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及其三个向度

孔祥安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儒者的特别注意和关注。从唐朝时期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以来，它才逐渐被一些儒者所重视。迨至宋朝著名的理学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便与《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且居“四书”之首，确立了其在儒家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汉代儒学大师郑玄认为，《大学》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他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朱熹则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在中国古代，人生8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5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大学”，一是指古代的一种学制，与小学相对；二是指“大人之学”，即“为政的大学问”，学习“修齐治平”之道。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制，还是作为一种“大人之学”，其核心都是指向儒家所说的“修己安人”“修齐治平”之道。
　　《大学》将“修身”作为儒家整个道德修养所说的理论核心和价值追求，视“修身”为个体“治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大学》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强调“明德”，关键在“自明”；“新民”重在“作新民”，强调率先垂范；“止于至善”是个体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处世原则，突出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自我素养和人生境界。“八条目”则为个体指明了进德修业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体的内在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体的外在事功。而修身是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处于“三纲八目”的核心和关键环节。所以儒家强调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而，为个体指出了一条人格完善和建功立业的人生路向，这或许正是朱熹推崇《大学》的真正目的和重要原因。
　　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如果将“四书”相互做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大学》容易学习和理解，并有“定其规模”“修身治人底规模”的作用，用程子的表述就是“初学入德之门也”，是初学者进德修业的门径。其实，《大学》不止于此。《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不仅为个体指明了道德修养的路向以及“治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目标，而且还是一个儒者毕生对其理想人生目标的孜孜不倦追求和向往。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一个小学生，或者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还是一个准备担当或许正在担当社会责任的“大人”，理应学习、感悟和传承“大学之道”，从而培育、确立和践行须臾不可或缺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大学》之道，至少具有三个十分重要的向度。
    中小学生应读《大学》
　　中小学时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启蒙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甚至还决定着他们未来价值观念的养成。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小孩子犹如一张白纸，涂上什么颜色也就具有了什么色调。宋代理学家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可“以定其规模”。这种传统价值教育与现代的知识教育虽不尽相同，但与培养未来社会合格建设者的目标是相一致的，符合人们常说的“成才先成人”的育人观念。这对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可以给予正确的指导。通过学习《大学》，能让中小学生明白为学次第和进德修业的内在逻辑关系，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启发其内在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同时给他们的人生涂上明亮的底色，使他们“知其所止”，有所为、有所不为，明辨是非，为日后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打下坚实基础。
    大学应注重加强价值教育
　　今天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机构，应汲取传统儒家“大学之道”的思想精华，真正做到价值教育与技能知识教育的有机结合。中国很早就有高等的教育机构太学，后来叫国子监，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用教材是“四书五经”。今天的“大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如1895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就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性的大学，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从此，大学就从“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到“在明明理，即科学的'理’、'新知’；在止于至真，即'真理’”的转变。“四书五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科学的附庸。中国大学出现重科学、轻人文的现象。这种重科学、轻人文的教育，导致大学价值教育的缺失。大学生走出校门，可能是一个技术能手或者高水平的操作员，却不具备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的人生修养和境界，大学生是非观念淡薄。如此下去，很难想象未来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为此，我们有必要将儒家的“大学之道”植入现代大学教育，做到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有机结合，以培养更多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大人”应以 《大学》为价值坐标
　　从古到今，“大人”虽包含有多种含义、指代不同的人或人群，但其所要求的道德素养这一内在的决定性是一直未变的。朱熹所说的“大人之学”，就是强调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大人”、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只因《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给个体指明了修身做人的路径、人生价值的目标，所以朱熹才力倡“学问须以大学为先”。如从郑玄所说的“大学”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和朱熹所讲的“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角度讲，则直接指向了社会管理者，即传统意义上的为政者。用现代的话说，《大学》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学习的“大学问”。学习和感悟“大学之道”，理解和把握其“三纲八目”所蕴含的进德修业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让领导干部树立“修己安人”“平治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激发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家强调“政者，正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认为为政者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管理者，更是一个道德的楷模、做人的榜样。那么，提倡今天的领导干部读《大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不过时。从一般意义而言，人生或许达不到儒家所理想的“平治天下”的宏伟目标，但完全可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保持“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人生态度，实现“修己以敬”的人生价值追求，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那么，学习《大学》亦十分必要。总之，《大学》所讲的是一个人道问题、人生价值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它像灯塔，时刻给人指引人生航向；它像坐标，时刻矫正人所处价值方位。
　　回望历史，儒学已跨越了2000多年。但是，当我们再次重温《大学》、用心感悟“大学之道”之时，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震撼、肩上总有一份沉重的担子。它给人以生命的力量、前进的目标，指明了生命的价值意义所在。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应予以很好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