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张、杨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蒋介石终于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对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在1937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南京政府要抗日，便不能不找群众，不能不找共产党，对于地方军阀也不能不寻求合作。”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也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从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针对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指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革命也采取同情的态度甚至有参加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应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功。从1936年下半年起，党在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成绩显著，成立了实际由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一方面加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另一方面又主观地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后元气大伤，已成强弩之末，可以用类似招安的方式让共产党就范，并以此应对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从1935年冬天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但由于蒋介石没有诚意，提出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谈判没有实质性的结果。1936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陈立夫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以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结果被潘汉年严词拒绝。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对红军的态度。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实际上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表示“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以全力支持他们”，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与他们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逼蒋抗日”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参加是难以想象的。问题是经过长征，虽然红军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数大减，如果没有张学良、杨虎城的配合，对于顽固反共的蒋介石来说，要使其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应该承认，蒋介石也有意抗日，但他骨子里坚持反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抗日与反共的问题上，他并非不抗日，但一直是反共优先于抗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要“安”的“内”，既有共产党问题，也有地方实力派问题，但共产党问题更重要。特别是1936年夏解决“两广事变”后，长期向他挑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表示服从南京政府领导，他认为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红军经过长征减员严重，又到了西北贫瘠之区，现在完全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应当说，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前后，共产党的生存发展遇到诸多的困难。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时，仅剩不到八千人，由原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也只有七千余人。不久，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序列。随后，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展扩红筹款和抗日宣传，部队有所发展。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将台堡和会宁分别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红二方面军约有一万人左右，红四方面军原本有三万余人，三军相加应在六万人左右，当时陕甘宁根据地地广人稀、贫穷落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既要面对尾追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随时可能对红军的“围剿”，又要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193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中说：“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持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资方面十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也没有钱借了。”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共产国际虽答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为解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于11月下旬再次向张学良借10万元以渡过难关。三支主力红军会师之时，中共中央曾计划组织宁夏战役，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约2.18万人先期西渡黄河。可是，蒋介石调集了十几个师由北向南大举向红军进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隔断了河东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时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后又去洛阳进行“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中央军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机开赴陕甘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中共中央甚至准备再次组织红军东征，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第二步出冀豫晋之交，第三步从冀豫晋之交渡过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然后再转西北。1936年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已做了万一陕北不能坚守而再次转移的打算。然而，仅过了一个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实现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目标，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虽然此后蒋介石在联共的问题上有所反复，但国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这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不但是国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转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试想，如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是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会有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即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在西北地区的实现，也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客观地说，如果西安事变不发生，如果张学良、杨虎城配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刚刚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确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西安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国性的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也使中国共产党渡过了十分困难的阶段，随后迎来了抗战中的大发展。而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张、杨看到只有团结抗日，国家才有前途，他们个人也才能有前途。所以，由“武装保卫苏联”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转变，它不但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处境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