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因、今日果：周宣王“不籍于千亩”改革，造成周王室中兴不兴？
一
世事就如棋局：有了完美的开局，中盘也精彩异常，但结局却未必能美好。人生棋局中，时常遭遇到的，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在各方大臣、诸侯纷纷上表鼓吹周宣王“英明神武”、“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室中兴”、“盛世大周”之时，周宣王改革的后遗症已经缓慢发作了：
公元前797年（周宣王三十一年），周王室派军攻打太原（今甘肃西部地区）之戎，未能取胜。（《古本竹书纪年》）
公元前792年（周宣王三十六年），周宣王派兵征讨条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再次战败。（《古本竹书纪年》）
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结果战败，周宣王本人还差点命丧疆场！
十年之内，周王室连续三次对外作战都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败得彻底，一次比一次败得更惨！在周宣王执政后期，周王室简直就是陷入股灾的股市，一波比一波跌得凶猛、一波比一波跌得更深，根本就没人知道哪里才是底！周宣王二十三年“殷见”盛典的辉煌，在日渐残酷的现实面前，瞬间成了明日黄花，再也找不回来了！
周宣王
从盛而衰，不过才短短的八年时光。这八年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曾经锐意进取、勇于改革创新的周宣王，就渡过了他人生从波峰到波谷最痛苦难熬的一段经历呢？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使周宣王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也使得周王室走向了复兴。但是，成功的悖论永远都在捉弄人——“使你到达现有位置的东西，不会使你永远保持在现有位置”。
凡事生一利必生一弊。
从西周中央政府放弃了藉田“公社”的那一刻起，西周社会生活状况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
西周的底层农民们就发现，“不藉于千亩”前后，自身的生活已是大相径庭。改革，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短期的兴奋剂；兴奋剂药效过了后，他们反而陷入了更为残酷的贫困陷阱。
改革之前，“乡公社”成员都拥有极高的政治权利，当“国大询于众庶”时，公社成员们都可以到王庭公开发表见解，所谓的“询国危”、“询国迁”、“询国难”。 “乡公社”成员还可以“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让乡民推选出德行优异的人，到中央政府去做官员；让乡民推选出才能卓越之人，在本乡担任职务。）如果哪位官长行为不端、玩忽职守或贪污受贿，“乡民”们还能经常开个“批斗”大会，把他们批倒批臭之后，再赶下台来。公元前841年，“乡民”们愤怒之下，甚至还将不可一世的周厉王给拉下马来！可在改革后，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农民们每天都在田地累死累活，谁敢不听从“私营农场主”指挥，就得受“地主”责骂；严重时，农民们甚至会“被”下岗失业，再到其它农场里去找工作！
国人暴动
改革前，公社成员们都互帮互助，“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授；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賙为乡，使之相宾”。改革后，在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人都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改革前，人们无论是病或者是残，都有“国营农场”来负责照料，有“公费医疗”。改革后，一旦出现病或者是残，再也没有“医疗保险”，也没“公费医疗”，小病靠抗，大病就亡。
改革前，民众养老有“政府”，“周人养国老于东膠（音交），养庶老于国之西郊”。改革后，“不劳者不得”，养老就完全只能依赖子女赡养，家中没钱就只能默默等死。
……
所以，周宣王“休克疗法”改革持续的时间越长，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剧烈拉大，社会阶层日趋固化。很多底层民众陷入赤贫，生活完全失去了上升空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百姓生活愈发艰难，看不到丝毫改善的希望，慢慢地就到了彻底绝望的边缘。
底层百姓在西周政府和“农场主”阶层双重剥削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开始幻想着逃离火坑，重新去寻找心中的那片乐土：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
——《诗经·魏风·硕鼠》
《诗经·魏风·硕鼠》
到后来，为躲避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百姓纷纷逃离，去寻找心目中的“乐土”，以致周王国“总理”樊仲山甫都开始担心起来：“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国语·周语上》）周王畿内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已经到了周王室都不敢大肆宣扬的地步！
三
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因为难以摆脱被剥削的命运，才会幻想着能找到自由生活的乐土。对于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农场主”们，照理来说，日子应该就不会过得如此凄惨。
然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在“农场主”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分化。
老一代的“民营农场主”，他们的土地都是由周王室分封而来。既然是由周王室统一分封，那么早先在他们的土地上，大部分都应该是采取与周王室同样的“藉田”公社制度。但随着“私营”农场的兴起，老一代“民营农场主”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亚当·斯密
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调研了西欧多个国家之后，指出：“商人大多是勇敢的事业家，（封建）地主则往往胆怯，畏缩不前。在商人看来，大量的资本如果能用来改良土地，那么土地的价值也会增加。而（封建）地主则不然：一方面，地主的资本很少，即使有，也绝少像商人那样去做；另一方面，即使（封建）地主对土地进行改良，但改良土地的费用多来自每年收入的剩余，而不是资本。……因此，商人能够从中获利势必顺理成章。”
商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多年，习惯了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种种惊涛骇浪，经营魄力、资本实力、创新能力和欲望都强于普通农民；在封建时代，甚至是强于绝大多数世袭封建地主。封建地主家里的土地，都是从祖辈那里继承而来，世世代代守株待兔，捧着“一亩三分地”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他们的承受风险能力、创新欲望、资本实力等等各方面都弱于商人。所以，即便商人和封建地主都能从周王室得到土地，但最终体现在经营上，就是“私营”农场的经济效益在整体上远远超过了“民营”农场。
经济大环境的突然变化，让老一代“民营农场主”极不适应。
新兴“私营农场主”们都是长期在市场竞争的狭缝中成长起来，对于市场竞争早就习以为常。让老态龙钟的老一代“民营农场”主和他们展开竞争，简直就是把羔羊放入了满是饿狼的草原上！新兴“私营农场”充分发挥压倒性的经营管理优势，不断地蚕食老一代“民营农场”的市场份额，让老一代“民营农场”在竞争中每况愈下，维持日常运营已经越来越艰难。所以，对这些老一代“民营农场主”而言，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让他们这些“地主”家里也没了余粮，逐渐走向了没落。
改革之后，老一代“民营”农场主政治、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心态日渐失衡，对周宣王的怨气也就越来越盛：
黄鸟黄鸟 黄鸟啊黄鸟！
无集于榖 不要集于楮树上，
无啄我粟 不要啄食我米粮。
此邦之人 这个邦国里的人，
不我肯榖 不以善道相交往。
言旋言归 我要回去要回去，
复我邦族 重又回到我家邦。
……
（——《诗经·小雅·黄鸟》译文参考《诗经全译》）
《诗经》中“黄鸟”、“我行其野”等篇目，都反映了周王室“休克疗法”改革之后，诸侯、卿大夫阶层与周王室离心离德的现状。
追根溯源，这样的结局全然是周宣王改革所赐：“休克疗法”改革，打破了旧体制下的社会秩序，却迟迟未能在新体制下建立起稳定的新社会秩序，周王室所依赖的两大人群都人心浮动、弃周王室而去，以致周王室的执政根基不再稳固，中兴不兴也就成必然之事了。正所谓：昨日因、今日果，所以周宣王晚年才会多败战；到周幽王时，甚至身死而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