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岗彪、韩泽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转向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转向

[摘 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论述了(一般)意识形态理论。在本质上,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整套思想体系,虚假性是其主体特征。《形态》基本上是在这层否定意义上来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这层涵义一般被命名为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形态》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复义的,之后马克思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世俗的经济生活,意识形态批判逐渐发生理论转向,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和启发。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形成,其理论基点是刚刚制定的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正是这一理论基点提升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意识形态在《形态》中有两层所指: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指“以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最近的德国哲学和以其不同的先知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二是(一般)意识形态,指“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体系”。马克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论述了(一般)意识形态理论。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视之为批判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指“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至于“德国社会主义”,它们只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而非“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马克思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共性,又具有其特殊性,即德国哲学的局限性。

(一)非批判性

“德国哲学家们”自以为是真正的批判者,但他们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思想领域里,从不批判现存的东西,而只是说出一些“震撼世界”的词句。马克思形象地说:“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如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他辛辣地揭露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非批判性,一是把意识“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看成是唯一的敌人;二是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而是“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尽管费尔巴哈把神学还原为人学,但他仅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未给德国哲学指出一条改造社会现实的道路;布·鲍威尔的批判摧毁了宗教和国家,但由于他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最终还是把批判停留在思想领域中……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种非批判性都可以在黑格尔哲学中找到原本。这种非批判性根本乃在于缺乏历史辩证法,就连费尔巴哈这个唯物主义者,在历史领域也陷入了唯心主义。唯心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受这种历史观支配的“德国人”,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马克思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保持的这种与现实之间的非批判关系,归根结底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二)局限于宗教批判

马克思指出:“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他们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都列入宗教观念领域,把各种社会意识宣布为宗教意识,把“一般人”宣布为宗教的人,但他们并未考虑到宗教的现实基础,而是错把宗教当成现实社会中的独立存在。他们把宗教等当做某种独立的东西,宣布为人们的“真正枷锁”,导致他们从一种迷信中解放却坠入另一种迷信:“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施蒂纳则更加彻底,他的观点“预先把宗教的人当作是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来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德国哲学家们”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都规定为宗教关系,认为是宗教禁锢了人们的现实生活,阻碍了人们的解放,从而打消了人们对统治阶级和现实压迫的反抗。他们错误地把打破宗教的禁锢当成消除现存压迫的手段,其实质上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非批判性的表现。

(三)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

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些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虽然“德国哲学家们”都声称自己已经超过了黑格尔哲学,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抓住黑格尔哲学的某个方面进行批判的。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马克思讽刺了当时德国思想领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情况,认为“德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精神瓦解过程中的“重新化合”。而马克思是“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的,这个立场就是刚刚挣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而初步制定的唯物史观。“德国哲学家们”的“拿手好戏”就是从词句、概念来考察事物,但即使这种方法也是抄袭黑格尔(观念支配世界)而来的,更遑论他们对黑格尔遗产的“分羹”和争抢。可以说,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都只是在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在于哲学唯心主义,黑格尔是这样,其后的哲学家们也概莫能外。他们的戏法是:“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做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他们超越不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局限(表现为阶级局限、地域局限、民族感情等),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的概念。

二、(一般)意识形态批判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形态》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复义性,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其基本内涵:第一,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脑中的反映。马克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中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第二,意识形态是指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之所以强调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是因为意识形态是现存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体现,是统治阶级统治理论的一部分,是一种使人们认同现存社会制度的价值体系。《形态》基本上是在这层否定意义上来展开的,这层涵义一般被命名为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尤其是在不涉及肯定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时。马克思早期基本上是从这层意义上来谈意识形态的。第三,意识形态也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每个领导革命的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借以团结和发动群众的思想观念。《形态》中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革命阶级的思想也能被赋予普遍的形式,是因为革命阶级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他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有更多联系,这个阶级的胜利对其他非统治阶级来说也是有利的,因此新阶级比旧的统治阶级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亚种,马克思的这一话语空间留给了卢卡奇、葛兰西、列宁等,但往往也引起意识形态与科学之争论。

(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1.意识形态具有反映性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依赖性,但这对它来说并不具有贬低的意义,因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间存在着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作为对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系统反映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无论意识形态的内容如何荒诞离奇,它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人们实际生活的某个方面,因此意识形态具有反映性的特征。

2.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

意识形态是人们生活过程的反映,“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是说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对人们物质生活实践和社会存在方式的反映。但意识形态仍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实践相比,具有受动性,但由于一定历史时期物质生活实践的局限性以及统治阶级的成见等因素,使得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具有虚假性的特征。而要揭示这种虚假性,也只有回到物质实践中去。在批判施蒂纳试图向读者提供一部“基督教精神的现象学”时,马克思指出了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与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有必然的联系。

3.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生产,就其本质和主要倾向而言,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思想的生产。在此,马克思指出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源泉,即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并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形式。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一方面是由于种种客观根源,另一方面也在于统治阶级的“教化”。在“教化”中,统治阶级的思想被纳入人们的自我意识体系,从而消除了社会成员的真实利益和意愿,使人们难以发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从而沦落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俘虏”。

4.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

按照《形态》的理路,虚假性是就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并具有普遍性的外衣而言的。“虚假性是意识形态的主体特征,如果没有虚假性的特征,那么意识形态也就不成为意识形态了。”马克思说:“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之虚假不在于它“客观地”反映了颠倒社会,而在于直观地反映了颠倒社会,它的发源地是颠倒社会,而不是它自认的精神“圣母”,它是对颠倒社会的再颠倒。即“它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和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假’,主要指其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这种规定本身无疑地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但是,这里并没有涉及这些思想观念的内容本身之正误、真假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等同于'错误的观念’。”在根本上,直观地反映颠倒社会,即是对颠倒社会之再颠倒,即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对颠倒现实的直观描述及其加工升华,即对其自然性、永恒性的认可,构成了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死穴”。因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不在于意识本身,而在于现实的社会历史。“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三)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终结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和消亡是与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相联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随着分工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意识形态家开始出现。在马克思看来,由意识形态家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出来的思想和幻想,总是难逃被消灭的命运,但它们不可能通过批判来消灭,“只有实际地推翻由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他认为,只有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及其发展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历史科学),才能真实地再现历史,这时“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就是说,意识形态必然要被历史科学知识所代替。这种代替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世界的革命化和共产主义,“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

三、《形态》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转向

在《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是复义的。之后,马克思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世俗的经济生活,意识形态批判逐渐发生转向:一是延续《形态》中的经典意识形态批判,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展开批判,二是开辟了资本主义日常生产意识和无意识批判——拜物教批判,第二个方面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生产有三种方式——无意识生产、日常意识生产和自觉加工,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抽象成为统治”,则大量地表现为日常意识和无意识生产,并具有了决定性意义。这个渗入资本主义日常生产和生活的、进行日常意识和无意识生产的拜物教,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结构的一部分。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它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生产关系当作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把资本家对生产之假象的日常观点进行了理论翻版与加工,“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训导式的、或多或少教条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一切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同时,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穿透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制造的庞大具象,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抽象统治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产家和工人是作为阶级而对立的,揭开商品、货币和资本上蕴藏的谜一般的宗教性质,“抽象成为统治”正是对商品、货币、资本本性和资产阶级拜物教的凝练概括。

在《形态》之后,意识形态概念渐渐淡出了马克思的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理论的消失,相反,意识形态理论的形式被进一步具体化了:“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资本论》以批判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才是更具体和更重要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意识到,意识形态并非一个简单的“虚假意识”的问题,并非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根植于阶级社会自身结构的东西,乃至阶级社会社会存在物和社会自发意识的混合体。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显现为共同利益的问题,“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阶级社会颠倒性在观念上的体现”,“这种颠倒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与“德国哲学家们”不同,马克思一直持有一种直面现实的态度,这也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始终立场,这使他不满足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异化批判和(一般)意识形态批判,而最终进入到经济批判和拜物教批判,以便更好地批判现实材料而不是思想材料。

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转向来看,《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复义性的确留下了可能的话语空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考察意识形态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思存关系、意识与权力的关系上,但意识形态的诸种样式在其中还是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孕育与生长,而这些无疑成为意识形态未来发展的源头,《资本论》则将意识形态诸样式进一步具体化与现实化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留下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和启发,他在《资本论》中以拜物教批判作出了范例。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丰富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列宁在肯定意义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把意识形态批判深入推向了日常生产、日常生活和文化、心理领域。由此,意识形态概念面临着更新的必要: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无意识的产物,即它更多的是无意识生产,其次是日常意识生产,再其次才是有意的加工——即使是自觉的加工,意识形态家也往往不知道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利益问题,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今天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可以把它视为维护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日常意识和无意识;需要重视的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意识形态的日常意识和无意识生产具有了决定性意义。

作者:董岗彪、韩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