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賾索隱 | 《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文风比较研究

中国书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隋代是重要环节,时间虽然不长,却启了唐以后真书的风气,隋代留下有《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可符妙楷之称,他出于隋王族手笔。

——游寿先生《历代书法选》序


本文字数:962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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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文风比较研究

安亚静

 摘  要 

《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皆为隋书名品,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龙藏寺碑》碑文与《董美人墓志》铭文本身是隋代文学的一部分,其文本本身具有浓厚的汉赋和骈文的色彩。由于其不同的书写目的,两者有各自的思想情感。本文立足于《龙藏寺碑》碑文与《董美人墓志》铭文,以其为研究文本,重点挖掘两者的文学价值,以此为理解《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提供文学意义上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参考。

关键词:《龙藏寺碑》 《董美人墓志》 文体  思想情感

  一  

《墨子·明鬼下》中记载:“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以金石,以重之。”[1]早在先秦,遗世留名的人文观念就已成为人立身扬名的价值追求,遂将文字“镂于金石”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墓志、碑刻、摩崖、造像等,或记事、或言功,都昭示子孙铭记历史。立碑早在先秦已有,《石鼓文》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立碑经历了汉代的兴盛,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辉煌与沉寂,发展到隋代的时候已经成熟,在制作上有统一的形制,在文风上也从最开始简单的记述发展成为统一的写作范式,形成了鲜明的文学特点。人生百代,死生之间,若欲垂留千古,遂有墓志。墓志于生者,乃心灵的慰藉;于死者,乃生命的足迹。志,记志也。铭,记也。墓志的起源众说纷纭,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游寿先生在其《墓志的起源》一文就指出:“古无谀墓之文,坟冢树丰碑,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有穿,所以系而下棺也。事毕,即闭圹中。至于有功德懿行者,然后褒荣其终,刻铭于碑。”[2]墓志的起源与发展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隋朝亦已经形成规范的形制和固定的文体范式。

《龙藏寺碑》刻于隋开皇六年(586),现位于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内。碑额刻“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3行15字。碑阳刻文30行,满行50字,碑阴及碑身右侧刻恒州诸庶士僧官的题名。碑文主要记述恒州刺史王孝仙“奉勅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人等共广福田”修建龙藏寺诸事宜。《董美人墓志》刻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原石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西安。21行,行23字。原石毁于兵燹,现仅存拓本流世。《董美人墓志》是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为其过世爱妃董氏而撰写的悼念铭文。

|1958年  胡小石先生临评《董美人墓志》(局部)

21cm*137cm  纸本

南京博物院藏  至今一甲子也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胡小石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一章 通论》引言中引用清代大儒焦里堂对文学史的梳理和定位:“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则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3]由此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有同样的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莫能继焉者也。”[4]“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成为解读文本的重要途径。如果说文学是一片森林,那么时代就是其中深埋地下的根。隋代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虽然隋朝仅存三四十年,但同样有滋长于隋朝时代及文化背景下盛开的花。隋代文学尽管不能与汉赋唐诗宋词相媲美,但对认识汉赋、南北朝文风对隋文学依然有其独特而有价值的研究意义。将隋书名品《龙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置于文学史的视野研究,从碑刻或者墓志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说,《龙藏寺碑》碑文和《董美人墓志》墓志铭明显受到汉赋及南北朝骈文的影响,或者说是对汉代散体赋和南北朝骈文的借鉴。

汉赋极尽铺张之能事,词采华丽,气势如虹。极尽词汇,事无巨细地对客观事物进行描写,如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上林赋》和《子虚赋》,其中对齐国、楚国极尽铺陈之能事,在描写山川城邑、鸟兽草木时汇集大量词语,进行详尽甚至繁琐的细节描写。从《子虚赋》对中后花园中一隅的描写便可见一斑,如下: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菖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楂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5]

《子虚赋》在用字上喜选用生疏艰涩的词汇,穷尽状物之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把握,也充分体现了汉代散体赋的文体和文风特点,汉赋在形式上的用心导致其在文学作品抒情性方面的欠缺。但“文本同而末异”,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体裁和形式,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6]奏章宜文雅,书论宜有理有据,铭诔宜尊重客观事实,诗歌和赋宜华丽。不同的文体立意要求各不相同,陆机在《文赋》中亦有这样的表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7]陆机指出诗歌、赋、铭文各自的文体标准,同时陆机页指出各体语言应该清晰畅达,避免冗长。

骈,《说文解字》注:“驾二马也。从马并声。”后引申为两物并列,成双、对偶。所以,骈文与散文相对。骈文在句式上惯用四六句,在以偶句为重,注重对仗工整;在用韵上,讲究平仄;在修辞上,注重文辞华美,惯用典故。骈体文和汉赋一样,过分重视形式上的统一,难免弱化内容上的深刻。骈文中,庾信的《哀江南赋》是其中的代表,如其中在哀叹故国家园时的心声:

“且夫天道回旋,生民赖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切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渭水贯于天门,骊山回于地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8]

|  游寿先生题评《董美人墓志》

由此可见,骈文的四六句格式,讲究对仗互文。

从文章篇幅上来说,《龙藏寺碑》全文1800余字。由于墓志在客观条件上的限制,《董美人墓志》全文500字。隋代墓志和碑刻在行文方式上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前为序,后为文,或者前为序,后为铭。序是铺垫,文和铭是对序的高度总结和凝练概括,是文章的主体。《龙藏寺碑》主要记事,《董美人墓志》主要记人,两者的主要内容虽然不同,但在行文方式上环环紧扣,又皆可见对汉赋及南北朝骈文的借鉴。今以两文各段互较之:

《龙藏寺碑》:

窃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斯故将喻师子,明自在,如无畏。取譬金刚,信毕竟而不毁。是知涅槃路远,解脱源深。隔爱欲之长河,间生死之大海。……若至凡夫之与圣人,天堂之与地狱,详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论哉!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拔发翘足,变象吞麻。李园之内,结其恶党;竹林之下,亡其善聚。护戒比丘,翻同雹草;持律□□,(忽)等霜莲。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

《董美人墓志》:

美人姓董,汴州恤宜县人也。祖佛子,齐凉州刺史。敦仁愽洽,标誉乡间。父后进,俶傥英雄,声驰河渷。

|  游寿先生临《董美人墓志》

此段两文立意相似。如《龙藏寺碑》第一段先解释佛理佛法,从“窃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至“故知业行有优劣,福报有轻重。”转而再写佛道被毁,佛法被恶势力毁掉后的后果,从“若至凡夫之与圣人”至“珠台银阁,荒凉无处。”《董美人墓志》先介绍董氏的家族背景,为下文颂扬其人品德行做铺垫。其中作者在阐述佛理时,极尽佛法词汇和典故,且惯用四六句,虽有赋的遗迹,却因虽铺陈却不冗长,语言清丽而更能打动读者。

这段南北朝骈文的影子也很明显。在形式上大量使用对仗句式,使得整个文章行文如流水,整齐匀称。两者在句式上惯用四六句格式,讲究对仗对偶,如:

《龙藏寺碑》:

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

无船求度,既似龟毛;无翅愿飞,还同兔角。

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谛三乘,法门斯起。

检粗摄细,良资汲引之风;挽满陷深,雅得修行之致。

《董美人墓志》:

祖佛子,齐凉州刺史。

敦仁愽洽,标誉乡间。

父后进,俶傥英雄,声驰河渷。

周齐先生临《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第一段用佛理被毁的前后对比,为引出下文做铺垫,即在隋文帝的圣明下恢复佛法,普济众生。《董美人墓志》从上文其祖、其父的敦厚倜傥人品引出下文董氏的贤良品性。如:

《龙藏寺碑》:

离离缀彩,宁劳周客?含含奏曲,讵假殷人?我大隋乘御金轮,冕旒(玉)(藻)。上应(帝/天)命,下顺民心。飞行而建鸿名,揖让而升大宝。……所以金编宝字,玉牒纶言;满封盈函,云飞雨散。慈爱之旨,形于翰墨;哀殷之情,发于衿抱。日月所照,咸赖陶甄;阴阳所生,皆蒙鞠养。故能津济率土,救护溥天;协奖愚迷,扶导聋瞽。澍兹法雨,使润道牙;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壹之果,建最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忍辱之铠,满(于)(清)都;微妙之台,充于赤县。岂直道安、罗什,有寄弘通;故亦迦叶、目连,圣僧斯在。

《董美人墓志》:

美人体质闲华,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顺以乘亲。含华吐艷,竜章凤采。砌炳瑾瑜,庭芳兰蕙。既而来仪鲁殿,出事梁台。摇环珮于芳林,袨绮缋于春景。投壶工鹤飞之巧,弹棊穷巾角之妙。妖容倾国,冶咲千金。妆映池莲,镜澄窓月。态转回眸之艷,香飘曳裾之风。飒洒委迤,吹花回雪。

从修建龙藏寺碑的角度来说,前文主要是介绍佛理——佛法被毁——隋文帝顺应民心——恢复佛法的思想脉络,为引出下文修建龙藏寺做铺垫。从描绘董美人的角度来说,此段详细介绍了其品德、谈吐、作文及一颦一笑之间的神姿,为我们描绘了一位生动活泼、内外兼修的妃子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歌颂隋文帝的伟大事迹明显借鉴汉大赋的文体特点,极尽夸饰,不遗余力地颂扬其对百姓及佛法的贡献。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暗合汉赋的政治功能。在写董美人的过程中,详细到其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百媚生。

有了前文的层层铺垫,才引出下文龙藏寺的修建情况、董美人仙逝的前后过程,如:

《龙藏寺碑》:

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昔伯圭取其谣言,(筑)(京)(易)水;母恤往而得宝,窥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践祚;灵王北出,登望台而临海。青山敛雾,渌水扬波。路款晋而适秦,途(通)□而指卫。□□之落,矩步非遥;平原之楼,规行讵远。寻泒避世,彼亦河人;幽闲博敞,良为福地。……竭黑水之铜,罄赤岸之玉。结琉璃之宝纲,饰缨络之珍台。于是灵刹霞舒,宝坊云构,峥嵘胶葛,穹隆谲诡。九重一柱之殿,三休七宝之宫。雕梁刻桷之奇,图云画藻之异。(白)银成地,有类悉觉之谈;黄金镂盾,非关句践之献。其内闲房静室,阴牖阳窗;圆井垂莲,方疏度日。曜明珰于朱户,殖芳卉于紫墀。(地)(映)金沙,似游安养之国;檐隐天树,疑入欢喜之园。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不求床坐,来会之众何忧;□(然)饮食,持钵之侣奚念。粤以开皇六年,岁次鹑火,庄严粗就。庶使皇隋宝祚与天长而地久,种觉花台,将神护而鬼(卫)。

《董美人墓志》:

以开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终于仁寿宫山苐,春秋一十有九。 农皇上药,竟无救于秦医;老君灵醮,徒有望于山士。怨此瑶华,忽焉彫悴;伤兹桂蘂,摧芳上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于龙首原。寂寂幽夜,茫茫荒陇。埋故爱于重泉,沉余娇于玄隧。惟镫设而神见,空想文成之术;弦管奏而泉濆,弥念姑舒之魂。

这两段详细交代了龙藏寺的修建情况和董美人从病疾到仙逝前后的过程。修建龙藏寺上主要从其地理位置、修建者、寺庙环境等方面描写,其中对寺庙环境的描写上用赋中铺陈的笔法,渲染龙藏寺华美的建筑。大量使用骈文,四六句,语言华丽丰富。写董氏时,从“以开皇十七年二月感疾”到“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于龙首原。”是其从生病到埋葬过程的叙述,从“寂寂幽夜,茫茫荒陇。”到“弥念姑舒之魂”是蜀王杨秀对董氏的怜惜。

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主体,以“乃为词曰”引出正文:

《龙藏寺碑》:

多罗秘藏,毗尼觉道。斯文不灭,凭于大造。

谁薰种智,谁坏烦惚。猗欤我皇,实弘三宝。

慧灯翻照,法炬还明。菩提果殖,救护心(生)。

香楼并构,贝塔俱营。充遍世界,弥满国城。

憬彼大林,当途向术。於穆州后,仁风遐拂。

金粟施僧,珠缨奉佛。结瑶葺宇,构琼起室。

凤(穴)概日,虹梁入云。电飞窗户,雷惊橑棼。

绮笼金镂,缥壁椒薰。绨锦乱色,丹素成文。

髣髴雪宫,依悕月殿。明室结幌,幽堂启扇。

(卧)虎未窥,(蜷)龙谁见。带风萧瑟,含烟葱茜。

西临天井,北拒吾台。川谷苞异,山林育材。

苏秦说反,乐毅奔来。邹鲁愧俗,汝颍惭能。

惟此大城,(瑰异)所践。疏钟向度,层磐露泫。

八圣四禅,五通七辩。戒香恒馥,法轮常转。

《董美人墓志》:

高唐独绝,阳台可怜。花耀芳囿,霞绮遥天。

波惊洛浦,芝茂琼田。嗟乎頺日,还随湲川。

比翼孤栖,同心只寝。风卷愁慔,氷寒泪枕。

悠悠长暝,杳杳无春。落鬟摧榇,故黛凝尘。

昔新悲故,今故悲新。余心留想,有念无人。

去岁花台,临欢陪践。今兹秋夜,思人潜泫。

游神真宅,归骨玄房。依依泉路,萧萧白杨。

坟孤山静,松疏月凉。 (左土右匧下心)兹玉匣,传此余芳。

序一般为四言句式,这种艺术形式最早的源头在《诗经》。句式的整齐使意义的表达更加凝练,语气更加协调,朗朗上口,富有音乐上的美感和节奏感。将四六句的形式运用到碑文及墓志铭中,这是文体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更是文学自觉下的约定俗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解释用典:“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9]借他事言己意,借古证今。在修辞方面,《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善用典故。

如《龙藏寺碑》中“舍利弗尽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天女之花不去”出自《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维摩诘在说法时,其房间有位天女现身,天女给各位菩萨和大弟子洒落天花,天花只洒落在大弟子身上,却没有洒落在菩萨身上,大弟子运用佛法依然不能使身上的鲜花脱落。天女问舍利佛为何要去掉这些鲜花,舍利佛回答身上沾花不合佛法。天女便说:“结习未尽,华著身耳;结习尽者,华不著也。”;“施逾奉盖,檀等布金。”中“奉盖”典出《维摩诘经·佛国品》。“竭黑水之铜,罄赤岸之玉。”典出《尚书·禹贡》。

《董美人墓志》中“投壶工鹤飞之巧,弹棊穷巾角之妙。”“巾角”,典出《世说新语·巧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状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除此而外,“惟镫设而神见,空想文成之术;弦管奏而泉濆,弥念姑舒之魂。”中的“文成之术”和“姑舒之魂”分别典出《史记·孝武本纪》和《搜身后记》。

《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巧用典故,一方面以古证今,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语意婉转;另一方面减少词语繁赘,使文章结构和句式更加整体、统一。

由上可见,我们不难发现,两篇文章在行文上呈现“碑文似赋”及骈文的特点。万光治在《汉赋通论》中言:“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箴、铭,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饬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10]可见其实在汉代,石刻文献已受汉赋的影响,如《石门颂》等。已有学者详尽论述了碑文似赋的渊源辩证及历史因缘[11],如程章灿先生在《论“碑文似赋”》中总结碑、赋二体在体用方面的众多联系:首先是题材上的类同,主要体现在写人、纪事、写地三大项;其次是风格上的类同,两者都有颂的风格成分。其三是文学地位与功能上的类同。此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龙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文体及其他碑文的文风。

|  高二适先生跋《龙藏寺碑》

  二  

《龙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两者都有赋和骈文的文体特点,其辞藻华美,句式整饬等。但又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复制照搬。窃以为《龙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本身区别于其它简单的赋、骈文或者碑文在于它们具有强烈的的抒情性和思想性,其文学意义更丰富,其思想情感更深刻。单纯的汉赋和骈文用丰富的想象、华美的文辞为我们构建一个包罗万象、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会让我们体会物产的丰富,弱化抒情的成分,不能给读者审美享受上的愉悦。所以,在情感的表达和审美的蕴含上,《龙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集文学性与思想性为一体,虽以碑和墓志的身份处于文学的边缘,但从其中仍可管窥隋朝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情感内涵,且它们都表达着文学永恒的主题:生死与爱情。

|  2009年 栾继生教授临《龙藏寺碑》

(一)如幻如梦,谁其受苦

《龙藏寺碑》植根于隋朝历史文化背景,隋代大兴佛法,修建大量寺庙。隋代文学作品总是夹杂佛教元素,或阐释佛法义理,或表达佛教感悟。文人在赋诗为文的同时,体悟佛理,参悟人生。《龙藏寺碑》作为寺庙碑文,于叙事当中解说佛义。《龙藏寺碑》作为为寺庙建设而立的碑,序言和文都用极多的笔墨阐释佛理。佛教义理的根本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何为“空”?《大智度论》卷五:“观五蕴无我无我所,是名为空。”“空”即指世间的一切因缘际会、缘起缘灭都无目的,无规定,虚幻不实,来去皆无定法。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文章开篇即讲“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斯故将喻师子,明自在,如无畏。”在这里“空王”、“大人”、“师子”都是对佛的尊称,“名相”即佛教语,耳可闻者曰名,眼可见者曰相。佛教作为人的精神支撑,给人在痛苦的时候一丝慰藉。佛法包罗万象,普度众生,众生在来去之间自有佛佑。但人世间“涅槃路远,解脱源深,隔爱欲之长河,间生死之大海。无船求度,既似龟毛;无翅愿飞,还同兔角。”佛家说人生来是受苦的,所以需要一生完成自己的涅槃;解脱的道路是漫长的,所以需要佛教给予众生信仰的力量,求得来生的福报。人如何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修行?于是有“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谛三乘,法门斯起。”“五通”、“八解”都是佛教义中使众生禅定的方式。“二谛”、“三乘”指不同的解脱之道。“如幻如梦,谁其受苦?如影如响;谁其得福?”八字高度涵盖了佛教的精神境界,芸芸众生终其一生都在苦和福中徘徊纠缠,人生幻灭的梦,如触摸不到的影子,谁在受苦谁在享福?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只有佛法神通广大,告知众生所有的福报有轻有重。“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拔发翘足,变象吞麻。李园之内,结其恶党;竹林之下,亡其善聚。”列举出一系列毁坏佛法的行径,导致“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遂要修建龙藏寺,以复兴佛法,除恶扬善。所以观看《龙藏寺碑》碑文对佛教徒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人在死生之间,思考存在的意义。

|  栾继生教授临《龙藏寺碑》

(二)如泣如诉,谁为情痴

爱情作为文学永恒的主题,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朦胧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痴狂,从“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的坚贞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相望到“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的相思。自古以来,多少痴男怨女有理不清、剪还断的绵绵深情?董美人年芳十九,不幸仙逝。蜀王杨秀痛彻心扉,为自己的爱妃深情撰文,以寄相思。

《董美人墓志》在描述董氏美貌与贤淑上颇有几分曹植《洛神赋》的风采。蜀王杨秀首先对董氏的品德举止给予褒奖:“体质闲华,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顺以乘亲。”再说其谈吐、作文方面很有文采,“含华吐艷,竜章凤采。”接下来借用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寓意,以美玉、兰蕙芳草比喻董氏在人格上的高洁。又以极富有诗意画面的场景描绘董氏的日常:摇环珮于芳林,袨绮缋于春景。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少女在百花芳菲的林子里游玩,她的罗裙在春日的微风中里拂动摇摆。她做游戏时机灵巧妙,她的妆容如池上之莲,如窗外之月,倾国倾城。她回眸之间的妩媚,裙摆香飘之间的风情,头发美如飘花,如飞雪,姿态万千,淋漓尽现。曹植在《洛神赋》中对洛神有类似的描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悼亡诗一直是文学的题材之一,后世苏轼在悼念自己的亡妻王弗的时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12]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苏轼的这首词与《董美人墓志》铭文部分在语言、在心境、在情境上很相似。蜀王杨秀以优美的文笔描绘完自己的娇妻,转而叙述董氏不幸患疾至仙逝的过程。想到如花似月的爱妃与自己阴阳两隔,如今在黑夜躺在茫茫荒陇上,不禁泛起相思。“寂寂幽夜,茫茫荒陇”,“惟鐙设而神见,空想文成之术;弦管奏而泉濆,弥念姑舒之魂”。都是蜀王杨秀在夜深时分对爱妃的遐想。“依依泉路,萧萧白杨。孤坟山静,松疏月凉。”铭文最后的四言句式,句式对仗,语言简单清丽,用韵和谐,节奏感强。“依依”与“萧萧”更是衬托出蜀王心中无限的悲伤和思念。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在一轮冷月下,仙逝的董美人静静地躺在地下,彼时夜深,山格外静,松树的影子在月光下斑驳稀疏。“寂寂幽夜,茫茫荒陇。”“寂寂”与“茫茫”,写黑暗寂静的夜晚和荒芜的田陇,一方面写董氏的墓冢环境,一方面烘托蜀王内心的寂寞黯淡的思绪。在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最后对焦仲卿表白:“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此言以蒲苇和磐石比喻两人爱情坚贞不移,天长地久。“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此言人生的短暂与金石的永恒。历来金石以其坚且硬的特性成为古人心中“永恒”的象征,大概蜀王杨秀也想借此墓志铭为董美人留一份不可磨灭的真情吧!

|  2013年  栾继生教授跋所临《龙藏寺碑》

 结  语 

综上所述,《龙藏寺碑》碑文与《董美人墓志》铭文首先在文体上是对汉散体赋极南北朝时期骈文的借鉴和应用。从碑刻和墓志文体演变上来说,其行文方式明显受到汉赋和骈文的影响。当然,这是顺应时代和文学文体自然演变规律而产生的。而且,纵观书法史上的碑刻作品,“碑文似赋”在汉代已经出现,在颂、赞、箴、铭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其中的四言句式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曹全碑》《张迁碑》等。而《龙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区别于其它碑或者同时代文学作品的地方在于其内在的思想内涵。《龙藏寺碑》为建造寺庙而立,其中用大篇幅文字讲述佛理,佛法及人的解脱修行之道。蜀王杨秀对董美人情真意切,《董美人墓志》文章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不禁为董美人得离世唏嘘,也为蜀王的痴情感动。

 注  释

[1][战国]墨翟著,《墨子译注》,张永祥 肖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七月第一版,第二百六十一页。

[2]《游寿书法艺术》,阮宪镇主编,中国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三十三页。

[3]《胡小石文史论丛》,周勋初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十八页。

[4]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岳麓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一月第一版,第一页。

[5]《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卷,郁贤皓主编,鲁同群、顾复生本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二版,第十五页。

[6]《曹丕集校注》,夏传才 唐绍忠,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三十七页。

[7][晋]陆机著,《陆机集校笺》,杨明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七月第一版,第十七页。

[8]《骈文观止》,莫道才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九页。

[9]《文心雕龙》,刘勰著,黄霖导读,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七十七页。

[10]万光治著,《汉赋通论》,华龄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百〇一页。

[11]《论“碑文似赋”》,程章灿,东方丛刊,二〇〇八(一)。

[1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卷,郁贤皓主编,钟振振 、程杰本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二版,第一百三十六页。

(文章原载于《书法赏评》2018.5  总第165期)

作者简介

安亚静,女,汉族,陕西渭南人。哈尔滨师范大学2018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艺术研究(书法),师从栾继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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