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有多猛，逼得多尔衮亲征，八位王爷云集山西

1649年，是南明永历三年，清朝顺治六年。

这一年，清朝的八位满汉王爷率领着近十万八旗大军，数十位能征惯战的宿将云集山西，除去已经派到外省的兵力，这几乎是当时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

山西发生了什么大事，要让多尔衮这样重视，甚至不惜领兵亲征，原因是大同总兵姜瓖反清归明了。

区区一个大同总兵，有这么大能量吗，姜瓖反清又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从头说起。

姜瓖其人

在讲姜瓖反清前，先得讲讲姜瓖其人。

姜瓖，陕西延川人，来自将门世家，兄长和弟弟都是总兵副总兵一级的高级武官，姜瓖本人也挂镇朔将军印，出任大同总兵官。

明朝的大同是九边之一，既承担着拱卫京师的作用，又是抵御西北方向威胁最重要的重镇，历来极其重要。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下形势巨变，李自成率部东征，苦战攻下宁武关后，近在咫尺的大同总兵姜瓖没有抵抗，奉上降书投降了大顺，清军入关李自成败退后，姜瓖又袭杀了大顺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投降了清军。

虽然短时间两易其主，姜瓖却没捞到什么实质性好处，李自成和多尔衮都仍然封他为大同总兵，却都没有给他实权，只是个架空的傀儡。

姜瓖反清

在大同归明的前一年，原本降清的江西总兵金声桓和广东提督李成栋也先后反清，江西、湖南、两广一片混乱。兵力不够，郑亲王济尔哈朗已经统兵南下征讨，山东山西清军兵力空虚。

这一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在边界不安分，多尔衮为了防备，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互克达等带兵在大同周围驻扎，这时，姜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十二月初三，驻守大同的清朝宣大总督耿焞带人出城接收粮草，趁这个机会，姜瓖带人关闭城门，扯起明朝大旗，城外的耿焞狼狈逃走，姜瓖拉起了他再次易主的旗帜。

江西反清，多尔衮挠挠头；广东反清，多尔衮跺跺脚；大同反清，多尔衮立马得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同离北京太近了，两者相距700多里地，按照正常行军速度六七天也就能杀到，如果是急行军能缩短到四天之内，要让姜瓖成了气候，他随时能发兵威胁北京。

并且，大同反清，它不是一个城的问题，姜瓖也不会这么傻坐守着一座大同城，它是一个支点，附近的州县乃至附近的省份，都会受到辐射。

果然，姜瓖反清以后，立即派人联络周边，“飞檄安官，朔、浑一带俱受伪札”，“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整个山西都沸腾起来。

短短时间内，山西除了太原等少数几个地方，其他地方都冒出了义军攻取州县，山西的形势又往西波及，影响到了陕西。

仅仅山西一地，根据史料统计，较大的起义军就有11支，包括占据宁武策应大同的绿营总兵刘伟；朔州一带义军首领姚安；占据偏关、保德等州县的万练（值得一提的是，万练是明朝万历年间名臣，曾经率兵入朝抗倭的万世德之孙）；攻陷攻陷忻州、雁门关、代州、繁峙、五台等地的刘迁等等，里面有不少是姜瓖派出去的属下将领，看来姜瓖的举动不是头脑发热，也是做足了功课的。

大同反叛，多尔衮不能不重视，他先是试图和平解决，派人招抚姜瓖，许诺“照旧恩养”，但姜瓖闹出这么大动静不可能凭多尔衮动动嘴皮子就把事情解决，招抚被拒绝。

多尔衮随即做出反应，几天后他就派出尼堪出征太原，讨伐威胁太原的刘迁部。敬谨亲王尼堪和端重亲王博洛率兵夹击，在代州击败了刘迁，把他赶入五台山。清军又陆续击败了附近一些义军，在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初四进军大同。

这时整个山西的形势如何呢？清朝在山西的区划总共有5个府、19个州、74个县，不到半年，其中67个被攻占，包括4个府、16个州，山西全省的70%已经不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全部的兵力加起来超过十万，尼堪和博洛这点人既要攻大同，又要防备后方起火，显然是不够的。

想来想去，多尔衮实在坐不住了，除了紧急征调外省的兵力助战，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亲征。

多尔衮亲征，八王围大同

入关后，清朝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是顺治，实际上的皇帝是多尔衮。举个例子，因为政务都需要多尔衮处理，为了方便，他把皇帝的玺印都拿到了自己府上，方便办公。看上去是为了工作，但这种行为放其他人身上，等同于谋反。

1647年以后，多尔衮已经不用再向顺治行跪拜礼，“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头衔从“皇叔父摄政王”变成了“皇父摄政王”。

顺治看多尔衮的眼神，越来越像曹髦看司马昭一样。

身份越来越尊贵的多尔衮，在山海关一战中击溃李自成后，就呆在北京再也没挪过窝，多尔衮要出征，就相当于皇帝亲征，这个分量极重。

多尔衮出动，清军更加云集山西，先后又调来了和硕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承泽郡王硕塞、加上已经在山西的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和多尔衮本人，还有一个协助征剿的汉王——平西王吴三桂，总共有八位王爷，史称“八王围大同”。

光有王爷还不够，主要还得有兵，那么多尔衮调来了多少兵力呢。据有关史料统计，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起，多尔衮先后调动了满洲正白旗25牛录、镶白旗15牛录、正红旗25牛录、镶红旗26牛录、镶黄旗15牛录，约32000兵力入晋。

还有蒙古正红旗、正黄旗约15000人，汉军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白旗、镶红旗等约40000人，总共大约有9万左右的八旗军队在山西作战，这几乎就是多尔衮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了，可见山西战事之急迫。

重兵之下终于收到了成效，各路清军逐渐击败了大同外围的义军，切断了大同和外部的联系，推进到了城下，完成了对大同的合围。

大同失守

在之前尼堪和博洛兵抵大同后，姜瓖曾经率军出战，无奈野战当时是八旗军称雄，不管是姜瓖本人还是来援的各路义军都无法取胜，姜瓖战败入城，此后始终坚守不出。

大同历来是重镇，早在北魏时期就成为拓跋珪的都城，建城历史已有1600多年，长时间以来大同城被多次加固。到了明朝，大同更成为九边重镇，徐达在洪武五年亲自监督再次增筑大同城，完工后的大同城墙以条石为基础，城墙内芯为三合土夯筑，外包每块重达17斤的青砖，城墙高达14米。

如此坚城，即使尼堪和博洛拉来了红衣大炮也无济于事，奈何不了坚固的大同城墙，于是清军在城外挖下壕沟，开始了对大同的长期围困。

重兵压境之下，山西的局势终于开始朝向清朝有利的局面发展。清军逐次清除了大同周边的抗清武装，大同和之前金声桓困守的南昌一样，成为了一座彻彻底底的孤城，

以一座孤城对抗一个政权，结局其实已无需多说。

长期围困的结果是城内必定开始缺粮，缺粮导致人心不稳，人心不稳就会出叛徒，这次叛变的是姜瓖部下总兵杨振威。

杨振威眼看大同无望，派人联络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死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

次日，清军进城，大同被围困八个多月多之后终于被清朝重新占领。

最严重的威胁

姜瓖和山西的反清战争在历史上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它是清朝入关以后最严重的威胁。

姜瓖起兵对于永历政权来说其实是个绝好的机会，清朝在大同采用的是围点打援的老办法，但这招其实不难化解，这时清军主力云集在山西，其他地方兵力极其空虚，只要能出兵，就能收复大量失地，在此基础上再攻其必救，逼迫清军回援，减轻大同压力，就有破围的希望。只要打破大同的包围，山西的抗清力量就能重新联成一片，并且影响到陕西、山东，到处起火，兵力不足的清朝就将捉襟见肘。

而且还有关键的一点，从姜瓖失败后算起，多尔衮只剩下了15个月的寿命，在1650年年底他就突然去世，让人措不及防。

多尔衮的突然死亡引发了政治动荡，简单点说，就是随着顺治的亲政对多尔衮一派展开了清算，多尔衮派系的势力遭到灭顶之灾。

举几个例子：重臣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被杀，盛京将军何洛会甚至被凌迟处死。这里面不乏能征惯战之将，如金声桓、李成栋反清就是由谭泰、何洛会带兵平定的。

除了多尔衮派系的大臣，其他重要将领这时也病的病，亡的亡：多铎、豪格已死，阿济格已被幽禁还有几个月寿命，济尔哈朗年老身体不支，博洛、勒克德浑重病。

清朝一批打天下的宿将都已不久于人世，一时间有些青黄不接，顺治匆忙亲政，对时局的控制力明显不足，这些都是清朝的劣势所在。

多尔衮当然不知道这些，即使他不知道，他拼了老命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它尽快扑灭，这也就是山西的重要性之所在。

错失的机会

姜瓖人品如何这里不予置评，他反清的原因也不作考证，因为这都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他在八王的重围下坚守了近八个月，如果从头到尾算上山西抗清的时间，则有将近一年，这无疑给了南明永历朝廷以充足的时间，但凡有点政治和军事头脑的人也会懂得利用这个大好机会。

所以说，弘光之后南明最好的机会不是江西的金声桓，也不是广东的李成栋，而是山西的姜瓖，只要能派出援兵把多尔衮熬没了，真正的机会就出现了，因为那时候清朝立足还不是十分稳当，如果到时有忠贞营或大西军出击，打上一两场胜仗，顺治考虑过的南北分治就可能成为现实。

那么南明当时有没有兵力呢，当然是有的。广东李成栋虽然攻势被击退，本人也落水身亡，但部下主力还在；督师何腾蛟虽然被俘杀，镇守桂林的首辅瞿式耜仍然有不少部下，但他们却都没作出什么反应，而是坐等清朝平定姜瓖后，出兵把他们一个个攻灭。

等到之后，即使李定国连获大捷、两厥名王，郑成功甚至打到南京，意义也不是太大了，因为绿营已经接替八旗军逐渐挑起了大梁，清朝之后攻取两广、四川、云贵，主要靠的都是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等人。

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真正站稳脚跟了，有绿营兵力跟南明耗了，再想通过一城一地，一两场战役就把清朝击垮已经做不到了，但在前期确实是可以的，这个青黄不接的转折点，也就在多尔衮之死前后的这两年时间。

根本的原因

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统治者的眼光问题，永历朝廷并不是不知道姜瓖反清，却知之甚少不愿意详细了解，情报系统实在差劲，也完全谈不上反应速度，任凭清朝调集全国力量围剿山西一省之地。相比较多尔衮却反应迅速，如临大敌，不顾自己生病带病亲征。如果他也像永历朝廷这样慢吞吞蜗牛速度，反清之火早已燎原。

所以最后南明的灭亡，并不是没有强将，也不是兵力不够，更不是没有民心，明朝被推倒有其制度腐败的原因，但所谓“天下都盼着明朝灭亡”之类的说法是不对的，明清交际之时人心向汉也是个普遍现象。

南明在这样节节失利，甚至在被人诟病的内斗之下，也还是有不少机会，只是缺少的是有战略眼光的统帅，无论是史可法、马士英、何腾蛟，还是李成栋、孙可望、郑成功等人都不以战略见长，李定国的强项是军事，难得的战略大师堵胤锡则被长期压制，领导层的差距导致了优势局面被葬送，最后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