓浓的生活气息:“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

瓜娄系一种葫芦科圆形瓜类,除瓜可供食用外,瓜子及根可药用,有宽胸润肺、化痰清热的作用。“卢”即写出《七碗茶歌》、誉为“茶仙”的卢仝,寓意饮者都可成为卢仝那样的茶仙。

《秦权壶》形似秤砣,寓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所用秤之权。铭文为:“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

“权”为衡器,桃源卖茶,以壶为秤,堪称奇思妙想。小小茶壶,两句铭文,营造出一种至精至美的文化氛围。这种自然流露出、充满让人想象的意境和妙趣,透露出生活的智慧和幽默,散发出传统文化的特有魅力,生活情趣跃然壶上。

最有意义的当数《博浪椎壶》的铭文:“博浪椎,铁为之,沙抟之。彼一时,此一时。”

该壶的创意和造型源于历史事件张良刺秦王。博浪锥原为一种特制铁器,当年张良遣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惜未击中。铭文的意思是当年铁制的博浪锥用于刺杀秦始皇,如今紫砂博浪锥壶则用来鉴赏品茗,可谓彼一时、此一时也。此铭还有更深的含义:该壶制于清末,时外敌入侵,满清王朝对外软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腐败民不聊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托物寄情,体现了既忧国忧民又无力救国的无奈情怀。酌文撰句到这个份上,足见他的独特匠心与深厚功底。

博浪椎壶原为唐云所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梅调鼎的这些壶铭机智幽默,充满生活情趣,思维活跃,心态恬然自适,与他呆板、近乎迂腐的处世态度大相径庭。

陈曼生(1768-1822)是近代文人紫砂壶的开创者,梅调鼎晚他70年。梅调鼎之后尚未后来人,“前有陈曼生,后有梅调鼎”不失为中肯评价。

孤傲自赏不随俗

梅调鼎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但他没有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也许是科举打击对他的影响太大,与他晚年所用的别号“赧翁”一样,仿佛因害羞而避世、隐世,害怕与官员接触,传说一位同乡受李鸿章重托,转弯抹角请他题字,他写好发现有李鸿章的字号,坚决撕碎了已经写好的条幅。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不肯随俗,身为一字千金的书法大家,不肯折腰于肯出大价钱买字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宁肯固守清贫,孤芳自赏。他曾反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并贴在门上:“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传说他给钱越多越不写,官品越高越不写,反映了他避富避官的内心世界。

据说他的同乡弟子、书法家钱罕(1882—1950),原名钱富,拜师时梅调鼎嫌其名太俗,改名钱罕。实际上功名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要取之于道,无可厚非。殊不知他本人的“调鼎”大名,也是对功名的莫大向往。

“年年年底少青铜,惟有今年分外穷。薪水用残厨灶冷,衣裳典尽箧箱空。”梅调鼎晚年常有断饮之虞,从他的自咏诗中可以读出难保温饱的困境。死时家徒四壁,无钱葬身,只留下几箩长年丢弃的废字和草稿。几位墨友将这些大小不一、真草混杂、风格各别、支离破碎的剩字残篇编成集子,捐钱印制,取名《赧翁集锦》,到上海义卖时被抢购一空。正是这些断简残篇,集中了他各个阶段之书法大观和艺术造诣,被书家视为珍品。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天生我才必有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不管什么行业,将个人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便是成功。梅调鼎身怀绝技,却极度贫穷。地处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地区,如果他有灵活开放的性格,完全可以成就一翻大气象,如与他同时代的同乡严信厚(1838—1907),不仅是一位书画家,还成就为著名实业家。而稍晚于他的国画大师齐白石(1864—1963),中年就到京城卖画,为躲避一些要画不付钱的官员,也曾在大门贴了类似梅调鼎的绝客令:“官与民交,与民不利”,拒绝为日寇作画,避官躲寇,既保住了气节,又使自己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书画艺术得到了广泛传播,是作品存世最多的画家之一。出卖作品、教书育人是很多书画家困难时期的选择,可惜梅调鼎没有这样做,未能搭起施展绝世才华的人生平台。

本文开头沙孟海的话,是他28岁时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近三百年的书学》的一段话,此话前面有他对梅调鼎性格的评价:“梅调鼎是个山林隐士,脾气古怪,不肯随便替人家写字,尤其是达官贵人,是他所最厌忌的。因此,他在当时名誉不大,到现在,他的作品流传也不多。”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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