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从大历史长时段看伟大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

——隆重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十月革命在列宁等领导人的预言中都属于偶然的事件(列宁曾因长期流亡海外，以为在他们这一代余生是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出现了，但恰恰这个时候俄罗斯爆发了二月革命，列宁以伟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果决、卓越领袖才能，创造和“驾驭”历史，果断出手，引导全党和工兵苏维埃运动，将俄罗斯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起义和上升为统治阶级。)。但这一历史大事变的“偶然”，却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变更了人类命运，成就了人世间的伟大的新纪元。伟大的十月革命，远远超出了近代史的西方资本主义三大政治革命，一是1776的美国独立战争，一是1750年后的英国工业革命和之前的所谓光荣革命的(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从政治到产业经济与技术上看，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的全面执政与登上历史舞台，最后一个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上承了巴黎公社，下继包括中国革命，东欧及全球的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风暴，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洪流，并同时为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实现革命突破，在一国与数国建成社会主义，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主义的伟大通途。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左右历史与时代，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并且同时成为变更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的由少数人统治与压迫，走向多数人治理的人民主权新时代。十月革命在1991年底被彻底腰斩，不是政治力量对比与政治生态分布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执政与专政经验不足问题，不是历史匆忙和社会文明建构中的生产力，技术经济水平，综合国力等等问题，而是政治背反，上层统治集团，主要是一小撮邪恶的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公开叛变。他们不但叛党而且叛国，更是背叛人民大众，并在极权主义的当代世界国家与社会主权模式之下，尤其是在苏联的东欧社会主义的集团，缺乏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免疫力情势下，而被权贵精英寡头政客窃取、垄断和颠覆的。但是历史已经并将继续永远表明，巴黎公社原则是永恒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永恒的，中国革命一建设的伟大范式和独特智慧文化主张是永恒的。从逻辑而非时间先后，就历史沃土与伟大实践，而非理论艰辛与抽象，创造的现实革命与建设源泉来看，如果说中国革命的先生是马恩列斯，则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先生与沃土，却是巴黎公社，特别是十月革命。就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未来社会最高阶理论展望与描绘而言，正是巴黎公社，催生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在上述意义上，是比《共产党宣言》更加经典和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政纲。而可以与此相媲美的，正是十月革命，才催生了并标志着列宁主义诞生的一系列的列宁、斯大林的马列主义经典文献，和苏联社会主义联邦的一系列伟大建构。一、 巴黎公社后的世界历史高潮和伟大序曲1870年巴黎公社的生命和存在是短暂的。社员墙倒下的烈士们慷慨悲壮，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梯也尔的反动政府不但无耻之极，无德无才，而且惨无人道，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然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德国的资产阶级大文豪赫德尔，歌德，荷尔德林，甚至康德们的狂飙运动，启蒙运动，未能成就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却变成了法国工人阶级之狂飙运动和革命凯歌。同人类史上的一切所谓乌合之众的暴动、起义不同，同组织有序，奴隶-农民起义有别，巴黎公社不但有着伟大而明确的政治诉求，而且以彻底的民选、民主，彻底埋葬社会公仆变成社会老爷的薪水支付制，和一切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建构尝试，宣告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权与理想国的基本版本之横空出世。巴黎公社不是拉萨尔主义似的，不是巴枯宁主义似的，更不是蒲鲁东主义似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之花的法国革命之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欧因鲍狄埃的创作的《国际歌》为杰出代表的理论和诗话艺术，宣告了巴黎公社的伟大与永恒。巴黎公社千百万社员的无数无私牺牲奉献和历史性的创造，以远远超出巴黎公社社员强的历史建筑的物理自然寿命，巍然屹立在世界历史大殿大堂之上。巴黎公社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影响是具有世界意义和性质的。具有人类解放的永恒价值。因此，其地位与作用也自然远超中国的辛亥革命。但就政治影响和社会改革与文化变迁的直接历史作用而言，巴黎公社同中国辛亥革命一样，都几乎是昙花一现，呈现出巨大的历史短暂性。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0年巴黎公社，欧洲历史风云和世界文明变动，仅仅经历了20余年。从拿破仑承继和转折的法国大革命而言，欧洲的资产阶级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从而相应的欧洲与世界现代大产业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储备而言，巴黎公社的结局与历史命运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无论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美学思想，还是马克思，黑格尔乃至于列宁、斯大林的马列主义，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对农民，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态，特别是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并波及和互渗到民族矛盾、社会与家族矛盾，阶级与路线斗争等等，都或多或少带有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巨大体现，或者是某些影子。从而，对国家与革命，历史与文化，社会与文明的演进与变革中，形成了不切实际的，过度理论片面性的世界革命说和过度生产力和经济历史主义的倾向的误导与解读。这在马克思晚年所遇到的卡夫丁峡谷和俄罗斯革命等问题上，在一国数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面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之上，都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不经意中，其可能又为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出现，似乎预留了不该有的空间。当然，修正主义以否定暴力革命，走向告别革命，否定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与路线，复兴少数人统治，完成精英专政，权贵当道，杰出人士与富豪治理，财富权力-身份金字塔之旧制度与社会复兴，有修正主义自身和当时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其本身并非来自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创造和历史与地理文化局限性。巴黎公社后的世界与人类，面临的是究竟是走向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专政的历史性抉择。这个问题在中国，自从阶级社会以降，礼乐刑政的制礼作乐后，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转变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面对着每一次的大一统政治经济文化建构，面对着国家兼并，战乱和乱治循环，面对着每每的改朝换代，更面对着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成千上万次的征伐、战争、奴隶-隶奴-农民起义，社会震荡、造反，并起自于西周姬姓私家王朝，经春秋战国割据分裂，到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第五或第六次统一中国)后，一切易姓换家的改朝换代，尤显突出与重要。金观涛们的中国封建超稳定结构论，尽管是无视全球与国际比较史的科学理性分析，刻意凸显中国封建化的历史长时段和固化性，无论就奴隶、封建、资本主义断代，还是各自起源，历史演进，这种所谓理论都是属于无根之谈，但其无意中涉及到的中国大一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合道性，合法性问题本身，却是始终存在的。不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们如何雄才大略，无论汉文帝、宣帝、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唐明皇等等，似乎更多位的类似两位马太后，长孙皇后、徐皇后等等的品行德行何等令人肃然起敬，中国政治大周期，决定着经济与社会主题，中国历史上，阶级社会以降的每一次大的历史进步，始终未能突破家天下这一本质上少数人统治专政，大众多数人终极受奴役的历史宿命和人世间悲剧。这被欧洲思想史描述和定义成东方专制主义，更被黑格尔描绘成东方一个人的自由，希腊罗马一部分人自由，现代欧洲特别是日耳曼体系的所有人的自由的人类文明起源与传承的自由故事之宏大叙事。毫无疑问，这完全是黑格尔虚构出来的法哲学与世界与历史哲学脉动。东方，中国的专制主义，比之西方、欧洲是更弱而非更强。东方中国的礼乐教化与法家王政，比之西方欧洲，是更多的法制规范和伦道公正，而非个人独裁与独断专行。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依旧恰恰在于是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的阶级特权专政。问题还在于西欧是落后的晚近的，同中国、东方的发展，呈现历史性的大错位，而非西方理性主义地事后包装。黑格尔以自己的卓越才智和同时的东方无知，虚构了这一历史，更误导了整个人类，但就如同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不能把黑格尔当成一只死狗来打。巴黎公社后，中国鸦片战争以降的悲惨历史命运，西方由资本主义演进到帝国主义，把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与穷凶极恶，放置到了工业化和所谓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交易革命基础之上，对全球、整个人类，从而从新大陆转向亚洲大陆的全面征服与奴役，就把少数人剥削、压迫、专制，演变成了民族、种族、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历史性的大屠杀，大征服，大奴役，出现了列宁笔下的“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的人类巅峰的苛政与暴政奴役和超级剥削。而其旗帜与幌子，却是文明进步与正义下的所谓启蒙、解放与自由。至此，从制度-经济-社会，到人性-结构-组织，直至最后的对人类精神价值主体与载体的文化与文明的导向，就走向了最荒唐、最无耻、最虚伪的最高最后阶段。强权真理，血腥暴力，无尽奴役，残酷压迫与剥削，被纳入到自由契约，自愿贸易，自由迁徙，自主创业，自由经营，或自营自由竞争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框架和历史叙说之下。于是，原本欧洲旧大陆阶级矛盾与冲突，新旧大陆及欧洲美洲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欧洲白人文明同东方外的世界文明的斗争与冲突，就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整个人类的所谓全球化下的是“保留球籍，还是被开除起球籍”，是理性顺从，法制接纳，还是另起炉灶，以其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复辟旧的少数人之阶层-阶级统治，还是还人类大多数的朗朗乾坤的历史分水岭和大抉择。巴黎公社后的世界格局和人类运命，就是如此将西方化、工业化、现代化，同人类政治、社会、历史最终解放的双重任务，呈现在世人面前。十月革命和美国方式，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路线、价值取向和发展未来。二、列宁主义的伟大故乡和马克思主义的壮丽日出巴黎公社当然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一国际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巴黎公社的历史辉煌，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第一次的壮丽日出，是苏联十月革命。苏联-俄罗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伟大故乡，是值得世人永远景仰和深度开发的。毛泽东毕生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一定意义上的斯大林，称作先生并且自比和公开承认自己和中国为学生。这是政治诚实、科学诚实、个人生活诚实三大诚实的光辉典范。先生在于启迪和教育。先生并非永远优越于、高于学生。卓越的学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中华教学相长的伟大理论教化。其自询荀子时代的诸子百家以降就是如此的基本见地。但先生学生的历史定位，是历史和科学的客观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和装神弄鬼。中华史上的赵高、王莽，甚至就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似的，西汉宣帝、元帝和东汉的章帝等们的《白虎通》等的意识形态神话与宣传态美化，都是无济于事的，更况切侏儒、矮子们的贪天之功为己有，胡作非为，专横跋扈呢?十月革命，列宁主义，人类新纪元，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一体化的人类史上的伟大壮举。列宁是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伟大的理论家，战略家。他以天才的智慧的创造力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创新的文化功底，大大完备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新阶段。就哲学而言，列宁的彻底的一元化唯物主义和对立统一为辨证法灵魂之理论统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了前进。就政治经济学而言，列宁以《帝国主义论》，尤其是国家政治经济不平衡性，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原材料之争夺，从而帝国主义的战争与掠夺，靠剪息票与垄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寄生性、腐朽性，建构起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最后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科学社会主义而言，列宁以《国家与革命》，《怎么办》和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系列的著述，描画和建构起了从一国数国和高级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新文明。其中，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官僚主义，扼杀特权，防治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等等，构成了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杰出贡献。列宁主义同十月革命是理论与实践的人世间最伟大的孪生兄弟。同这一世间最伟大的经世作品，可以比肩的仅仅只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同中国二十八年的革命和二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当然由于历史惯性，特别是毛泽东无数伟大预见，伟大的全面演习，整个中国方式与道路，就最本质的制度建构，历史社会结构框架，精神思想文化脉动，特别是最根本的政治审美，政治伦理，政治道化，即道统、政统、法统，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历史格局，依旧处于毛泽东时代。这表明同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相媲美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这对孪生兄弟，其影响、意义和历史发展空间可能更大。毕竟，从苏联到俄罗斯，不但已经完全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且，国体、政体、政权、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均已经彻底步上了资本主义。列宁主义被解构，是从反斯大林主义，特别是过度政治纠偏的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开始的。但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却是在打着列宁主义旗号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时期的，即从理论到实践上的社会帝国主义，就已经埋下了种子，特别是制造了广泛的深厚的社会土壤。勃列日涅夫麾下的第涅河帮，尽管从主义、形式和旗帜上，依然遵奉列宁主义，但其理论、政统路线、政策、方略上都彻底地背叛了列宁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与人类解放学说，把苏联政权和国际战略变成了腐朽与庸俗，没有灵魂与价值主张，只有功利算计，在世上称王称霸的社会帝国主义强盗逻辑和霸道行径。其实际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污染，要比赤裸裸的简单粗暴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政客及其把戏，还要恶劣千万倍。从一长制、专家治厂，干部与技术人员决定一切，明显的特权特供，走向制度化、文化性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阶级，尽管起点在于斯大林时期的政策，但斯大林时代的阶级、阶层矛盾与国家官僚主义，都还是可控的。斯大林的路线、方针和头脑，即其个人工作与生活作风，总体上都还是无产阶级方式的。而从赫鲁晓夫的思想意识错乱，工作作风武断专制，蛮横无理，从意识形态源头上，注入虚伪、人道主义等等，走向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化堕落，任人唯亲，官僚主义政客阶层垄断国家，从公器到公产，从特供到资源平台，问题已经成山成堆。但苏联垮台与崩溃，依旧不是效率上、速度上、技术上，或者经济成就上与层面上的。尽管其中有僵化和错误，但成就与社会福利及其平等方面，苏联依旧远远高于和好于西方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农轻重比例失衡，是工业化、全球化、重工业战略战线过长，一般物资生活的供应相对短缺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战略设计和比例规划问题。同经济机制，市场还是中央计划，并没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市场经济，在应对短缺，资源比例失衡，社会成本巨大和过度产销和重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上，即盲目性、灾难性，往往被其风险推后，危机的货币、金融表象和其他的滞后和错觉所极大掩盖。市场经济在合成谬误的宏观意义上，是基本上非理性的，从而是无序的。这一点被主流经济学所刻意回避和从无数的经济表象和庞大的数理模式求解和计量，换算体系游戏变换中，货币金融之债务契约的假象与逻辑推演所遮蔽。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在任何情况下都更重要更优先，是一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但同列宁心有灵犀一点通，而且以其宏大的开阔的世界史地知识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把每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先行，提到了理论与历史高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制度变迁，意识形态和国家等前宪政，和宪政建构本身，因此，政治永远比后宪政的契约化、法律化下的一般性经营和经济运作，要重要得多得多。因为其界定和规范、调节的是游戏规则本身，是对游戏角色，游戏裁判，游戏诉讼的框架决断等等更为重大的核心框架的界定与规范。因此，政治第一，政治优先，政治主导，才是辩证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毛主义同时，永远反对教条主义，口头政治家，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事求是，在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和条件下，完成革命与建设，但这却不是要把政治挂帅搁置在一边，一切从单纯的生产力，简单继承技术条件与水平，以落后的甚至反动的社会历史遗留，自私自利的经济本位主义和经济福利条件，和一切的物质刺激为原则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作为历史借口和复辟依据。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学理、思想、体系、架构，不但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师，真正经济理性与思想的无端曲解和肆意强奸。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大家的绝大部分是“无意”的庸俗化，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歪理邪说则是有意而为之。当然，如果从阶级矛盾与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发展根本学说来看，各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与政策，必然地以各自的时代的代理人，形成本时代、国度、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则古今中外的思想精神运动和学术思想发展规律，都是一样的。鲁迅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已经把这种自觉自愿，同具体是从哪家主人那里领赏，是否归顺与从属于哪一具体的资本家，则无关宏旨这样的阶级属性与地位，作了最透彻的说明与诠释。十月革命，从制度、文化、社会、体制、政权、历史，并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政策的一体化和统一中，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文明的历史新纪元。十月革命的道路，将巴黎公社永恒的原则，转变为伟大的苏联七十多年的社会历史现实，创造了一个开启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直接示范了中国革命道路和建设无边的现实存在。十月革命引致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历史变迁，不仅直接改变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日日耳曼欧洲文明发展历史轨迹，并以后续社会主义阵营的之存在，从1929-33年世界大危机时期的人类文明新典范，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苏联卫国战争和苏联红军铁流滚滚，到包括援建中国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等在内的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工业化大推进，计划经济的效率、福利，在速度与人均社会指标上的伟大创造，成为人类经济、社会与文明史上，无比壮丽的伟大奇迹。十月革命彻底改写了巴黎公社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世界历史，使无产阶级专政，从理想国变成了现实国家、政权与社会。伟大的十月革命万岁!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英明的苏联统帅大元帅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

三、中国-东方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典范和世界革命洪流的真正起源革命、起义、造反、中兴，古往今来，或者古今中外，可谓比比皆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革命大军，数月、数年、十几年、几十年南征北战，从根据地到政权、国号、国度的兴衰起伏，朝代变更，几乎成为中国以往数千年历的政治周期律和历史变奏曲。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黄巢、红巾军、白莲教、天平太平，义和团运动，更不要说，汤武革命、文武王造反，更早期的甚至伏羲、神农、黄帝以前的教而不诛，为其下的兵戈刃，武装斗争所取代。然而，除了黄帝的板桥之战，大战蚩尤于逐鹿，尧舜禹平定三苗，商代夏的汤武革命，文武王的周代商朝，其余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奴隶、隶-皂奴、工徒、国人、农奴，农民和人民起义造反，则不是被统治政权与阶级残酷镇压下去，就是变成了新兴的剥削、统治阶层、阶级与集团，用来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每一次人民起义与造反，都或多或少地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和反动制度，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历史进步。但由少数人专政与统治，转变成多数人的统治与治理，却始终是个遥远的梦想。当然，依照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变少数人统治为多数人统治，只能是产业无产阶级诞生以后的社会历史现实可能和政治信仰。然而，无论是唐宋之变的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说，还是李约瑟中国古代世界科技故乡说，还是谭伟东本人的秦汉中国大一统，自由契约，统一市场-国家-度量衡-语言文字-中央集权主权-郡县地方政体等等的世界东方资本主义说，都表明产业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及其孪生兄弟社会主义，在中国-世界的东方，要早于西方世界将近两千年。不论是《太平经》，还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是多么的天地人和谐，又是何等诱人的人世间平等：“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但最终的结局，基本上就是在开明的所谓“逆取”到“顺守”的转折的所谓“马上得天下与马下治天下”，也就是从暴力战争的武装暴烈夺取政权行为，转变成与民休息，从而阶级矛盾与压迫有所和缓，甚至伴随着所谓治乱变轨的之治、中兴乃至盛世，即从“据乱世”进入“升平世”，进而走向所谓“太平世”，而后却是加速的更加水深火热的兼并后恶劣两极分化（国家或侯国、王国小国兼并，土地兼并，产业庄园兼并，衙门治权范围兼并），和在变形的历史大倒退和残暴统治之恶性回流与循环往复。夏朝五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实则仅仅二百余年。尧舜禹后夏启开夏和康甲乱夏甚至直到夏桀之荒淫残暴，中经汤武革命，又中经武丁高宗七十五年的辉煌（傅说与妇好等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像伊尹之对商汤，吕望之对文王-武王一样），却终极于商纣亡国。文武王似乎被史学界公认为双圣，然而周朝不但开启了分封建国，私家家天下之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而且把夏桀商纣淫乱后宫之败德恶行，变成了堂而皇之地比肩前朝的后宫嫔妃制度与文化。至此以后，中国的家天下，性乱事（史）和性资源同私有制、私有化，竟然同大一统国家、政权与文明制度，在礼乐刑政，乃至《女诫》、《烈女》等贞节牌坊等等的女性心灵与文化意义上，被制度化地建构起来。经过经学和文化中的所谓孝文化和人伦操守，甚至于审美评判，宗法制度和其后从宫廷到王公贵族，甚至士大夫的家庭实则家族豪门贵胄演绎，而成为一夫多妻，淫乱天下的正统文明格式。权钱色的铁三角联盟与互相交易，成为牢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盟。而德政与德化，德政与德治，道统与道治，礼教与礼治，法度与法治，则成为围绕着这一或显或隐的社会贫富和历史传承的时代装束和皇帝新衣，而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演进、分化、变奏。当然，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同样也是一种表象，甚至假象。西方的情人制，娼妓制与文化，并不同东方中国的上述联盟有什么本质区别。至于日尔曼文化中的爱情、烈女之忠贞，则基本上并非上流社会的主导，而更多的事实上是其财产制度，嫁妆制，和财富本位的一种制度文化的社会延传和安排。陈寅恪发现了他留学法国式的大量欧洲女子，进修修道院，实则是家里提供不起嫁妆的财产制度之爱情婚姻之牺牲品。献身基督上帝和修道院淫乱是孪生并存现象。家庭与婚丧制度，政权、主权与国体政体结构，财产、财富与货币金融价值尺度与调节手段与方式，社会组织、生产与经营乃至消费单位的制度化构成，田制、兵制、赋税制、官制、学制、话语体系、人文精神，以及知识系统，神话与精神结构，价值观，功名利禄价值取向等等，构成人类历史文化的基本要件。从公开的政治与制度文明宪政，和通行的建构来看，从洪仁轩的《资政新篇》等文件看，太平天国的理论与制度，社会建构，无疑具有相当的开创新局面的创造，但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的堕落，洪秀全妹妹在同另一位的选美花魁女子的争风吃醋的妇道搅局，天王洪秀全们的终极政治主张和行为选择，甚至洪秀全启程上的基督教教义的中国化，统统已经埋下了其失败的祸根。孙中山毕生十一次军事斗争与起义。可谓世上无双的屡败屡战之楷模。而辛亥革命之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总理意志，终于化成了他的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大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其“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等一道，尤被宋庆龄领导的国民党左派之继承，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联合政府》，则走向了完全的新中国三步走的伟大革命之先声。“走俄国人的道路”这是新中国的先辈们的共同体认，和1840以降甚至更久远的无数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终极选择。这一结论，绝非是普通复兴命题的认知与知识话语问题，而是血的灾难性的亡国保种之民族国家社稷存在与否的政治生命宣言。这一政治宣言，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孙中山，但最伟大的理论-思想-战略-政策，及其一切制度、社会文化的最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是毛泽东。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东方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类文明史的崭新历史阶段和人类历史新纪元。其价值与意义，从劳动存在与境界所显示出来的三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三大主义，体现了人类历史与文明的普世价值与科学存在：第一、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展示出了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列宁和毛泽东，是人类史上不多见的见微知著，善于捕捉新生事物，在“几者道之微”中，运筹帷幄，从而具有目光远大，见识超强的领袖、导师。共产主义，在劳动观和价值存在意义上，就是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其既不可能是虚伪的雇佣劳动之下的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的自由买卖，即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交易，也不是依旧是作为等值等量劳动价值券的按劳取酬的等价交换，更不是奴隶制，封建制作为锁链人身依附下的自由匮乏下的类同牲畜的机械动物存在方式。莫斯科卡山义务劳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巨大的令人震撼的改天换地的主人公、人民当家作主的自发地奉献、牺牲和劳动创造，展示出了共产主义的劳动品格和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可能。第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在公有制，甚至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大体上实现了按劳分配，体现出商品价值规律支配之下，劳动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尊严，经济理该应得和社会存在方式。劳动尽管尚未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尽管尚未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大规模的制度化的文化礼乐纲纪下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存在，已经被埋葬。人类文明的伟大的现实存在和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已经若地平线上的太阳，即将喷薄而出，照亮全球。第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趋势。创造、劳动、生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植物和无机世界的最本质特征。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天然的自由存在方式。人类是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里的圣雄和战士。然而，这一最神圣的自由本质特征，在以往数千年的所谓文明史里的阶级社会中，却是以或者赤裸裸的棍棒-皮鞭-锁链下的等同于会说话的工具与牲畜，或者是作为形式等价交换，实则剩余价值付出的雇佣劳动而长期存在。包括所有的严肃的正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学者，公论资本主义具有贬低人的尊严，但却对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制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有制方式的私有制与市场商品货币经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自由与解放，平等与博爱的价值与故事，被像波普尔、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更不必说浅薄、无哲学思辩能力和头脑的弗里德曼们，完全变成了另类叙说（最近北大的张维迎更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地编了一套完全无视李约瑟的鸿篇巨制的科学研究成果，把西方所谓胜出后的经由其知识产权垄断下的专利说，变成了世界史的时代断代和自由价值叙说。张维迎已经堕落成西方经济学牧师与教父了。只可惜形势比人强，中国当代已经根本不在是莫高山会议时的双轨制，国际大循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物价改革的忽悠时代了）。2008年金融海啸和拉长了若干年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未能成为上世纪市29-33大危机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那样的历史性变局，中-美国的事实存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奇谈怪论的最深刻的历史前在和权贵精英逻辑的现实遗迹。不过，美联储之逆风飞扬反周期政策，扭曲操作，所有其他反周期需求管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华盛顿共识下的大合流与大合唱，在供给学派的几十年操作下，尽管可以借助货币金融风控操作，不断加强风险琏、债务链，来不断地推迟和缓和经济最终摊牌和灾变，但经济必然王国的铁律，最终和迟早会发挥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976年或许是人类文明史的大拐点。至此而后到1991年，构成了一个苏东冲击波和社会主义沦陷的历史大悲剧。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后，特别是随着百年十月革命的到来，人类文明大尺度理性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可见。刘强东、马云等对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的领会与描述，尽管不是理论家，政治家的卓越见地，但却显示出形势比人强的历史铁律和法则。四、中国东方世界革命的卓越开启黑格尔是个种族主义者，更是位西方文明的狭隘的非理智的西方理性主义偏执狂。在这一点上，其同马科斯韦伯可谓不分伯仲。黑格尔以歌德作为自己的精神的父亲，但却丝毫没有学到歌德的东方与中国文化之推崇的坦诚的西方智者之实事求是。黑格尔以其大学室友赫尔德林和谢林，及其同代的费希特作为直接的学术友朋与启迪，但其学术的真正鼻祖和导师却是康德。然不幸的是其既未能继承康德的作为同时代一流科学家之才华与品格，又未能延揽康德的完全彻底的自由学术批判精神和永久世界和平的人类情怀。他崇拜拿破仑，将其誉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却没有拿破仑对东方睡狮到东方醒狮的政治、军事洞察力。黑格尔无疑是近代西方的天才与大家。但却骨子里透着西方欧洲人的狭隘、傲慢、虚伪和无知。尽管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庞大的精神哲学体系，并以整体论，历史自然一体观，进步进化论的恢弘，直接启迪，并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的导师，和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之一。马克思在晚年痛下决心学习俄语，根本的指向就是指导俄国革命。马克思的政治直感是惊人的，洞察力是无比敏锐的。列宁曾经对孙中山高度评价。以为辛亥革命不但会改变中国，也会左右世界风云与格局。列宁同拿破仑一样，对中国、东方之潜力与质感，都极为高超。而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大体相近，甚至更胜一筹，在民族问题，东西方问题上，显示出更伟大的胸襟、坦白和气势。事实上，从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直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致延续到笛卡儿、培根、霍布斯、伏尔泰、歌德、康德，即黑格尔以前，西方的智者大师，都没有明显的愚蠢的西方理性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倾向和观念。这固然有西方后起落后之客观原因，也同西哲们的境界、学识、态度有关。经济学创始人，魁奈、亚当斯密等，对中国、东方，不但是客观平和和公正的，而且是推崇敬佩的。西方的偏执狂、无端傲慢，可能主要起自于黑格尔、兰克。其内在心灵、心理原因，肇自于科学不诚实和西方伦理、教化上的内圣外王境界之缺失，乃至民族认识论和价值取向上的缺德，而西方学者的这种自大狂，偏执狂，死脑筋似的自恋，在客观和历史轮回的大尺度上，又是同其后起暴发户，历史大尺度长时段积累、沉淀不足，历史教训不足有直接关系。黑格尔晚年已经对西方理性主义发生质疑和开始了深深的担忧。其中个由既有客观的又有其同周围人际关系的。他的晚年是痛苦和沮丧的。但他却把世界未来的目的指向投向北美新大陆。世界史的后来运行，似乎大体上证实了他的目光与远见。然而，无论是从无产阶级的武器和心脑物质武器和哲学关系而言，还是从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光辉灿烂之科学前景来看，马克思的判断、见识、方向与选择，都更加英明伟大。尽管马克思生前，晚年生活大体上摆脱了动荡，不安定甚至贫困交加，其为此而付出了儿子夭折之巨大代价，及其健康寿命，大女儿病故和美丽妻子早逝等代价。为了人类幸福而工作，作为马克思的价值追求，同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成了高度共鸣。而他们都是在17岁左右就立下宏愿，改变世界而不是纸上谈兵地解释世界，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不是单纯地坐而论道，做名利场上的王者，功名利禄的臣子。十月革命是以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被打破，东西方连接地带俄罗斯大地，人口土地资源大国发生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革命。其接开启、引导、昭示了更加具有世界意义和伟大示范效应的中国伟大革命和史无前列的工业化大推进，现代化大指浪潮，超现代化大探索。我们的时代，表象特征依旧是剪刀差越来越大。即表现为发展鸿沟，信息鸿沟，财富权力身份鸿沟越来越大。而非缩小。伯南特的新作和北美数据表显示，当今世界的两大国，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发达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统统陷入寒门难出贵子的尴尬局面。非但机会不均等，简直上流社会垄断一切，小圈子少数人的世袭罔替，从剪刀差的远远不止工农产品，直至所有制，所有系列纬度的加速放大的两极化，进一步呈现为双城论，三个世界的固化，区域-城市-社会，富人区与穷人里呈现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泾渭分明，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堕入深渊，双城论的全球展开像是天蓝水清，地肥水美的发达世界，两头受气，不确定性与风险剧增的第二世界，和穷不见底，水深火热之中的第三世界。在传统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之外，真正富有智慧的经济学大家理当发现统治成本，错置成本（错误成本）和道德、道路制度方向成本，战略成本，制度成本等等概念和范畴体系。这些或许更为要紧，更具有经济学基础地位和价值。宏观大成本结构，定价机制与权力，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才权色钱权力结构框架与格局已经界定，则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间的所谓市场配置与商道运作，简直就是小儿科，无非是工程技术，财会稽查，市场营销的讨价还价，锱铢必较而已。时代、历史方位，大尺度长时段基本格局依旧，问题和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东西方连接带。列宁主义的摇篮和诞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就的是落后的农奴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斯拉夫民族的社会主义梦想。而中国，作为历史久远文明古国文明巨国，作为人口大国，东方大国，作为近代甚至总体上更为落后，乃至被宰割，欺凌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又官僚封建帝国主义三座大山横行，没有任何基础、条件，率先完成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可能在经典马列主义，只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性革命的大潮中，被最后裹挟、拯救的国度，却在二十八年的血雨腥风中，从进军井冈山途中的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确立一整套建军思想路线与学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构人民铁军纲纪军规，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改革和道路选择，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红色政权格局，农村包围城市，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经常争议遵义会议，直达陕北，开启延安新时代，又历经三大法宝，抗日解放，三三政府，土地改革，发行货币，大生产运动，甚至一系列的包括自然研究院与鲁艺在内的几十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而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工业化大推进，扫盲运动，现代科技与大学体系建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鞍钢宪法》诞生与推广，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代化潮涌，其中向科技进军，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或总路线等等构成了人类史上嫌少的最伟大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面对颜色革命，和防修反修的内外制度、道路与思想挑战，面对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和政治建构下的僵化官僚主义和旧社会的基本价值与依附结构，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奋起抗争，展开了一次绝对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既是一次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大革命。由于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与路线、道路，从而政权斗争的激烈程度，经济基础和阶级阵线的尚未若后来和新近的程度，其总体依旧是一次大的演习，并且是准战争下的毛泽东导演的又一次且是最大的一次世界空城计。其比在一生中的数次空城计，规模和效果更加的空前绝後。无论从军事、国防、技术、物质基础、经济等等各个层面，当时的中国之综合国力，远远不足以同时应对、叫板两个超级大国。仅就核武而言，其中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有灭掉中国，而中国会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非仅仅部具有招架之功。但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却以全民皆兵，举国动员，声东击西，不按常理出牌，一举打掉了美苏动用核武抹掉中国，迫使中国彻底沉浮投降的机会窗口。在三弹一星一艇，核工业、航天等重大战略跟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极其巧妙地以道义社会，文化价值制高点，牢牢把握世情，话语的主动权、导控权，在外交大丰收的同时，以小球推动大球，迅速打开中美，中西大门，将一个新中国，同西方世界自主掌控地联系起来。天不假年，设若毛泽东再有十七年左右，即百岁寿享，或者毛泽东的盛年再延续二十年，而非晚年的体弱多病，力不从心，或者像唐尧那样执政90年，则中国现代化终局不可想象。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大问题，和时代主题依旧。其决不是当下中国的七千万到1.45亿的所谓绝对赤贫问题。问题的最直观的历史感的大直觉和大理性在于，倘若私有制下，市场调节能配置资源到共同富裕，那以往历史的几乎几千年的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起义、造反、革命，就属于无的放矢，权力斗争游戏了。那我们先贤前人古人，全世界的民族种族就是无可救药的傻蛋、蠢猪，那人类文明史上万年的历史中，就只有我们这代人顶瓜瓜，智慧超群，聪明绝顶。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资本主义的困境，社会主义的难题，人类的未来，都在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之中。这不是任何人主观设定的想入非非的宏大叙事，而是具有铁律般的自然社会阶级战争与文明冲突的历史法则。在消灭三大差别之前，没有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可能。自由人联合体下的共产主义只能在逆向私有化的共有经济中得以存在、成长和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