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圆其说心理机制的排他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类似中国传统天下大同追求的共产主义构想，是旧可知论所洞见的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能性问题，也即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一种可知论思想，但因为有不能知行合一地具体落实的终极自圆其说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非终极可知论，也即缺乏终极方法论指导的非终极认识论，因此共产主义很美好，但暂时不能因为人的知行合一努力而直接变现。

正因为任何可直接变现的东西都具有知行合一的因果一致性，所以面对缺乏终极方法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构想在方法论理据方面的逻辑断裂，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则通过朴素辩证将天下大同理念同样表述得极尽似是而非的玄幻色彩，而不可知论者则把天下大同完全排除于现世实现的可能性之外，然后将其勾描于具有终极理性的神的世界的美好以愚民，总而言之，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任何人都是自愚于自欺欺人的非终极文化现象。

面对上述三个思想体系的认知差异，有唯物主义信仰如我者认为，神的存在只是人的臆断，更准确地说，在没有明确的可终极自圆其说于无困于心的因果一致性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很容易判定，神也是人造的，因此透过中西方上述三种不同认知体系都在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拓展人的认知的一致性基础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对建构语境基础的基础命题之间的一致性进行系统解析，进而使得终极可知论以可终极自圆其说标准得以终极显化。

世上信仰马克思者众，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人很多，但正如前文所述，只有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常识化普及，人类才能把共产主义理想由曾经的可能性常识化地落实于知行合一的必然性的。

也就是说，哲学常识化转向一旦成功，可常识化普及于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对任何人都有请君入瓮的强制性，只不过这种强制性源自自我意识运作机能的自我调控所产生的内在自我约束能力，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干预。也就是说，人一旦能够终极自圆其说，外部力量想干预也无能为力，因为任何个体性之说，都一直处于生命不息、思想不止状态。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所谓生命不息、思想不止，即由个体到人类整体在有限必死的特定生命区间内所下意识展现的持续追求圆满的生存境界，之所以是下意识状态，是因为这种生命状态先天内涵趋向于终极自圆其说的目的性，在局限文明条件下只能知行合一于知行不一地落实于自体性思想解放的极致境界的自我实现，这是“自圆”行为体现在系统性反思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上的排他性。

正因为这种排他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自我实现在集体层面以哲学家的个体性理论接力创新为前提，所以在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历史性存在和任何个体生命都是有限必死的情况下，个体的有排他性的自圆其说能力建设必须依赖人的整体思想体系的持续迭代建构。

也就是说，人的文明只有在文化领域一贯的常识化趋势发展到尽头，基于思想体系常识化转向于终极自圆其说为名的终极成熟，相应的终极哲学（思想）才能为普适的和排他的个体性自圆其说提供外部助力，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这种文化领域一贯的常识化趋势归因于语言文字在认知上的泛化机理。

由此可见，旧思想界正因为普遍未意识到，人类的一切思想创新在本质上都与语言文字的泛化认知机理具有直接相关性，所以他们只能对极尽常识化的语言文字的泛化机理视而不见，进而只能对隐藏在语言文字泛化机理背后持续放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视而不见，从而在丧失常识化解析“大道至简”机理的机会的情况下，把诱变终极哲学的机遇留给一贯执拗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