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我把生活当作神话来过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7期
作者：黄薇
曾经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文艺青年都会背诵《情人》著名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开篇被王小波称作“无限沧桑尽在其中”。上世纪90年代，杜拉斯在中国风靡一时，虹影说：“中国女作家都受过杜拉斯的影响”，远的如林白、陈染，近的如棉棉、卫慧、安妮宝贝，观念与创作无不受其强大辐射。杜拉斯甚至一度诡异地融入中国小资文化的潮流，喝星巴克，读杜拉斯，是当时都会女郎好品位的象征。
真实的杜拉斯绝对不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作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以晦涩迷离而著称。她极端而鲜明的个性，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注定对她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爱恨交织。就像有评论所说，她的读者也是“被选择的”，喜欢的人被她层出不穷的警句一语击中，从此欲罢不能，不喜欢的则似一头雾水，无缘靠近。
越南是影响一生的关键词
人们往往说，杜拉斯有两个人生：她生活的人生，与她叙述的人生。如何区别两者间的界限，是给杜拉斯写传记的作者最感为难的事情。《情人》中也有杜拉斯一贯的摇曳模糊，但基本可以看作是作家本人年轻时的写真。杜拉斯在越南出生，成长，直到十九岁半才真正离开这个炎热的国度。这段异域色彩的童年时光，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越南于1884年正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络绎不绝从法国马赛开来的轮船上，就有杜拉斯的父亲与母亲。一个丧偶鳏夫，一个离婚女人，在越南相识后重新组成新的家庭。1914年4月4日，杜拉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降生，她是家里第三个孩子。
家中原本的好光景，在父亲日渐沉重的病情中渐渐颓败。杜拉斯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已是44岁的中年妇人，迅速地衰老了，“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杜拉斯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哥皮埃尔中学毕业后，整天无所事事，粗暴冷酷，经常辱骂殴打弟弟妹妹。但奇怪的是，母亲却偏偏喜爱这个酗酒且暴力的哥哥，只叫他“我的孩子”，其他的就叫“两个小的”。即使儿子吃喝嫖赌，撬开橱柜偷钱，她也从未抱怨过。杜拉斯在亲情的荒芜中长大，她渴望母亲的爱而不得，致使一生中她对爱都索求无度，又极度缺乏安全感。
杜拉斯跟着小哥哥保尔过着特别野性的生活。他们整日里在平原上光着脚疯跑，抓鱼摸虾，张网捕鸟，保尔还是一名出色的猎手，甚至带着杜拉斯捕猎猴子与黑豹。他们讲越南话，与越南孩子们一起玩，被当地的白人侧目。这样的童年当然与众不同。杜拉斯日后不羁的个性，自由的笔触，似乎都深受其感染。
1928年，母亲被任命为沙沥女子学校的校长。当她看到殖民当局贴出的土地拍卖告示时，拿出自己毕生积蓄与全部抚恤金，买了一块近三百公顷的地！她想要和命运抗争，奋力一搏。因为没有贿赂当局，母亲买下的是一块无法耕种的盐碱地，年年被如期而至的海潮淹没。性格倔强如她，不肯放弃，并动员当地农民不辞劳苦修筑堤坝，无情的潮汐仍一夜之间就摧毁了她的全部努力……母亲被击垮了。1950年，杜拉斯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三本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岸》，这部成名作无情揭露了法国殖民当局的黑暗与腐败，却与当年的龚古尔奖擦肩而过，让杜拉斯很是愤愤不平。
1929年，母亲把杜拉斯送到西贡读中学。她的成绩名列前茅，母亲希望她继承父业，以后当一个数学老师，但她却开始迷恋文字的力量。杜拉斯少女时代的倩影，眼睛忧郁而明亮，一张脸彼时尚未被酒精摧毁。湄公河的渡船上，她认识了一个主动向她搭讪的中国男人……然后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他的情人。中国情人非常有钱，母亲对这段关系保持暧昧的默许，杜拉斯从他那里得到钱，但母亲又每每忍不住恼怒羞耻，雨点般的拳头落在女儿身上……贫穷的白人与黄种的富人，种族、身份、地位的倒置落差，让这段恋情格外耐人寻味。
中国情人的父亲，早替儿子定下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为了让儿子从这段感情中割舍出来，他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偿。一个传记作者称杜拉斯亲口说过，这笔钱达两百万法郎。母亲因此终于还清了此前失败欠下的债务。1931年，她将18岁的杜拉斯送回法国，夜航轮船上不知是谁奏起了肖邦的圆舞曲，乐声如诉，少女才发现自己深爱着中国情人……此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越南、情人、爱情，将会一遍遍出现在她的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