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日本人悄悄失踪:对不起,我只想'适可而止'地活着

日本富士山下,有一片景致怡人的天然林场,名叫青木原树海。
不过,它出名的原因不在于景色,而是因为每年都会有许多人选择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它也被称为'自杀森林'。
这里潮湿背阴,没有阳光,树根上爬满了青苔,仿佛与世隔绝。
森林里,是自杀者们留下的遗书:
“活到现在都是些让我不高兴的事,谁也别来找我。”
“糟了,我感觉好困,这里真的好黑,谁来救救我。”
“妈妈,我已经活不下去了。”
“我只会惹事生非,索性在树海死掉吧。”
以上镜头,来自今天想和你力荐的一档最新的纪录片。
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vlog。它只在深夜悄悄播出,一集只有短短12分钟。没有主题,没上热搜,非常冷门。
别看这个关于“自杀森林”的片段有点阴郁,它却是我2020年看过最治愈的国产纪录片:《十三游》。
疫情期间,被迫滞留日本的许知远,把目光移向了那些自杀者,以及更多被主流社会遗忘的小人物。
过去,他们常被看作是loser、脆弱、不负责。但在许知远的镜头里,他们也不过是尽力去活了一生的普通人。
如果你也曾在某一刻,感到焦虑、抑郁、迷茫,一次次地自我否定,那么,你会从这些真实的故事里,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
而看见,就是治愈的开始。
众生皆苦
许知远说,他很少碰到这样的时刻:还没提问,对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作为日本一个小乐团的成员,班比看起来又漂亮又阳光。很少有人知道,在过去的整整4年,她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没办法喜欢上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只会给父母添麻烦。初中还离家出走,不回家……”
她用柜子堵着门,吃饭也是由家人从外面递进来,只有上厕所时会悄悄溜出去一会儿。
一个人锁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玩游戏、上网、画画、写诗,或者就一直躺着。没有想做的事,也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后来班比才知道,自己当时很可能是抑郁了。
不上班、不上学,哪儿也不去。在日本,像班比这样的“蛰居族”,已经超过100万人。
你很难找到他们,他们被称为“失踪的100万人”。
班比蛰居的原因是,在学校里帮助被校园霸凌的同学,结果自己也被列为了霸凌对象。加上被最好的朋友欺骗,她开始厌恶学校,也不愿意跟任何人打交道。
你也许会觉得,那是因为班比是高中生,“年轻人嘛,总归心智还不成熟,想不开。”
或者有性别刻板印象者,把原因归咎于班比是女孩子:女性情绪比较不稳定。
然而,有统计显示,1997年之后,日本人的自杀率飙升。其中自杀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45岁到60岁的中年男性。
为什么会这样?
为了找到答案,许知远前往了东京。
贯穿东京的JR中央线,是日本最繁忙,也是自杀发生率最高的一条铁路。
平均每公里就有4.8人自杀。
日本高自杀率背后,到底是什么?
许知远猜想,选择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刻自杀,是对社会的一种愤怒的宣言。也可能是成年人在逃避自己要面临的责任。
可防自杀协会会长张贤德告诉他,不是的。
张贤德说,日本社会看似温和,实则暗藏竞争。
很多人因为没进大公司便觉得人生就此终止,干脆自绝性命,“没有前路了”,“也许对于多数人来说感觉会很舒适,但对于追赶不上的人来说是十分辛苦的。”
这,不也是我们中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吗?
受苦的根源
电影《大佛普拉斯》里有一句台词:“虽然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类可以搭乘太空船到达月球,但却没办法看穿每个人心里的宇宙。”
书单君一度以为,一个国家富裕之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国家的进步,可能会让人们变得更自由,也可能会变得更孤独……不独日本,中国也是如此。
我想起去年4月,江苏南京,有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醉倒在地铁站。
他是做销售的,并不爱应酬。可是当晚为了签下一单业务,豁出去喝到了深夜。
“没办法啊,陪客户,没有办法。”
看到妻子赶来,他瞬间崩溃,抱着她大哭起来:
“宝宝,对不起。我感觉我好没用。”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他的位置还不够高——在这些人眼里,好像只要我们到了一个足够高的层次,比如老板、精英、高官,就不会有痛苦了。
真是这样吗?
想想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那些加班猝死的新闻:
34岁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猝死地铁站;
36岁的深圳某IT公司程序员张斌猝死于酒店的马桶上;
26岁的浙江医生陈德灵连续通宵加班猝死……
我说这些,不是要批判受害者,而是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
好好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如果我们要为此付出健康甚至生命,那我们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社会进步≠幸福
个体富有≠幸福
在《十三游》里,很多人把日本高自杀率,视为泡沫经济破灭的产物。
有一定道理。但在书单君看来,它只能是一种宏观分析,而不能用作具体的生活法则。
因为一旦我们把痛苦都归罪于外界,我们将永远也无法获得幸福。
《当下的力量》作者埃克哈特·托利认为,人类受苦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大脑的思维。思维其实也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反倒成为思维的奴隶,成为自己“强迫性思维”的受害者。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ABC理论:
A是引发你情绪的事件,B是你的信念或你对事情的诠释,C就是结果,即你的负面情绪。
通常,当人们不喜欢C的时候,都会去找A的碴儿,尤其是与创造A有关的人。所以我们每天疲于奔命,一直在处理、阻止、缓和、沟通、协调A以及与A相关的人、事、物。
可是我们不知道,B是你唯一可以完全掌控和改变的因素,而且引发C的不是A,而是B。
《十三游》里有一个人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是东京莲宝寺的住持小川。
小川经历过朋友自杀。许知远问他:“您畏惧死亡吗?”
小川的回答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并不畏惧了。我们能够生而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获得了作为人的生命,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珍视生命。 ”
在办葬礼的时候,他都会跟死者说“我们再会”。
相信在很多人眼里,死亡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如果我们的亲友去世,我们会因此恐慌和悲痛。
可在小川眼里,死亡却并不恐怖,因为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和逝去的人再会,这是“早登极乐”。
 
同样一件事,几家欢乐几家愁。为什么?
就是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的诠释角度不同。
小川发现:
现在很多人年轻时都很拼命,为了让父母开心,付出了许多,当了一个好孩子,到了三四十岁,才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幸福。
因为他们总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一心追求过上别人认为的美好生活。
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充满了苛责。
埃克哈特·托利说,我们的大脑,会创造出一个虚假的自我——小我,来让自己有“真实感”。
而正因为小我是如此的不真实,所以它不停地在外在的世界寻求认同,来壮大声势。
可惜我们越听从小我,就越感到空虚和孤立。挥之不去的远离感也油然而生,因为我们远离、失落了真实的自己。
“适可而止”地活
比起痛苦本身,想要快速消除痛苦的执念,反而让我们更为受苦。
小川说,人啊,要学会原谅自己。'适可而止’地活下去就好。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事,它可以督促我们进步。但比起“做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更好地做自己”。
我们永远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三人份的工作,一晚上做完一礼拜的事情。
就像《十三游》里的班比,她一度因为被校园霸凌,被好友背叛而选择“蛰居”。躺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哪儿也不去,啥也做不了。
这些当然都不是她的错。
但恶永远也不可能消灭殆尽。我们控制不了外界,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要行动起来,如果自己不改变,就什么都改变不了。”认识到这句话后,班比变得不一样了。
她走出房间。开始打工,最开始是去寿司店做兼职。接触到更多人后,她发现这世上还是善良的人多:
“我偶尔偷个寿司吃,摔碎一个盘子,也不会有人责怪我。这让我觉得自己不能太放纵了,才决定开始改变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小改变也没关系。”
在打工时,她认识了另外4个女孩子,她们就是班比现在的队员。是的,她们组成了一个地下摇滚乐队,队名叫“不感症蛇草莓”。
班比说,因为蛇是一种很强大的动物,能够把比自己更强大的动物吞下去。
采访后的第二天,班比邀请许知远去看出道后的第五场公演。看着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少女乐队,43岁的许知远也跟着歌声,轻轻摇摆了起来。
他问班比,“你现在觉得强壮起来了是吧?”
“以前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陷入了谷底,什么都不想做,有时干脆就不想活了,但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我还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喜欢施瓦辛格那样的男孩子,还要结婚生孩子呢。”
被问到具体怎么做,班比说:
好啦,其实我可能连日语以外的话都不会讲,但总会有办法的,现在我不也在凑合活着嘛,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吧。
我想起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完美主义令人瘫痪。”而你终其一生,不是因为完美被爱,而是因为你充满勇气。
过去,我们都以为勇气就是咬紧牙关,是拼命做点什么、再做点什么,是人定胜天。但其实,无条件地接受当下的自己,也同样需要勇气。
这就是埃克哈特·托利几次提及的“臣服”
都说“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但不急的,在哪儿摔倒,不可以就在哪儿躺一会儿吗?不批判、不评价,关照好当下的自己。
这个世界不够好,但多数时候还是友好的。只要我们把该做的都做了,结果往往不会太差。
让我们一起做六七月的事,因为八九月份,自会有它的答案。
现代社会,在鼓吹、教育我们的,是如何“活得正确”、“变得优秀”
可是,却没人告诉我们,怎样“活得轻松”、“变得快乐”
我们拼尽全力,在自以为正确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却越来越焦虑、抑郁、迷茫,越来越讨厌这样的自己。
这是因为,在盲目的“努力”中,我们偏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主流的成功标准,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你活得很累,应该问问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想过怎样的生活?
其实,你真正适合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内心的深层需求早已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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