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娟探索的是另外一种工笔画的形式语言，作为一种个案启发后人探索和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小娟的工笔画不仅具有时代的、个人的特征，同时对未来中国画的发展“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有着一定的意义。

她作画用的不是宣纸和绢，而是帘纹清晰、饱和度强而又浸润的高丽纸；她的线条也不是标准的工笔线描，而是带有装饰味和节奏感的意笔的偶然性和变化；墨色渲染也不止是一般的三矾九染的透明罩染，而是利用高丽纸浸润的特点，于基本色未干之时层层加染，色调冷暖映衬，更显画面滋润厚重。

这三个方面形成了郑小娟工笔画独特的视觉形成。特别是借鉴壁画的厚重效果渲染人物的肤色，使她笔下人物与其他工笔人物迥然不同。

郑小娟：生于1940年，湖南长沙人，196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曾任美术教师、文化馆美术干部、美术编辑、编辑室主任、社长兼总编，现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编审，湖南省出版局编审委员会委员。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委员。

《绿洲抒怀》

文/郑小娟

从1959年创作的《湖上新兵》参加国际妇女节的全国美展算起，我从事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已五十六年。长期以来，茶余饭后凭着自己的兴味作画，散步在我的创作园里。

年少时，命运的洪波曾把我生命的小舟吹离喧哗的都市送到洞庭湖畔。潇湘洞庭自古带有悲剧的色彩，在浩瀚缥缈的水乡泽国，曾产生过娥皇女英的传说，留下了迁客骚人的忧患诗句。我居住的湖村小而又小，出门一把桨，真可谓“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当风和日丽的时节，杨柳飞絮，湖草青青，在采莲的笑语中，便能听到粗野豪放的渔歌，充满了原始的生命活力。工余时，我常自在地躺在柳荫下，望着连天的芳草，追逐着无迹的白云，这是如诗如画的世界。晚上，画画便成了我无所为而为的生活快慰。

年轻时的意趣，形成心理定势影响着我对绘画题材与形式的选择。自1972年以来我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根据职业特点我选择了工笔画为主要的创作形式，将断断续续的业余时间连起来用。通过反复学习和研究，我慢慢地从传统工笔重彩人物画中找到了自己希求的艺术语言，尤其是通过实地考察学习，临摹敦煌壁画和楚汉墓室绘画及帛画，受到身临其境的震撼与感动！那些极富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艺术瑰宝，那种大气派大气度的画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民间美术的博大深厚、开放包容的精神，拓展了我创作思维的空间，使自己的创作理念得到极大的提升，从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在中国历史的绘画长廊中，上起战国，下讫清末，陈列着无数优秀的工笔绘画作品，其精美的线描和辉煌的重彩，蕴含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传统工笔画中的白描的装饰意味，在画面表现的空阔流动的意境，以及倾注在画境中的势、韵、神的美感，表现了画家情感的真切和心灵的颖秀，这是我所喜爱的。

在传统的工笔画中，线条充满生命活力。它是在运动中进行的，是流动的，即使是直线、平行线，也有它的延伸性。运动的节奏产生了线的韵律，线的主旋律决定了构图的特点，诸如平行线形、大波浪形、环抱形、旋转形等。在具体表现对象和意图时，线的韵律则是由线的长短、曲直、方圆组合而成。在每条线中，起笔落笔，提按转折，抑扬顿挫，虚实轻重，也有着线的韵律美。在古代绘画中，无数的线组成不同风格的交响乐。有的表现安适宁静之美，以垂直微飘的线通过反复与排列，追求平和的节奏；有的表现飞扬流动之美，以旋转的曲线的反复和节奏的转换，造成强烈的动感。在不和谐中追求和谐，在和谐中追求多变，使单调的白描有着音乐般丰富的节奏感。

工笔重彩的白描最易流于程式，那种千篇一律的描法往往容易减弱艺术的表现力。同时，线条的节奏与画面的物象若不是内在的结合，也会有损于艺术的魅力。由于深知这一点，因而几十年来，我在努力学习传统中，对线的探索里，总祈求勾勒出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属于自己的线条。

画终究还是自己去画。那种画的诗境、音乐般的韵律以及装饰意味，还得发自心灵的深层。

我曾沿着远古苗人的足迹，由洞庭湖到了大苗山。昔日苗人《跋山涉水》的古歌，还流传至今。这种源自传说神话的古歌如泣如诉，有说有述，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苗家歌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也许这与大苗山起伏的山峦、密布的沟壑、清澈的山泉有着某种联系。歌声是那样粗犷健美，音调高亢有力，音程跳度大，高音的任意延长，有震撼群山之势。也许由于这里生活艰难，在高亢悠扬的歌声中带有悲壮之情。我特别赞赏苗家的苦乐观，不管生活道路如何不平，他们总是离不开歌声。我喜欢看赶场，尤其是三月三对歌。这时的歌特别有一种淳厚朴实的风味，歌的意境充满了人间的爱恋之情。对歌往往是风雨无阻，通宵达旦。我便在绘画中找寻着用音乐的节奏感来表现我的感受，创作了《赶歌图》、《草地上的舞蹈》、《拦路歌》、《苗岭风》、《彩云飞》、《醉酒歌》等。绘画的音乐感，不是单靠画面情节能企及的，更多的还是靠画面的形式美。因而线的节奏、构图的节奏以及造型的节奏，成了我画工笔画时追求的艺术趣味。

在山区的赶场时节，我常常看到苗家总是离不开一个背篓一把伞。圆形而五光十色的伞，便成了我一些画中构图上的一个个音符，形成了构图的音乐节奏美。在看对歌的场景时，那充满情韵的情歌和人群，有着无限的生命活力，这种南楚之地浓烈的、梦幻似的浪漫情怀引发我在画上表现流动感的线形构图。如：《苗岭风》和《赶歌图》。有时为了更好地表现主体，甚至有意强调背景物象在特定时空中线条组合的旋律，来进一步烘托人物内心情感，以达到感人的诗情画意。如：《山雀》、《杜鹃声声》、《晒辣椒》、《芦苇地里》、《和谐》等。

《山雀》、《月下盘歌》、《红果·白马》、《初春》、《盼》以及2012年以来的太极系列画和《月亮·女人》等作品的构图形式和意境，从无世俗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里生化出来，所谓“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追求的是超然的静的画境。那种想融会到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在，恢复生命活力的意念，成了我许多创作的潜在动机，可以说，对音乐感和静的追求，是我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一种偏爱。

在我繁杂的编辑工作的日日夜夜里，不可能有集中的时间作画，尤其是需要一气呵成的水墨写意画。然而，我还是坚持作画。深夜作画时，反躬自省：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便会在心里平静地回答：这是我生活的绿洲所在。

由于作画时间少，便省去了起白描稿的一步，往往用木炭起粗略的轮廓，便直接勾正稿。其实这并非我所独为，古时便大有人在。为了再节约一点时间，我选择了高丽纸作画，染色时只需几遍便画完了。朋友们谑称我的工笔画是“写意工笔画”。称“写意工笔画”也罢，我毫不顾忌，只是喜欢它白描时自由自在，着色时痛快随意。白日工作已很烦琐恼人，晚上作画若不随意发挥，人的精神负担太多，定会受不了，大概这也是现代生活逼出来的吧。

工笔画的“工”，不是一味地追求制作精细，而是要站在当代的视角对世界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对事物细心观察和感悟。要通过对形式美的研究，把握整体的构图趋势和神韵，在画面整体概括的基础上讲究精微之美。因此，我认为对境界的追求，把意境作为至高的审美理念，这才是工笔画创作时最重要的。

工笔画家们对工具的选择是很讲究的，我根据自己作画的偏爱，一般都选用高丽纸，特别是从敦煌临摹壁画后，更确定这一选择。敦煌壁画经过历史风化后，色彩的变化和交融更显厚重与丰富，只有高丽纸才能如实记录下来。

高丽纸纸质颇牢，经得起“拖”，墨色易沉。初画易灰暗，然而掌握它的特性后，画面便能达到色彩厚重、饱和度强、浸润含蓄、光彩夺目的效果。我通过用高丽纸临摹敦煌壁画后，作画技巧有所丰富和提高。高丽纸兼有生纸和熟纸之长，并有它们不能达到的效果。许多画家在这方面已作出成功的尝试，高丽纸上的工笔画以其独具的风采立于当今的画坛。

中国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在不断地发展。古典工笔人物画在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以中华民族独有的特色放射着璀璨的光辉。近代的一百多年中，工笔人物画在衰微中逐渐苏醒。新文化运动震撼着沉寂的画坛，工笔人物画家在历史的呼唤声中，走出古老的画室书斋，作出自己艺术道路的选择，他们无愧于自己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的工笔画家同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共同面临着一个五彩缤纷的、多元的艺术世界。许多画家从封闭自守的体系中走出来，在探索工笔人物画前景的巨大课题中，各领风骚。纵向对优秀传统有更深层的开掘，横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广泛吸收外来艺术的营养为我所用，无论是中国画的“工笔”或“写意”，只要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民间的土壤里，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特质和精神品格，中国画就将以坚实的步伐，从传统走向现代，永葆青春，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展示她独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