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映射出的“民族志”：《四世同堂》的北平往事
✪李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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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鼓楼一带的老胡同是今天为数不多还保留着老北京风貌的地方。老舍27岁之前都生活在北京，生在杂院，长在胡同，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民情风俗门儿清。北京赐予了他最初的知识与印象、性格与脾气
写北京的人很多，写得最好的作家公认是老舍。他是旗人，生在杂院，长在胡同，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民情风俗门儿清。老舍27岁之前都生活在北京，北京赐予了他最初的知识与印象、性格与脾气。对于北京，他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了解和深情，“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
老舍深爱北京，但目光并不狭隘。青壮年时期，他曾在英国、美国讲学，期间游历伦敦、巴黎、纽约等欧美城市，又住过天津、济南、青岛、上海、武汉、重庆等多个国内城市，因而能够跳出北京城外，以世界性的目光打量北京，看到这座城市的俊伟，也看清它的不足。
作为现代“京味”小说的主要奠基人，老舍的作品中十之八九描写的是北京。《四世同堂》是他自认为最好的一本书，也是篇幅最长、最全面展现老北京的一本书。故事以小羊圈胡同为中心，整条胡同如同一个微缩的北京，祁家四代人就是近代中华民族的缩影，胡同里生活着的人们映射出了一部“民族志”。
▍缘起：抗战文艺的纪念品
1943年末，在重庆北碚的“多鼠斋”，为了满足拜访朋友们的关切和好奇，老舍夫人胡絜青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北平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1937年11月，随着日军铁蹄逼近，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告别妻儿，奔赴武汉。胡絜青受老舍之托，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敌占区北京，照顾老舍年迈的母亲。
直至1942年，老舍母亲病故，胡絜青和孩子们才离开北平，奔波了几个月之后抵达重庆。在北平生活的四五年时间，胡絜青在学校当教师，同时抚养几个孩子，还要侍养老人，加上日本人的残暴统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让她充分体会到了亡国的滋味和苦楚。
每当胡絜青讲述北平沦陷区生活时，老舍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两三个月过去，朋友们的好奇心淡了，老舍开始仔细询问妻子关于北平的一切，包括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北平市民的反应，以及亲友和熟人们的一切情况。受胡絜青经历的启发，老舍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此前，他从未写过大部头。
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不成为俘虏，守住读书人的气节，老舍选择了流亡。到了武汉之后，他参与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后来又迁到重庆，还曾到成都、昆明等地漂泊。为了宣传抗战，加上生活不安定，这期间他写的大多是短篇通俗文艺作品，如鼓词、话剧、杂文等，间或写一些旧诗。
尽管一直流亡在外，老舍时时关注北平，那里有他的母亲妻子，还有亲友故交。1941年，他在《北碚辞岁》诗中写道：“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里又一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这种迫切的乡思让老舍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北平的长篇小说，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直到与妻子久别重逢，写作的灵感悄然而至。1944年1月，老舍开始动手创作《四世同堂》，既是对故乡的回望，也是“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四世同堂》长达百万字，包含《惶惑》《偷生》《饥荒》三部，计划两年之内完成。前两部写于重庆北碚，当时老舍备受头昏和疟疾困扰，加上战局到了最黑暗的时候，他关切和忧虑桂林文友的安全，降低了写作的效率。直到1948年，老舍才在纽约完成了最后一部《饥荒》。身在他乡异国，老舍回望北平，不免带有回忆滤镜，记下这座城市曾经最美好的一面。而这些美好，也逐渐成为那些战时生活在北平的人们的回忆。
北平陷落后，日军的黑暗统治让往年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和节日民俗渐渐不能维持，端阳节买不到红枣粽子，空中听不到鸽哨声，难以下咽的“共和面”取代白面馒头……北平人尝到国破家亡的滋味。老舍当初写《四世同堂》时，本意是从民俗文化切入，反思国民性，因而全景式地展现了北京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细致地描绘了北京的风物、胡同、公园、建筑……现在回望《四世同堂》，仿佛一个可以穿越到北平的时间舱，保存了老北京的微缩全景。
▍小羊圈胡同：人生和写作的原点
《四世同堂》的祁家坐落在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一条有一两个弯儿而颇像葫芦的胡同，胡同口极其狭窄，往里走的空地上有两棵槐树。祁家住在葫芦胸里的一个长条院子，胡同里还有六个院子：一个大杂院，两个小杂院，钱家、冠家、牛家各住一个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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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北京盛夏，作家老舍正在荷花池边钓鱼。作为现代“京味”小说的主要奠基人，老舍作品中十之八九描写的是北京
在动笔写《四世同堂》之前，老舍描绘了一张小羊圈胡同各家各户的房屋居住图，清清楚楚地标注了某个人物住的是东房还是西房，什么门，什么窗，哪里有树，哪里有花，什么花等等。老舍不是凭空想象，北京的确有一条小羊圈胡同，那是他的出生地和成长地。老舍一生去过无数地方，写过许多作品，小羊圈胡同始终是他人生和作品的原点。
1899年，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那天，老舍降生在小羊圈胡同五号院。祁家的门牌号即来自这里，连格局也一样，下雨同样会涝水。老舍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活下来的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出生的时候，大姐二姐已经出嫁，父母、姑母、哥哥和三姐同住在这个院子里。
老舍一岁半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父亲舒永寿在巷战中阵亡。小羊圈胡同虽然很小，住户基本上都是赤贫的百姓，依然遭到成批洋兵们的多次洗劫。这些“文明强盗”先去搜鸡，然后到屋里翻箱倒柜，拿走所有稍有价值的东西。年幼的老舍睡在炕上的木箱旁边，等洋兵们走了之后，母亲进屋发现他被扣在箱子底下，幸亏箱子里空无一物，侥幸躲过一劫。
父亲去世，母亲独立抚养一岁半的老舍、不到10岁的哥哥和十二三岁的三姐。同住的姑母吸食鸦片，喜欢抹纸牌，脾气极坏。为了一家人的衣食，老舍母亲靠给别人家洗衣、缝补、裁衣补贴家用，忙碌中将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不忘灌溉与爱护舒永寿遗留下的几盆石榴和夹竹桃，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即使生活困窘，客人来了，老舍母亲依然热情、好客，想办法弄点东西款待。老舍从母亲身上学到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的习惯，也保持了好客的习性。《四世同堂》里祁家的长孙媳妇韵梅身上有老舍母亲的影子，识字不多，却将全家老老小小照顾得妥妥帖帖，包括不成器的小叔子，是家中少不了的顶梁柱。
小学毕业之后，老舍考入师范学校，学校提供制服、饭食、书籍和住宿。老舍入学之后，三姐出嫁，不久姑母去世，哥哥不在家，只剩下母亲一人在家。尽管童年生活清苦，胡同里这个家影响了老舍一生。
临近40岁之际，老舍写了一篇散文，“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足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只求昌茂多花。”
当时老舍已有在天津、济南、青岛生活的经历。他住惯了北京胡同的平房，不习惯青岛的小楼房，觉得没有院子无法种花。从现代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老舍对平房的偏爱有了科学的解释。平房的“建筑尺度”更适宜人，不像高大的楼房那样给人压迫感，带院子的平房还能满足人类亲近自然的天性。
十几年之后，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再次呈现这种理想的家庭，那就是小羊圈一号的钱家——“钱家的院子不大，而满种着花。祁老人的花苗花种就有许多是由这里得来的。钱老先生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酒。钱老先生是个诗人。”
胡同具有天然的封闭性。院门一关，就与外界隔离，躲进小院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钱家不主动与胡同里的其他人家往来，外面再热闹也将大门关得严严的。在自家的院子里，钱诗人赏花吟诗，过着类似于陶渊明的归隐生活。祁家虽然不像钱家那样与街坊疏离，但也充分享受小院封闭带来的安全感。赶上兵荒马乱时，祁老人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在祁老人眼中，“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日本侵略军打破了他的这种幻想。先是钱家遭殃，钱诗人被冠晓荷诬陷入狱，大儿子和妻子去世，二儿子与日本人同归于尽……接着祁老人发现，破缸顶门压根没用，因为敌人不走正门，而是翻墙进院子。出了牢狱之后，钱诗人主动离家出走，从隐士变为斗士，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行动。祁老人一辈子规规矩矩，信奉和平和忍气，同样规矩本分的儿子受辱自杀后，他变得愤怒勇敢，差点和日本人拼命——“压迫与暴行大概会使一只绵羊也要向前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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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日军从正阳桥列队进入北平。北平沦陷后，不甘为亡国奴的老舍守住读书人的气节，选择了流亡。到武汉之后，他参与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后来又迁到重庆，还曾到成都、昆明等地漂泊
和平年代，胡同四合院依然是理想的居住之所。1950年4月，老舍用《四世同堂》英译版的500美元版税买下丰富胡同的一处小院。院子里种了两棵柿子树，还有几百盆花花草草，屋里挂满了齐白石等名人的字画。老舍在这里居住了16年，从某种程度过上了自己“理想的家庭生活”。今天在丹柿小院，大致可以看到老舍当年的居家摆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小羊圈胡同改名为小杨家胡同。今天的小杨家胡同依然很不起眼，走到新街口南大街，过了护国寺街往北不到100米就是胡同西边的出口。胡同口藏在一片乐器行中，稍不留神就会错过。
小杨家胡同依然很窄很小，葫芦胸里的两株大槐树已经消失，五号门口斜对面的平房也变成了两层小楼，站在胡同里再也看不到护国寺的大殿。街门朝西斜对着的大槐树也不见了，街边只有两排后来栽种的槐树，让人可以依稀想象《四世同堂》里的孩子们以及童年老舍在树下，玩耍槐豆槐花与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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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纪念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院，原为老舍故居，即“丹柿小院”，是一座北京旧式小院，坐西朝东，进门为一小院，只有两间南房，向西是一座三合院
▍护国寺：北平习俗的丧失
抗战爆发后，书写民族苦难成为当时大多数作家共同的主题。《四世同堂》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正面描写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而是将目光聚焦于老北京的市民生活，生动鲜明地描绘了北平风土人情和街头巷尾的生活场景，然后又再现了日寇铁蹄下市民习俗与空间是如何逐步丧失的。在这个过程的，老舍借不同人物的反应和表现，重新审视了北平的市民文化。
当初祁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主要看中了房子的地理位置。小羊圈胡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在小羊圈胡同“葫芦肚”里，就能看到护国寺大殿上的琉璃瓦，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护国寺始建于元代，原本是丞相托克托（脱脱）官邸，后来改为崇国寺；明朝更名为大隆善寺，成化年间又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百姓更喜欢说护国寺。清初，护国寺形成了热闹非凡的庙会，与东面的隆福寺庙会合称“东西两庙”，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两大民间庙市——“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
太平日子，祁老人喜欢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地去逛护国寺和大街，春天到护国寺庙会买赤包秧儿和葫芦秧儿，夏天睡过午觉后到护国寺避暑。他在天王殿上泡一壶茶，听《施公案》或《三侠五义》的评书，高深的殿宇常有溜溜的小风。等到太阳偏西了，祁老人就慢慢地走回来，给两个孩子带回一两块豌豆黄或两三个香瓜。祁老人的长孙瑞宣不喜欢逛庙，爱到门口的鲜花厂里看看，看到那些水灵的花草，他便感到一点生意。兴盛时期，护国寺庙里庙外一共有十多家花厂，“生香不断四时花”。
1938年夏，北平沦陷后的第一个端午节，祁老人因为孙子瑞全的不告而别、杳无音信难过。长孙媳妇儿韵梅为了减轻家人的痛苦，设法给大家筹备过节的东西，一直留心听门外的叫卖声。
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门外就有叫卖“黑白桑葚来大樱桃”的，从天亮到快吃午饭的时候，一个接着一个的喊声不断。而在那一年，她一直没有听到那种提醒大家过节的叫卖声。果市是在德胜门里，买卖都在天亮的时候做，赶市的时候也在出太阳以前。因为德胜门外的监狱曾经被劫，日军怕游击队乘着赶市的时候再来突击，所以禁止了城里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锁了德胜门。北京的樱桃和桑葚都是由北山与城外来的，没人敢运果子进城。
买不到樱桃和桑葚，韵梅想着买几个粽子，至少可以遮遮羞。老舍的笔锋一转，开始花大量篇幅写当时北京的粽子宗派。看似闲笔逸出，却意味深长。“稻香村”卖的广东粽子，个儿大，馅子种类多，价钱贵，馅子里面放上火腿或脂油；满汉饽饽铺的粽子没有任何馅子，而只用精美的糯米包成很小的粽子，吃的时候，撒上一点白糖；此外还有沿街叫卖的普通粽子，个子稍大，里面有红枣。北京人在口味上偏向甜粽子，但是也买稻香村的粽子。一来是认为广东的一切都似乎带着点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说它不好吃；二来是价钱贵，送礼显得体面。当时北京人认为正统的粽子是旧式满汉饽饽铺卖的，那种粽子虽然也并不怎么好吃，可是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得非常的官样。
韵梅想买的是那种普通的粽子，可是一直买不到。作为几乎不出门的全职家庭主妇，她也觉得北平变了样子，而且晓得这是因为日军占据住北平的结果，感到极度的别扭，却说不出为什么。作者替她总结，“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像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
祁家长孙瑞宣在西单牌楼一家饽饽铺买了二十块应时的五毒饼，补救了祁家端阳节的气氛。那是一家老字号的铺子，门外还悬着“满汉饽饽”“进贡细点”等等的金字招牌。铺子里面极其干净、雅致，只有几口大朱红木箱，装着各色点心；墙上是黄暗了的大幅壁画，画的是《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中的故事。屋中充满了温柔的糖与蛋糕，还有微微的奶油气味，使他闻着心里舒服安静。
老舍借瑞宣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旧式满汉饽饽铺是真正北平的铺店，充分和北平的文化相配备，规矩、雅洁、货真价实。他惋惜这种铺子已慢慢消失，全城只剩了四五家，而这四五家也将要改成“稻香村”，把点心、火腿与茶叶放在一处售卖。而到了后面几年，连北京点心都买不到了，只有日本点心。
同样是北京的饽饽铺，祖籍浙江的周作人看法完全不同。1924年，在《北京的茶食》中，他吐槽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实际上却没有多少精微的造就，单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总没有买到过很好吃的点心。在《喝茶》中，他惋惜中国的茶食变为“满汉饽饽”，而赞赏日本点心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联想到北京沦陷后，周作人留京附逆，老舍南下流亡，不同的选择耐人寻味。
▍北海公园：抗争与觉醒
北平沦陷后，对北平市民另一个重大影响是空间的让渡，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正如《四世同堂》里所写，“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地流着，积水滩，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地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
北平人失去往日关系的诸多空间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海公园。北海曾是辽、金、元的离宫，明清时期成为皇家御苑，岛上的藏式白塔建于清代顺治八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北海惨遭践踏，园内的佛像和其他宝物被洗劫一空。1925年8月1日，略经修缮的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普通市民买张门票就能享受皇家园林。这是民国政府掀起的“公园开放运动”的成果。
1914年10月10日，由社稷坛改建的“中央公园”首次向公众开放，诞生了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精心规划、设计改造的近代公园，这就是后来的中山公园。此后，天坛、太庙、北海、地坛、颐和园、景山、中南海先后辟为公园对外开放，故宫也在1925年改为博物院开放。到了1929年，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宫廷花园和皇家坛庙都向公众开放，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多了许多，生活方式也变得丰富起来。
北海公园在《四世同堂》中出现的频次很高。这是瑞宣散闷的地方。每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一看就是一个钟头。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想象自己到深山读书，或者乘船在海中周游世界，可以暂时忘却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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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公园内的永安桥。该桥前身是元代的一座木桥，明代称“太液桥”，乾隆八年（1743）改建为三曲折、三孔拱券石桥，两侧有望柱48根。北海公园属于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全园以北海为中心，主要由琼华岛、东岸和北岸景区组成
对瑞宣的三弟瑞全来说，北海公园是他和初恋冠招弟约会的地方，他们在莲塘里荡舟，观赏白荷花、红荷花，流连忘返。有一次，他们甚至待到公园大门关闭，不得不在北海公园里过了一夜。北平沦陷后，北海公园里多了许多荡舟和游乐的日本人。瑞宣很少再去北海公园了。对招弟一家来说，北海公园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一个向日本人献媚的场合。
新年到了，日本人在北海公园举行滑冰大会。招弟、勾玛丽和朱樱打算表演中日满合作。招弟父亲冠晓荷把表演当成一个很好的上位机会，积极帮她们琢磨化装滑冰用的服装：“招弟代表中国，应当穿鹅黄的绸衫，上边绣绿梅；勾玛丽代表满洲，穿满清时贵妇人的氅衣，前后的补子都绣东北的地图；朱樱代表日本，穿绣樱花的日本衫子。三位小姐都不戴帽，而用发辫，大拉翅，与东洋蓬头，分别中日满。”
到了滑冰大会那天，北海公园五龙亭的两个亭子一个作为化妆室，一个亭子作为司令台。招弟母亲大赤包变身为女化妆室的总指挥，她怒叱着这个，教训着那个，又鼓励着招弟们。亭子里本来就很乱，有的女郎因看别人的化装比自己出色而哭哭啼啼的，有的女郎因忘带了东西而高声地责骂，有的女郎因穿少了衣服冻得一劲儿打喷嚏，有的女郎自信必得锦标高声地唱歌……老舍将这个场面比喻为“亭子里就好像关着一群饿坏了的母豹子”，形象地刻画了“没有骨头的中国人”的丑态。
抗战胜利前夕，招弟与瑞全在北海公园重逢，一个是日本特务，一个抗日斗士，昔日的恋人变成水火不容的敌人。他们都假意逢迎，念起战争前的旧情，却都各怀心事，一个想从对方那里套信息，一个想感化对方。在白塔下面的山洞里，瑞全有过幻想，也有动摇，却发现招弟再也回不到纯真的状态，而是彻彻底底变为冷酷无情的间谍。他将招弟带到山洞黑窄之处，猛然掐住她的脖子。招弟一声没哼就魂断北海公园，到死都没想到会死在曾经的恋人手里。
如果说招弟、大赤包、冠晓荷一家三口代表无知、强横、卖国求荣的汉奸，那么瑞全和钱默吟就代表热血、勇敢的中国人。同住小羊圈胡同里的钱诗人，经历家破人亡之后觉醒，“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觉悟之后，他奋起抗争，从隐士变为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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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舍作品《四世同堂》创作的3D画。画中再现了老北京风貌与老北京人的装束
逃离的瑞全没法忘了北平，可是高兴看那些不同的地域：“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一种力量，紧紧的和天地连在一处。假若那人为的，精巧的，北平，可以被一把大火烧光，这些河流与村庄却仿佛能永远存在——从有历史以来，它们好象老没改过样子，所以也永远不怕，不能，被毁灭。”从这些地方，瑞全找到力量，返回北平，参与到抗日斗争中，和家人一起迎来抗战的胜利。
▍未完待续的北平书写
京味作家很多，老舍独一份的优势是旗人，同时底层生活经验丰富。他长在胡同杂院，朋友遍及三教九流。老舍跟母亲常去德胜门外、土城外边的姥姥家，在那里体验到了城外的乡间生活。老舍和村里同辈的兄弟们亲近，他们有当兵、当巡警的，也有做木匠和泥水匠的，很多人改头换面出现在他的书里。《骆驼祥子》里的车夫祥子、《我这一辈子》里的底层巡警等人，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原型。新中国成立之后，老舍的丹柿小院里经常来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见到他就打千作礼，那是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结识的旗人朋友。
1949年12月，老舍从美国回来，次年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创作热情高涨，写了《方珍珠》《龙须沟》的两个剧本。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表达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龙须沟》影响力较大，为老舍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956年，老舍创作了话剧《茶馆》，是他得心应手的老北京题材，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经典。1961年至1962年，老舍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又回到他熟悉的题材，表现北京社会风习与历史的变迁。
正红旗是老舍的旗籍。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京师正红旗下的护军士兵，母亲则是正黄旗籍的旗人。清代严格限制八旗兵丁的居住和行动范围，不可离开本旗驻地太远。老舍童年的时候禁令已经有所松动，后来八旗制度也废止了，但他一生所写的人物基本上都生活在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的范围内——北京的西北角，老城内主要是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地安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以及人物活动的地点大部分就发生在这里，相当于今天的西城区北部。
1962年下半年，文艺政策收紧，《正红旗下》刚刚开了一个头，介绍了故事中几个人物，刚刚要写到义和团事变和他父亲的去世，老舍不得不停笔。《正红旗下》处于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尴尬情况。直至老舍去世，他再也没有机会拾起笔来。
1966年8月24日，遭受批斗和侮辱之后的老舍，和《四世同堂》中的天佑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自沉于护城河旁边的太平湖。当时老舍住在灯市口附近的丹柿小院，距离北京旧城墙外西北角的太平湖很远，但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还是走到了自己熟悉的这一片。这里距离小羊圈胡同不远，与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只有一墙之隔，那是老舍母亲最后居住的地方。
太平湖位于新街口豁口外侧，原来是护城河北的一个苇塘，元代是积水潭的一部分，明代修筑的城墙将其分割到城外。1958年，北太平庄乡的村民们将苇塘疏浚成湖，引入护城河水，修了环湖路，然后将其命名为“太平湖”。老舍去世后5年，太平湖被填平，原址上建成现在的地铁检修车辆段。2006年8月，北京将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沟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重建了“新太平湖”。如今新太平湖景区变为“潭西胜境——北护城河滨水绿廊”，以清乾隆二十六年积水潭即景诗为蓝本，修建了一些亭台楼阁。与当年的太平湖相比，这里少了几分野趣，多了几分古韵，只有流水依然默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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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潭西胜境景区。老舍去世5年后，太平湖被填平，原址上建成现在的地铁检修车辆段。2006年8月，北京将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沟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重建了“新太平湖”。如今新太平湖景区变为“潭西胜境——北护城河滨水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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