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监狱长与一名重囚的故事——记省立九中学生（严州中学1917届）凌凤梧

2017-11-14 15:19

凌凤梧（1896--1962），字朝湘，浙江金华人，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六年（1917）就读于省立九中（严州中学前身）。当时的省立九中名师云集，既有一批进士、举人、拔贡和秀才出身的国学宿儒，又有一批留学归国的西学精英。如清末举人出身的宋钟俊、拔贡出身的徐炳就是其国文历史老师，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同盟会成员包汝羲是其博物老师，世袭云骑尉出身的骧黄旗后人常庚吉、《报考大学丛书》“英语之部”的编者方持衡是其英文老师，留学日本并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南社先贤公羊寿是其数学老师，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同盟会成员方逸夫是其地理西史老师。淩凤梧在九中学习期间，勤奋刻苦，成绩优良，尤以英语见长。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的清末拔贡方赞修重申“做事不做官”的训诫，并特别强调了“不做官”不是不做官员，而是不把官职当作官位，不摆官僚作派，不做钻营的政客。这些临别赠言令凌凤梧等五十名毕业生印象深刻。从九中毕业后，凌凤梧考入上海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一年后，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而中途辍学。因为有在九中四年打下的深厚功底，凌凤梧又很顺利地考入浙江省立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后先后任国民党金华县党部文书、小学校长、县政府总务科收发员等职，后提拔担任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

此时，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刚从上饶被押到南昌，囚于此看守所。方志敏是国民党劝降的对象，凌凤梧因身负“劝降”的任务，也就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据凌凤梧生前所述：“这个看守所规模较大，里面有几十号统监房，还有几十间不上锁的优待室，优待室住的大都是国民党高级官佐中的军事政治犯，还有一些当局认为不法的知识分子。方志敏的优待室与我的办公室仅隔一个小天井。”

凌凤梧每当深夜起床查岗，看到对面窗户的微弱灯光下看书学习的身影，就对这位“重囚”暗生敬意，以“劝降”的名义进入牢房，又被其凛然正气所震撼，于是有了进一步了解这位“重囚”的想法。了解到方志敏曾进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且英语学得很好，为避人耳目，凌凤梧提出用英语交谈。一个又一个深夜的交谈，凌凤梧被方志敏博大的胸怀感动，更为深入浅出的共产主义理论而叹服。就这样，凌凤梧由一个试图“劝降”的监狱长变成一个革命理论的聆听者，接着又变成了方志敏生活的照顾者。

凌凤梧看到方志敏双脚戴着重达十五斤的脚镣，皮肉已经溃烂，露出了骨头，就叫狱医开了张证明，写了一份《关于请求批准减轻方志敏脚镣重量的报告》，虽遭到司法处长的训斥，但还是以生命担保，给方志敏解下十几斤重的脚镣，换上一副三斤半重的。同时，还叫狱医认真治疗脚伤，平复伤口，减轻了方志敏肉体上的痛苦。凌凤梧还从经济上接济方志敏，赠予银元25元，让方志敏买蚊帐和生活必需品，使方志敏免受蚊蝇之扰，以便集中精力看书写作。

另外，凌凤梧还利用职务之便，安排自己的亲信——上士文书高家俊负责照顾方志敏的生活。高家俊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在长期与方志敏的接触中，高家俊受方志敏的影响和感染，不但忠诚地替方志敏警戒，还冒着生命危险替方与狱中党支部取得联系，为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代买烧饼之类的杂事，交往越久，敬仰之心越炽。凌凤梧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说：“后来，文书也由于受到方志敏同志的思想教育，他告诉我，他决心加入共产党。”

从1935年3月到6月下旬这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凌凤梧代理所长期间，方志敏以病弱之躯，昼夜伏案写作，写下了2O 多万字的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充满爱国爱人民情愫的文稿。

这些文稿委托谁才能安全送交党中央？方志敏想到了上海的鲁迅先生、周韬奋先生和李公仆先生。方志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凌凤梧之后，凌凤梧就让文书高家俊写信把女朋友程全昭（杭州人）约到南昌，说是有要事相商，并把20元路费汇给程全昭。程全昭收到高家骏的来信和汇款后就悄悄离家，只身一人来到南昌。高家俊和程全昭见面后，就把自己结识方志敏并深深敬佩方志敏的过程告诉程全昭，并把将方志敏文稿送交上海的具体安排告诉她：可以送到“内山书店”，请鲁迅先生转交；或者改送“生活书店”，请邹韬奋、李公朴两位先生转交。接受任务的程全昭改名为李贞，打扮成学生模样，到了上海。她首先去“内山书店”，但没找到鲁迅先生。接着她又赶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李公朴，不料两人也都外出了，当时店里跟她见面的人是胡适先生。程全昭说自己是邹韬奋的亲戚，给他带来了信，请他下午到宝隆医院门口见面，说完就钻进黄包车走了。考虑到邹韬奋下午不一定能回，为了便于沟通，胡适先生立即打电话告诉了章乃器夫人胡子婴，请她想办法去接信件。胡子婴便打扮成阔太太模样，珠光宝气坐上黄包车来到宝隆医院门口。双方经过一阵谨慎的问话，程全昭觉得没有什么怀疑了，便把纸包和信件交给胡子婴，说“这是南昌送来的”，就走了。

这次交接烈士文稿，胡子婴也曾于1979 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2版的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一册中，唐弢同志写的《同志的信任》一文中的则这样写道：“一九三五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鲁迅先生在预先约定的地点，会见了一个陌生的女青年。互通姓名之后，来客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还有一封已经有点磨烂和破损的信，头尾都没有具名。鲁迅先生读完这封短信，和来客谈了一会，把她送走了，自己也立刻带着纸包和那封信，急急忙忙走回家里。”

唐弢的《同志的信任》和胡子婴的回忆有分歧，但是，说有一位20岁左右女青年送来《可爱的中国》等稿件一事却是一致的。

一个负有监管、“劝降”重任的监狱长竟然从生活上百般照顾一名共产党的“重囚”，并且频繁接触，凌凤梧的行动被所里的同事发觉后，密报到军法处处长曹振飞处，曹深怕发生不测，但又未抓到证据，就于6月底把凌凤梧调回军法处任上尉书记原职。凌凤梧离开时，向方志敏告别，方志敏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悲伤，你不是被我俘虏，而是正在觉醒，向人民靠拢，我劝你不要迷恋官场的争夺，还是当个教员为好。这样，既可以养家糊口，又可以教人爱国的本领。”方志敏的一番话，凌凤梧铭记于心。

凌凤梧调离后，高家俊与方志敏走得更近。1935年6月，为了和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以营救方志敏，高家俊突然离职。正当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南昌设立掩护据点准备营救方志敏的紧要时刻，看守所继任所长何宝清“嗅”出方志敏有越狱企图，立即层层向上密报，蒋介石迅速下令秘密处决。1935年8月6日拂晓，方志敏被杀害。

就义前的方志敏烈士

据凌风梧于1957年在东阳县政协会议上回忆，方志敏就义那天，军法处长在监牢里搜出方志敏写给凌凤梧的笺条，笺条的内容除对凌凤梧表示感谢外，还有这样一句话：“倘得生还之日，中国革命史多添一页”。军法处长抓住这个把柄，立即将凌凤梧停职拘禁。所幸关了三天三夜后，由绥署参谋长邹问渔手令军法处将凌凤梧撤职并“驱逐出境”，凌凤梧遂得以脱离虎口。凭借凌凤梧的学识和才干，还有许多更好的选择，但经过这次劫难，凌凤梧决定远离官场，遵照方志敏的遗教，辗转江、浙各地教书。解放后，凌凤梧接受金华专署文教科分配，到东阳北麓中学任英文教员。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多次称赞方志敏英勇就义的行为，可是方志敏是被被秘密处决的，烈士的忠骨散落何处？谁也不得而知。1955年，党中央作出寻找方志敏烈士遗骨的决定，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指示下，江西省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1957年春，方志敏烈士夫人缪敏给凌凤梧的信中说：“最近南昌下沙窝有七十多名工人在施工中开挖沙泥，掘出一副带有脚镣的遗骨，据那些工人谈，他们过去挖出的尸骨很多，但解放以来从未挖出过带脚镣的。志敏就义时是拍过照的，说是带有脚镣。”并且征询凌凤梧的看法。紧接着，一份以江西省政府名义发出的加急电报也发往浙江东阳北麓中学，邀请凌凤梧老师火速赶往南昌。凌凤梧赶到南昌后，对发掘出来的脚镣仔细观察，认为其模样和重量同他当年为烈士换上的脚镣相符合，并把方志敏在狱中的英勇事迹分别向有关领导及其亲属作了介绍。

凌凤梧在短短四个月的监狱长“官员”生涯里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有功于中国革命的事，践行了严州中学“做事不做官”的训诫，虽然做了大半辈子的普通教师，却不愧为严中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