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容易有心理问题？丁学良：独生子女的父母更不允许失败
核心提示：
1、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个最有名的高校里面，一年级的本科生中至少有1/4的人要经常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严重的后果包括两点，一个是对学习的没兴趣，第二个是对人生的没有兴趣。
2、中国的孩子从出生以后不久，稍微懂事开始，他们的人生大部分都已经被规划了，自己个人的选择的余地很小，这种被安排的压力不仅仅来自父母、学校，还来自很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教育方式和教育体制。
3、广义上的东亚文化、儒教文化重视学习教育，重视父母教师学校的权威。年轻人从小就是被训诫，对于孩子的成功或者一个家庭的幸福，衡量的标准非常单一化，就是变成以数量衡量。
4、如果一个社会已经相当富裕，物质生活相当好了以后，除非他能够接触到比他更富裕且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刺激，否则的话可能人也变得比原来更麻木、迟钝，甚至失去了奋斗目标。
凤凰网香港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笺。近期有一份报告再次在网上流传，中国一所顶尖学府的心理老师在16年公布的他的一份调研显示，这所学府的新生，有三成厌恶学习，有四成认为活着没有意义，甚至更极端的想要放弃自己。其实能进这些学府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万里挑一。这些“学霸”成长过程中也没有明显创伤，但却感到内心空洞，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想要的，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孤岛一样，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这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物质越来越丰富，为什么精神世界却越来越贫乏和苍白呢？相关话题今天节目时间陈笺请来知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来作解析。
越是天分高的学生可能越敏感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丁教授您好，北大心理学健康教育总督导徐凯文博士在16年的一个演讲中，提到了他的一项调查，那就是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认为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这两天相关的文章在网上再次流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这些顶级学府的“学霸”，“好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消极的状态呢？
丁学良：第一个，徐博士的调研，几年以前我在北大的时候他同事们跟我讲过，但不是他本人，而是北大的另外一位做教育学的。我老早就知道这个调查，我没有看到他完整的数据，但是我觉得调查中间把两个层次的问题放在一起，学生在回答的时候，也许他们意识上并不是很清楚：一个是对于学习的兴趣，一个是对于人生的兴趣。这两个兴趣是交叉，但不是一回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第二个，这位徐博士在北大新生中做的调查，我不知道在内陆其他高校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调查，但这种调查在国际上比较好的大学里面，至少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大课题。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相当完整报告是1985年的圣诞节之前，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她是心理学系的博士。当时她跟我讲了一个数据，和你刚才讲的数据之间有很重要的比较意义。她说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个最有名的高校里面，一年级的本科生中至少有1/4的人要经常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们遇到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严重的后果就包括刚才你提到的两点，一个是对学习的没兴趣，第二个是对人生的没有兴趣。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北大清华是家长们培养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进入这些学府的孩子都是“学霸”，万里挑一。您刚才就列举了早在80年代的哈佛和麻省理工，这些顶级学府也是出现大学本科一年级生中有至少1/4的人经常要去看心理医生。但是北大这位徐博士认为他的这些学生得的不是一般的心理疾病，因为用心理疾病医治手段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认为这是因价值观缺失而导致的心理障碍，称之为“空心病”，您认为导致80年代美国“学霸”跟今天中国“学霸”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有些什么异同和关联吗？
丁学良：这个北大的徐博士说，这不是仅仅通过心理学的办法能够解决的，我同意他的判断，但是我不同意他的另外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不能走极端，就是说所有这些问题中都不可以通过心理学的办法来解决，都要归于一个比心理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实际上在心理学中，社会心理学本身就不是把个人的心理看作是纯粹是个人的一种行为，而是看作更广的更深的社会问题在单个人的心理上的这种反应、表现、表达，因为我认为还是大部分问题归于社会和心理之间的界面，和广义的社会心理学。
那么在美国当时我参加的这些研讨会，我参与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的兴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职业的要求。因为在美国研究型的大学里面助教都是读博士的，尤其是拿到了硕士学位以后，助教叫Teaching Fellow TF。我们在上课之前，尤其像我们这样从美国之外的来读书的人，他会给你一段时间训练，要你熟悉美国本科生的一些特殊情况，其中有一点就非常重要。他说你们在跟本科生打交道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孩子们第一次离开父母，然后又到了全世界竞争最强的大学里来读书，所以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但这些情绪上的这些问题非常复杂。
如果说在跟学生交往中，不管是在课堂里还是课堂以外，如果发现这些本科生身上有这些迹象的时候，不要去粗暴地去干涉或教训人家，因为你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也许你出于好心，比方说教训或者训斥对方，能给他解决，万一导致什么后果，你肯定要负这种法律责任，即使不负法律责任，你可能要负道德责任。因此我们上的训练课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识别本科生的这些问题，属于临时性的问题，还是属于长期性的问题；是属于一时的，讲的气话，比如说我不想活了，你这个教师我最讨厌，你的课我最痛恨，这种属于一时爆发性的这种反应，还是他已经从价值观的层次上来厌恶他的学习环境，包括你教的这课，包括你教师的教学方法。对于不同的这种反应和表现，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让他们休学。
我就遇到过班上非常聪明的学生，要去休学。而且这种情况有时候讲起来有点悲哀，越是天分高的学生，越是在他身上看到一些异常的能力或者潜力的学生，他越有可能在感情方面特别地敏感。所以我想只有把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里面，大学本科生情绪上和感情上遇到的问题进行一个比较，你才能够理解在北大做这个研究，他透露问题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方面，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复数的：skills（技能）、Technicals（技术）、approaches（方法），不同的这些方式去帮助他们。
东亚文化中成功的标准更加单一化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丁教授给我们做出了很详细的比对，在您的教育生涯当中，你也碰到这样的一些案例。但是当您看到北大新生有3成厌学，4成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样的数据后，您觉得惊讶吗？
丁学良：我觉得有点悲哀，但是我不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类似的这些的话，在中国内陆的竞争力很强的、对于升学表现分数压力很大的中学里面也很普遍地听到这种抱怨。因为我自从2018年7月底到了深圳以后，有好多次被邀请参加竞争力很强的高中生、或者是他们家长或者他们的老师、或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研单位的一些座谈会。这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着另外一个具有特别的这个问题，这个特别的问题在美国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普遍，但在中国内陆就很普遍。是什么问题呢？说到底我们内陆的孩子从出生以后不久，稍微懂事开始，他们的人生大部分都已经被规划了，或者说被安排了，他们自己个人的选择的余地很小，这种被安排的压力不仅仅来自父母，也不仅仅来自学校，也不仅仅来自广义的家庭，我们讲就是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一大堆亲戚就围着你，而且来自很长期的积累下来的一些教育方式和教育体制。
这样的小孩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天分中间那些的很自然的，那种很自由的，那种很活泼的，那种很个人性的，那种很随心的那些要素被一点点地压抑。压抑到了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恐怕只剩下了1/3，到了高中快要升大学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了1/6，进了大学本科以后，剩下的1/6又可能抵挡不了来自最富有竞争性的大学生活中的压力。于是他们感到已经是快20岁的人了，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学的专业，还是去的学校，还是未来的工作理想，还是未来的人生规划，还是要谈恋爱，和他自己个人的兴趣，想来想去，基本上找不到什么是自己决定的、自己选择的、自己爱好的，而是被安排的。
这个问题在美国哪怕是像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伯克利这种最好的本科生学院里面，这种情况没这么严重，这是我们内陆的突出情况。这个问题是特别广泛、特别严重，因为我们还有独生子女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这种情况在韩国，日本我也遇到过，因为我们都是广义上的东亚文化、儒教文化重视学习，重视教育，（重视）父母和教师的权威、学校的权威。年轻人从小就是被训诫，但是最严重的还是中国内陆。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刚刚您说的这些问题可能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焦虑”。家长们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好的学校？自己的孩子将来能不能成功或者是有出息？“家长式”的教育模式，以及在沿用多年的应试教育制度，一切以量化指标来考核，高考更是一锤定音。这些问题能够改变吗？
丁学良：已经呼吁了几十年了，在个别的学校、家庭、地区，有一些很重要的事业和改革，包括在很富裕的沿海地带，比如说在深圳、上海、杭州、北京，也包括在内陆高等教育或者说是中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在成都、在武汉都有些实验。但这些实验并不具有体制的意义，也就是说做实验的这些家庭是冒着很大的社会压力，有时候是被批评和误解，有时候他们的实验虽然取得了在单个的学生或者一批学生身上很明显的改进，但是要把它变成一种主流的力量，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
我看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对于小孩对学生的这种成就、前途、表现等等都用量化的方式。至少在过去25年中，我在香港、澳大利亚工作，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内陆工作，更不要说到西方去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我经常发现在同等年龄的大学本科生中间，比较有名的这些大学的本科生，和美国社会里面比较有名的本科生的相比有很多的区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在美国的这些本科生身上，你还能看到大量的人有超出于他专业之外的兴趣和追求，而且越是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的（越是这样）。也就是他不是说念个大学本科以后，首要的目标就要找到一份工作，谋生的压力很大，而是家庭对他在谋生方面没有很大的这种硬性的要求，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他经常能够做出来一些非常不功利的，或者说是不实际的不世俗的一些决定。
我能举出很多例子出来，比如说选专业吧，有些孩子明明可以上学校里面的金融商业，或者是那些很实用、在全世界排名很先进的专业，而这些小孩本身也有能力在数学理工科方面的表现很好，可以上很实用性的专业，但他们不去。他们往往他们自己选择的专业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比如学文学、诗歌、艺术史、宗教，哲学，选择这些没什么实用性的专业，这种这比例相当之高。而在我们内陆的这些学生身上，除非他没办法才选择这些专业。他首选的专业都是比较有实用性的专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假期，美国最好的本科生的假期怎么度过的？你再看看我们中国内陆最好的本科生怎么度过的？你就发现美国那是最好的大学本科生的假期丰富多彩，里面充满了孩子自己的那些梦想实现的初步的机会，他们去尝试。但这个常识里面包括的家庭条件好一点，包括他们自己有胆量，身体好敢冒险，也包括有些时候会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但是在中国内陆最好的大学，你看看他们的假期，还是跟他们在平时上课时间一样，还在做作业，还在备课，还在参加一些训练班，还在参加什么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英语竞赛。
大概是在2006年，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非常好的朋友的独生子当时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北京的最好的大学本科之一。考上本科以后，他爸爸妈妈很激动，说“孩子我们俩一天到晚上班，照顾你也很少，你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本科的专业，你有什么要求你说，爸爸妈妈完全满足你。”你知道这个孩子是男孩，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吗？他说“爸爸妈妈，我只想夏天度假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能够睡懒觉，你们不要叫醒我。”听到这些话以后很心酸的，是不是？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是，您刚刚说的例子确实让人觉得心酸。您认为教育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是把孩子培养到能考进名校，才算是成功吗？另外，对于徐博士提到的因价值观缺失而导致的所谓“空心病”的说法，您又怎么看？
丁学良：“空心病”是一种很生动的描述，但它不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因为每一个学科它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基本概念，“空心病”是一种老百姓一下子能够接受的，而且它具有很大的弹性。什么叫“空心”？你可以讲是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自信心，这是一种空心；或者说感情变得已经很枯竭了，这也是空心；对自己人生的目标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这也是一种空心；或者说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升官发财以后赚大钱，买好房子买好车，这也是一种空心等等。所以空心本身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你刚才提的问题，我还是要分成两个层次来解释。一个层次的解释就是你对选的专业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虽然很严重，但是远不如你对人生不感兴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前一种是说不管是你父母亲强迫你学了你不喜欢的专业，还是你上这个学校里面、专业里面的教学的方式、教材、老师教学的态度、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考试的方法等等，不满足学生的期待，这是一回事。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办法改进。但如果说你一个20多岁的青年，你已经上了你这个国家里最优秀的大学本科，这时候却导致对人生失去兴趣，这个问题是更严重了。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要讲一下东亚地区，主要我们华人社会加上韩国加上日本，在这一块里面有一些长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的规范，加强了你刚才描述的那种对于人生的没有兴趣，对学习的没有兴趣，以及这个孩子甚至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胎教的压力。
东亚的问题严重性在于一个社会里面，对于一个孩子的成功或者一个家庭的成功幸福不幸福，衡量的标准非常单一化，一旦单一化以后，它就会导致你刚才所讲的变成都是以数量衡量的。如果你不符合他们唯一的标杆尺子的话，就变成这个孩子是个失败的孩子，这个家庭是个失败的家庭，这个学校是个失败的学校。这样这个社会里面就不是每一个个性在自由地发展，不管你是在小学也好，中学也好，高中大学也好，还是研究生也好，不是在每一个个性的自由地发展。因为每一个个性自由地发展，这是从古希腊开始就是教育的最高理念，马克思一直强调自由的、人性的充分的发展，这是教育和社会的最高的目标。
你想只有一个尺度去衡量以后，你把人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你等于就像在造汽车一样，所有的这个型号的汽车都是用一个模式造出来的，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有一点点毛病的，你要把它回收。人不是汽车，人不是制造品，教育不是工厂。这在东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东亚的其他社会里面，没有我们这么严重，因为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他们没有一胎政策，一胎政策导致父母对孩子不可以有一次失败的压力。第二，在东亚的其他社会里，无论是高中、初中、小学还是大学本科，还有相当一部分空间的是留给了民办学校，只要是民办学校的话，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自主权，它不是按照一个尺子去衡量。
比如说台湾有很多的民办大学，49年之前都在大陆的，比如说辅仁大学，比如东吴大学，以前在大陆都很有名的。这些学校到了台湾去以后，中产阶级的孩子就不愿意到公立大学去被一个模式给铸造出来，他们就多付一点学费，进的就是像东吴、辅仁这些学校。至少给孩子的个性发展留下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空间。年轻人觉得生活无意义这些问题不是说哪一个领域的改革就能解决，这不仅仅是个空心的问题，这是个社会问题。
多冒险，做一点不切实际的事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其实我们学教育的人都知道要因材施教，对不对？要去发现每个孩子的潜能，把它的潜能发掘的最好。但是现在分数还是唯一检验的标准？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丁学良：现在内陆有很多的家庭，从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在为子女的教育省钱，这也是东亚社会的一个优点，东亚社会就是因为重视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太重视了，所以有好的一些后果。比如说父母亲为了子女的教育，能够做出重大的牺牲，这个有时很感人的。当然了我刚才讲了一些负面的效果，就是说有一个标杆，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小孩的成功，学校的成功，家庭的成功。在我的观察中，我发现就是中国内陆大中城市里面至少有1/3的家庭，现在完全具备了物质条件，也具备了文化意识，让自己的孩子有一段时间，不管这段时间是多长，从高中开始能够到海外去呆一段时间，这对孩子很重要。那么如果你在海外，比如说读了一个高中，以后有很可能本科就在海外上。如果说对有些孩子来讲，父母不放心的话，高中不能出去，你大学本科到外面去，也不要太晚。我也很反对像中国这么一个全世界人口生源最大的这么一个社会，所有的学生都往一个国家去跑，我反对这一点。我认为这个地球至少有50个国家，他们的高等院校总归有一所到两所是相当值得中国内陆的学生去留学的，哪怕你作为交流学生，也交流一年，不一定拿人家学位，对你的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假如我们中国每年都有这样一批人出去，在海外能够有一段学习经历、生活经历，甚至以后有一段工作经历的话，至少在一代人中间1/5的人，不是按照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这些人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对中华民族的智力的资源，人才的资源以及创新的资源，我觉得就多了好几个“水库”。我一直在强调你不要就全部都跑到一个国家去留学，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我上次在深圳讲了以后，专门做国际教育的人听了以后都很惊讶，说实际上还有这么多好学校，我们挤破脑袋就这么几所名校。我说你们一天到晚都是一把尺子衡量出来的，海外优秀的大学至少有100所，至少在四五十个国家。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怎样的人才算是有用之才呢？真的希望整个社会都认同行行出状元。您说到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对每个家庭来说每个孩子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成功该如何来定义？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如何才能保证呢？
丁学良：我也不敢讲一些太虚无缥缈的话，但是我觉得说对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社会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你讲的这个标准或者目标对所有人适合。实事求是地讲，可能对1/3的青年人来讲，你给他的目标起得太高了，没有意义。1/3的年轻人可能他还是要读一个比较实实在在的专业，不管是3年制的还是4年制的，然后找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成个家，养家糊口。也许这样的青年人他的家庭本来条件就不好，本来父母可能就没受过什么教育，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能受一个3年到4年的教育，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是向上的社会升迁。
可能剩下的2/3中间的有一半人是可以尝试做一点符合自己兴趣的事情，但是不要冒太大的风险，太大的牺牲。剩下1/3的人，可以尝试每年的夏天去做一些社会的服务也好，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也好，或者参加一些扶贫项目也好，或者参加一些试验性的项目也好，或者是打一份工也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找到一些比较适合你发展的一些方面。发展的方面也可能是你在手艺方面很精致，或者你在创作或者在其他方面找到一个以后有可能（利于）创业也好，创造性小发明，有1/3人就进行这种尝试。
而条件比较好的1/3就可以冒更大一点的风险，父母不指望你以后能够挣钱给他们养老，甚至你结婚以后，你父母能给你给房子的首付，这种就算你冒风险的，冒成功了挺好，冒不成功也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没饭吃。对于这个1/3，我觉得你就可以尝试多种多样事情，你可以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较好的那些青年人一样，走出去，做一点不怎么切合实际的事情，做一点什么跟功利很遥远的事情，不管是在艺术领域里，还是在文学领域里，在社会环保，还是在进入新能源，甚至你胆子更大一点到有自然灾害、有战争灾害的地方去做一些社会服务，做一些国际NGO。
北欧现在的小城镇，我看了节目以后就很感动，小孩从五六岁开始，就在考虑他们所生活的小镇，100多户人家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五六百人，他们在考虑到小镇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按自然条件每年有6个月是冰雪的地方，怎么能够成为以后在地球上最早实现零废弃物的这样一种生态环境，小镇里面所有的废弃物小孩都要考虑怎么样再利用而不成为丢弃物。他们是理论从哪来的，都是在夏令营来的，都是参加这种社会活动来的。从这些活动你能迸出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创意。而这些创意对于整个地球上最大的危机气候变化就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这两年我在内陆时间很长，特别是疫情期间整整一年我哪都没去。我有机会遇到很多的比较出名的中学学生以及大学本科生。我要很遗憾地讲，就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很少遇到这些小青年，会对那些离自己遥远的地方、离自己遥远的事态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事情都是跟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比如说climate change，这个趋势如果得不到很好的遏制的话，那么中国可能是遭遇最严重影响的地区之一，因为我们最发达的地区都是在东南沿海，我们最发达的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都有可能被海水淹掉。像这些问题在其他社会里面，都是小孩从小在他们家里、电视节目、学校里、儿童之间的社会服务和游艺活动，他都受到耳濡目染，这些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式萌生对社会和世界的关注的萌芽。而我这两年在内陆很少看到这些。我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用一胎政策来解释的。比如说在深圳，深圳实际上是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人口几乎是最年轻的，也是创意最多的一个城市。我去跟这些年轻人讲，我们能不能从身边开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跟他们联系了好几次，“NO”。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刚刚您说到的北欧的例子，我觉得挺感人。在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长也好，学校也好，有意无意地在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让自己做一点很小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在香港没有社会事件之前，我们经常看到周末家长带着小孩去卖旗，为慈善机构去募捐。在澳洲中学也要求学生上街为慈善机构去做义捐，参与公益活动。而我们内陆学生的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而无暇顾及。我们回看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考刚恢复时，这一代人学习的热情，或者是对明天的向往和追求，都是那么有热情。现在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生活富足，个人条件优越，却感到内心空洞，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想要，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孤岛一样，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找不到自己。这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丁学良：一般来讲富裕社会有富裕社会中一些空虚的东西。什么样的青年人最容易保持一种上进心，一种奋斗的这种持续不断的人生观呢？实际上他不是来自大城市的，也不是来自最偏僻贫困的地方的，而是那些小城镇离大城市、中城市不是太远地方的小青年。为什么呢？一方面他们自己生活周围的条件不怎么好，另外一方面他们有机会能够看到更好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因此就产生了一种重大的奋斗感。那么如果一个社会已经相当富裕了，物质生活相当好了以后，除非他能够接触到比他的更富裕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刺激，否则的话可能人也变得比原来更麻木、迟钝，甚至失去了奋斗目标，这在社会学上有很多的研究。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说你看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年纪多大，男的女的，你不管他有多富裕还是贫穷，你看看他对于塑料袋，任何一个塑胶容器的使用的方式，你会看到这个人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如果这个人具有非常高的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不管他有钱没钱，他不会一天到晚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和塑料瓶子，他不会拿起一管软饮非得要用管子插进去。
我们地球现在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以后，到了2050年整个地球海洋里面的塑料废弃物的总量将超过海洋里面鱼类的总量，而我们现在生活的亚太地区，全世界塑料废弃物抛向海洋70%来自这个地方。在我们餐馆、在我们的服务业中间有多少人把这些事情提到桌面上，变成自己商业的一种模式。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家庭中、工作场合把减少废弃物尤其是塑料的废弃物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有多少人在这样做？我非常不喜欢讲空头道理，我想这个世界的改变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改变。
解药：重视个性培养，多一些空间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的意思是要加强对孩子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哪怕从身边的小事开始。那在孩子的个性培养方面又该怎么去做呢？
丁学良：就是不要讲空头的东西，以前有一句话，你跟小孩讲的那些东西是小孩在自己生活中间每天都能够做出改进的事，你不要跟小孩讲一些小孩听不懂的话。我现在就经常看到有些小孩一点点大的时候，父母跟他讲的话都不是小孩的话，都是大人的话。小孩子一开口讲的也都是大人的话。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有时孩子会是选择性的去回答或者讲一些家长或者是老师想听的话，像个小大人。
丁学良：那都是空话套话。你看我再给你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经常有一些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想到国外去留学，要写申请书的时候拿来给我看。我说你这东西，我说你人家看了第一行就知道这不是你。What is irrelevant to you？It's not about yourself（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这写的不是你）。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针对这些“学霸”们有这么高的比列出现了心理问题，有什么解药吗？
丁学良：父母就是要想一想看，你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你这个孩子身上最宝贵的个性的那些东西，你给留下了多少空间让他发展？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这样想。每一个家庭这种意识多一点，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就会多一点有特色的小青年。因为每个人出生以后都不大一样的，哪怕是同样父母养的两个孩子，他们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个体，你给他稍多一点空间以后，这个孩子一定会慢慢变成更是他自己想要的样子，能茁壮成长的苗子，也许他以后做的事情超过父母对他的期待。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一个很资深的研究人员，他的太太是香港人，他说正常的人类社会里面“左撇子”占一半。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做很长时间农村的研究，他在中国很少看到左撇子。家长奶奶爷爷都要孩子纠正过来，但实际上左撇子对大脑的发育是很好的。要给孩子稍微多一点自由的空间，包括这些小事。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谢谢丁学良教授给我们详细地解析和比对了为什么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会出现心理上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是在中国所独有，在80年代的美国也好，或者早十几年前我们也看到在日本韩国也都有这样的案例出现。丁教授的解析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我们既要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也要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更要给孩子更多空间让他们的身心得到更好的成长。愿你的孩子，既能享受阳光，也懂得乘凉。我是陈笺，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