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尔反尔，成了对打中挨最后一拳的人，都不好意思告诉他
我的发小斗儿05——靴城旧事（8）
05
1966年，我应该初中毕业，可毕不了业了，学校开始搞运动，积极性高的学生参加群众组织，紧跟形势，搞各种活动，积极性不高的，就不去学校了，呆在家里。
我在1967年也参加了一个组织，但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不怎么去学校，主要和胡同的孩子一起玩。斗儿和大生好像比我积极，他们很少回家，我也就很少能碰到他们。
记得有一次我碰到了斗儿，他说，他们正在跟驻军特务连的解放军战士学习擒拿。当时保定武斗严重，会两手遇到情况就能少吃亏。他还教了我几个动作，现在能记起的有格斗式和防守反击。我觉得他打架一定很厉害了。
1968年时，我遇到了需要人帮我打架的事，想到的首先就是他。
大概在1968年春天或夏天，相府胡同上坡的清和园澡堂和与之相连的10号院，因年久失修被彻底拆除，成了一片废墟。胡同的孩子都到这儿放风筝，我大弟弟那时10岁，也经常去。废墟残墙缺口外边是枣儿胡同，那边的孩子也经常过来玩儿。他们人多势众，常欺负我们胡同的小孩儿。这次，他们撕了我大弟弟的风筝，我父亲出去斥责了他们。没想到他们回去说挨了打，枣儿胡同的魏三毛等三人就找上门来，打了我父亲。
我闻听此事，决定去找魏三毛讨说法。12号的大宝正好和我在一起，他说他在十一中有铁哥们，可以叫他们过来收拾魏三毛。大宝只有十六岁，当时还是小学生（1966年至1968年中学没有招生），我不相信他能叫来十一中的人，就去找斗儿商量怎么办。
斗儿说，魏三毛是他商校的同学，还是一个组织的，魏三毛知道他的厉害，不会跟他胡搅蛮缠。于是他陪我一起去魏三毛。
魏三毛看到我俩，立即跟我们强调，他就是想讨个说法，还说我父亲“他那么大人了，怎么能打孩子呢？”
我澄清说，我父亲只是斥责了欺负我弟弟的孩子，并没打他们。他说，孩子们哭哭啼啼地，都说挨了打。
斗儿说，他已问了我们胡同当时在场的孩子，是枣儿胡同的孩子在欺负人。我父亲只是吓唬了他们，根本没打。
魏三毛不再强辩，说这都是说不清的事，以后别再出现这种情况就行了。
我看他倒打一耙，很生气，说你有事说事，怎么能打我父亲呢？斗儿也说，你讨说法可以，动手打老人就不对了。你知道吗，他的父亲是我的叔叔，我们是很近的亲戚。
魏三毛又狡辩，说他没打人，就是推搡也不是他先动的手。斗儿说，我知道我大叔的为人，他绝不会先动手打你的。
魏三毛最后勉强表示，是他们先动得手，确实过分了，并表示要向我父亲道歉。
事情说到这个份儿上，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没再提别的要求，就算默认接受了他的道歉吧。
可我回到家不久，大宝找的十一中的铁哥们真来了，大概有十几个人。他们听说只是道了歉，觉得此事了结得太窝囊，就在大宝带领之下又去了魏三毛的家。
我觉得这么做有点儿出尔反尔，不仗义，但还是跟着去了。去了之后，他们打了魏三毛。
第二天，魏三毛又找了十几个人，闯到我们院儿打了我。我想找人再去打魏三毛，可父母不同意，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没有再去报复，成了对打中挨最后一拳的人。
我没有把后来的事告诉斗儿，觉得连带让他失了信，不好意思跟他说。
1969年，我去了内蒙兵团。1972年10月，连里安排我探家。到家后母亲就告诉我，斗儿也正在探家。原来我走后不久斗儿入伍，当了真正的解放军。我兴奋得立即就去找他。
人凭衣裳马凭鞍，他一身军装，非常精神。他说，他在石家庄大郭村机场当兵，是地勤。他介绍了他的工作情况，听上去他干得很不错，很受重用。我向他要了通讯地址。他邀请我到部队去找他玩儿，并告诉了我去机场时要乘的班车，好像是11路班车，8点、12点、16点发车。
1975年我困退回保定。结婚后到农村租房住。1981年父亲从单位分房搬离后，我才又住回相府胡同。
搬回后我碰到了斗儿的侄子小广，就向他打听斗儿的情况。他说他叔叔还在当兵，干得很好。他说，他也上了班，工作不错，在华北电力学院当司炉工。之后，小广的弟弟“老三儿”，就常来我家找我女儿玩儿。
1985年夏天，我决定报修危房。我们住的房子1963年保定市发大水的时候就鉴定为危房，可房管所一起没有安排维修。一晃二十多年了，我感觉随时都会有危险，不能再等下去。
父母闻知此事，说可以去找斗儿的侄女小菊，他丈夫在裕北房管所（好像就是原来的二所）当头儿，并告诉我小菊的丈夫姓谭。小菊此时已不在2号院（原3号院）住，我不知从哪儿去找她，就直接去裕北房管所找小谭。
他很好找，到那儿就找到了。我和他说了房子的情况，谈了我和斗儿的关系，他说会尽量帮忙。
北屋全哥听说此事后也去报修。
最后我们全院和与我们家共用一墙的斗儿家（此时房子已由斗儿的哥哥居住），全都列入了危房改造计划。
初冬，我们就都住上了新房。
此事，我也应该感谢一下斗儿。可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大约在1993年或1994年，我听说斗儿退役，被安排在南市区政法委，便去找他。因为他是个大个子，他们单位的人都叫他“大苏”。从人们叫他的亲切劲儿，能看出他在单位的人缘不错。他说了他的工作情况，很称心，还说他结了婚，就住在东关大街南市区宿舍。后来，我还利用采访的机会，看望过他。
2005年10月，我参加了他女儿的婚礼。之后，我基本上在北京生活，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