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漫长的星期六”，我们了解斯坦纳的一生

今年去世的乔治·斯坦纳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博学的人之一。他的《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等著作早已翻译成中文，但是因为深奥驳杂，能读的人不多。今年《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引进过来，能让我们在了解他主要学术思想的同时，也深入了解这个人的一生。

斯坦纳直到晚年还很渴望学习，因为他想起在自己之前担任《纽约客》首席评论员的埃德蒙·威尔逊，八十多岁时听说匈牙利诗歌不错，还努力去学习匈牙利语。斯坦纳一辈子对语言都很敏感，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对语言和翻译理论的研究，事实上他本人也精通好几种语言，退休后每天早上都要做一会儿翻译练习。

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去学习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以色列没有忘记他这位世界知名学者，授予他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去领奖的时候，不得不面临这个尴尬问题。同样尴尬的问题还包括：你想不想晚年搬到以色列居住？

他的答案显而易见，不想。《漫长的星期六》中，斯坦纳对不会希伯来语感到遗憾，访谈者洛尔·阿德勒建议他去学习。一贯热爱学习的斯坦纳总是支支吾吾——对他来说，这不是随便学习一门外语的问题，可能也是他一生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很早的时候，斯坦纳就见过以色列复国运动领袖本·古里安，领袖告诉他：“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别的就不用管了。”斯坦纳拒绝了，到老他也不对此感到后悔。他为自己儿子、女儿、女婿都是大学教授感到骄傲，而不希望他们为某个政治观念而献身。

他以法语、德语和英语为母语，偏偏没有掌握希伯来语。或许，他对希伯来语从来都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既非常向往，又有某种神秘的抗拒，最终引人瞩目地耽误了。

就这个意义看，斯坦纳作为一个犹太人无疑是另类的。访谈中，他谈到“如何定义一个犹太人”这个敏感问题。他不赞成用“民族国家”（住在以色列）来定义，也不赞成用宗教信仰（是否信犹太教）来区分，因为他本人不会希伯来语，也不信犹太教，而是把“爱读书、爱知识、爱智慧”作为犹太人的标签。作为一个书痴，他甚至不主张去图书馆借书看，而是要自己买回来，因为这样自己可以乱写乱画。

这让人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写的，他要去读博士时，一家人的狂喜。当时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圈子里，家庭富裕的很多，但这些富翁最开心的却是自己的孩子读书厉害。把“求知”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性”，显示出斯坦纳的大智慧。他当然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感到自豪，但是却并不把这种自豪与“国家”联系起来，而是作为一个个体进行“体认”。他说过，哪里有书桌，哪里就是自己的故乡。

这种认识，和斯坦纳的成长经历有关。斯坦纳的父亲是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人，后来定居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专家。斯坦纳1929年出生于巴黎，1934年在巴黎的一次游行中，一小群极右翼示威者高喊着“犹太人去死”，随后又喊出“支持希特勒”。母亲想赶紧把窗帘拉下来，父亲却阻止了她，并将斯坦纳抱到阳台上，告诉他“这就是历史，你永远不要怕”。

这种童年记忆可能影响到他一生。斯坦纳的父亲有到美国工作的机会，果断听一位朋友的劝告，把全家人都移民到美国。此后的斯坦纳，就开始在“求知”中证明自己，他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工作——终其一生，他都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工作，他甚至也到过印度和中国的大学（北大）短期任教。在世界各地知识的海洋里漂泊，他乐此不疲。

对一个这样的“世界人”来讲，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斯坦纳认识到，语言始终无法做到像数学和音乐那样的精确性，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是性爱方式），而翻译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这样讲的时候并非泛泛而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时，斯坦纳每天和数学家混在一起，他注意到，不管是日本还是印度的数学家，哪怕英语不行，和美国数学家交流也没有障碍，一点都不影响他们探讨各种公式。

从自己的经历和研究出发，斯坦纳对民族主义始终是警惕的。他同情以色列，也认为以色列建国是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他不愿意成为以色列公民，甚至对长期生活的美国也很不满意，所以后来移居到英国。一个从小就目睹了民族压迫的血泪的孩子，最终依靠阅读和知识，摆脱了民族主义的泥沼，这可能就是斯坦纳作为一个“智者”、“晚生的文艺复兴巨匠”给我们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