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崇、蒋健兰：王瑶卿改戏（二）改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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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戏的原则
北京市第一届文代会是在1950年5月底举行的,王瑶老当时是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聘任的名誉教授，是出席大会的代表，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在大会闭幕时成立的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被选为理事。乃崇当时在文化部戏改局工作，也是这次文代会的代表，那阵子与瑶老是天天见面的。北京市文联成立后，创办了《北京文艺》,9月间出版了创刊号。在创刊号上有一篇署名“本刊”的《王瑶卿访问记》，前边的引文就是王瑶老的谈话。瑶老当时谈话的内容，乃崇大多都听他说过。其中谈到戏曲改革，它是针对着不赞成戏改的人说的。他说戏都是改出来的，从来如此，为什么不能改呢？
我们再看看刘曾复老学长是怎么说的。他说：戏要经过改才能好，演员要经过演才能好。……演员是唱出来的，光学不成，台下练三十回不如上台演一回长经验。好剧本也不是一次就能写好的，要边唱边改，学要跟会的人学，改要用会的人改，不然戏就会学坏了、改坏了。（见《京剧新序》186页。）
这话说得多好哇！这也是王瑶老时常对乃崇说的：
百学不如一看，百看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串。
同时，也合乎王瑶老在那篇“访问记”中所说的“六字真言”：
“怎么好，怎么改。”
王瑶老反复告诫我们，万不能认为“怎么改,怎么好”,只能坚持“怎么好，怎么改”的原则。
这里说的“好”，当然不是“纵好也徒然”的“好”，而是要达到“有益风化”的“最好”。
改戏就是要奔着这个“好”字来努力。“好”是目的；“怎么好，怎么改”是原则。
改戏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改就好，还是用刘曾复老学长的话：“要边唱边改。”使之越改越好，也就是精益求精。
是不是一改就能好呢？不是。王瑶老反对的就是认为“怎么改，怎么好”，而要多琢磨，多实验。没改好怎么办，就再改，甚至改回来。
这在王瑶老改戏的过程中，是常见的事。试举一例，以说明之。
我们可以看大家提到改服装时，常说到王瑶卿创制了长方靠旗，在《珍珠烈火旗》中给双阳公主用。他自己怎么用的，我们不知道，可是他教给程玉菁、宋德珠、谢锐青的时候，都没有用这长方靠旗，最后好像仍然恢复到原来的三角靠旗。可见他并不认为改了就好，而是改了，试了试，不满意，又改回来了。
至于长方靠旗，过去也有人试用过。在丁修询的《思梧书屋昆曲戏画》一文（载《艺坛》第三卷）中就曾说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昆曲画：
还有《铁冠图·别母》中的周遇吉，其背上的四面靠旗，戏画画为长方形，所扎旗杆，近于竖列；这样的装扮，比较现今的靠旗为三角形，并呈扇面状排列于背后，肯定地说，首先是舞动不方便，其次是不美观。这当然也是合理发展的结果。（见《艺坛》第三卷113页。）
戏画及王瑶老所创长方靠旗是什么样子均未见过。文中说的是从长方到三角,是“合理发展”,其言可作参考。
关于靠旗，有多少艺术家改过，就不可知了。只听说夏月润在演关公时试用过八面威风旗。周信芳在《张松献地图》戏里，改革刘备的服装，曾在红官衣里扎改了的靠，用的是“镶花边的方靠旗”，这种靠，后来大家竞相效仿，去掉靠旗，又经过一些修改，就成了目前舞台上常用的改良靠。（李紫贵说的。）他的侄子李桐春在《麒派服装、造型》一文中说得更具体，是“再将靠旗的尖角剪去，镶上花边，变成四面长方形的旗插在背后。”并附有图。而且在说到周信芳演《文天祥》时的造型：“揉淡红脸，身上穿的是红色软靠，外罩红蟒，下着红靴，背插红色方旗，色彩鲜艳、强烈，给人火一样的感觉。”（见《周信芳舞台艺术》295页。）马连良在排《临潼山》时也试用过方靠旗，后来又改回来。这身不再用的方靠旗的靠，现存北京湖广会馆的戏曲博物馆中。至于大家都沿用原有的三角靠旗，也有所改动。梅兰芳说过：
近年来靠旗变得太大了，不但比例显着不太匀称，而且由于靠旗过大，旗杆势必加粗，分量自然就加重了，背在身上不太稳妥，不是前扑，就是后仰。我前年演《穆桂英挂帅》，新做的一身大红靠，就是这个毛病，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我的看法，靠旗不宜过大，比现在流行的尺寸要小点，最好在近靠鞍处露出二寸左右的旗杆还更美观。（见《梅兰芳文集》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