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尘封的医药箱

那只尘封的医药箱

——记赤脚医生严思伯

沿着一条蜿蜒的水泥路，我们驱车近一小时，终于来到了那个慕名已久的赤脚医生——严思伯的家。

听见狗叫，严医生从屋里走出来。他七十上下，胡须花白，瘦瘦巴巴的身架，一脸的鱼网纹，微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悄悄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我们向他说明来意，老人显得格外高兴。他像个小孩一样从里屋抱出一个医药箱。还没有来得及问，老人已久凝望着医药箱打开了话匣子：“这个医药箱陪伴了我40多年，可以说它是我这一生的见证……”我仔细大量，这是一个几十年前赤脚医生最基本的工具，由于时间久远，药箱上的黄色油漆已经斑驳不堪，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分不清楚留下的是白色还是黄色。药箱的正面一个圆圈里画着一个十字，虽然年代久远，但是任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神圣和庄严，一条军绿色的布带系在药箱两边，已经风化，可以说这个药箱的年龄并不比严医生短。

严医生轻轻地拭去药箱上的灰尘，像是在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他神情专注，开始陷入了往日的回忆之中：

1944年，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由于成分不好，我没有机会上学，更没有机会学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我心里难受的要死。大约在我15岁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大队上的赤脚医生刘平安，这位老中医，不计较我的地主成分，让我悄悄的跟他学医，于是我偷偷的走上了学医的道路。1965年10月，刘平安老师在弥留之际，把这药箱传给我，要我治病救人，为村里人解除苦痛。那时候，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村里人对我也逐渐不计较我的成分，开始找我为他们治病，刘平安医生是一名老医生，村里人都很信任他，但是我刚20岁出头，又没有治病的经验，要正确给出药方有很大的困难，虽然那时候药箱里都是些常用药，比如扑热息痛、阿斯匹林、去痛片、消炎痛等，但是开错药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于是我在下药前，尽量把握好病人的症状，翻好书，确定以后再下药，一来二去那些常见的头痛脑热病自也不在话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人也开始逐渐的信任我，我也渐渐融入了村里这个大家庭，成为了他们身体健康的呵护者。1970年，大队书记白喜才，见我勤奋好学，踏实肯干，于是以大队的名义派我到麻秧卫生院，拜任泽生医生为师，系统的学习医学知识，经过一年的学习锻炼，我回到了白花村，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乡村医生。

严医生眯着眼，静静的回忆着他过去的岁月，很显然，老人虽然不再是一位赤脚医生，但是他是那样热爱他的事业，回忆起他的过去，他是那样的幸福和自豪。

那些年，背着药箱为人治病是一件枯燥的事情，而在于我，却从中找到了乐趣，严医生说到这里，脸上不自觉的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说来这只药箱还是我的媒人，是我婚姻的见证人呢！老人轻轻的述说着。记得那是1967年的冬天，我在水库边挖树，伏明乡的周二娃急匆匆的跑来，说他们生产队的周凤娟在山上背柴，摔伤了，要我马上去一趟。伏明虽然和我们不同乡，但是也有近10公里的路，我们硬生生一口气跑过去了。周凤娟手臂上被刮伤直流血，那时候的外科条件很不成熟，我用酒精给他消毒，然后进行包扎，等忙完的时候天已经开黑了，我留下必要的消炎药准备回家，她的家人执意让我留下吃饭，我推脱不了只得留下，没想到周凤娟对我心生爱意，我们在1968年结成了夫妻，老人自豪的说。

老人抖了抖手中的烟，就像在整理他心中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他说：“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叫杨周伦的小孩，得了一种叫“7天疯的病，家里人四处求医问药都治不好，有一天晚上，他的爸爸实在没有办法，把小孩扔了。他妈妈让我最后给孩子开几服药，让孩子顺其自然。没有想到的是，我给孩子吃了几副中医以后，孩子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他的家人对我十分感激，于是让孩子认了我做干爹，杨周伦到现在还在外地打工，他的病也再也没有犯过”。

老人继续说：“你们知道那时候村里的孩子都是怎样形容我的医药箱的吗？他们都说我那是个神奇的“百宝箱”，因为我的医药箱里不仅有可怕的针筒，苦涩的药片，还有孩子们喜欢的甜甜的糖。每当遇到孩子不打针吃药时，我就会说，孩子乖，吃了药，叔叔的药箱里可以变成甜甜的糖来，每到这时候，孩子们总是乖乖地打针吃药，哭闹的小孩子总是变得十分安静，看到我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

时间过的真快，我们完全沉浸在老人的美好回忆中，时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指向了6，我们不得不起身告辞回家了。

严医生是中国无数乡村医生的代表，是无数乡村医生的缩影，虽然这一代人渐渐老去，被时间埋没被时代遗忘，但是他们曾经是农村卫生服务工作的主力军,是人民健康的守护神，他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