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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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产权，加上普遍主义，就等于经济发展。

【每日一篇】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韩非子·孤愤第十一》

清晰的产权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创新。

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

要想弄清楚产权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循着这样一条思路来看：

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产权与经济发展的逻辑链条是什么？

再者，从各国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看产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以科斯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来的。

它既有别于旧的制度经济学，又有别于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这一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自身的理论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最主要体现在关于人的行为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

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

新制度经济学派从两个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

1、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

2、人都具有为自己谋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有限理性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模型。

它认为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

第一，决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他只要求有限理性。

这是由于人的知识有限，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认识决策的详尽规律。比如说：

人的计算能力有限，即使借助计算机，也没有办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变量方程组。

人的想像力和设计能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备择方案全部列出。

人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目的时常改变。

人的目的往往是多元的，而且互相抵触，没有统一的标准。

所以作为决策者的个体，其有限理性限制他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

他只能尽力追求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的有限理性。

第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然后考察现有的备择方案。

如果有一个备择方案能较好地满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决策者就实现了满意标准。

如此一来，他就不愿意再去研究或寻找更好的备择方案了。

这是因为：

1、人们往往不愿发挥继续研究的积极性，仅满足于已有的备择方案。

2、由于种种条件的约束，决策者本身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

这个新制度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强调清晰的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它的逻辑链非常简单：

1、清楚的产权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

2、交易费用的降低带来市场范围的扩大。

3、市场范围的扩大会带来分工的深化。

4、分工的深化带来技术的革新。

举个小例子，著名的日本酱油公司-龟甲万，300年历史，规模能做到30亿美元。如果在一个小镇子里卖酱油，一年能卖个几百块就不错了，靠它生存估计有难度。

但是，要是在全世界卖酱油，市场范围大，就能够专业卖酱油卖到30亿了。

分工分得那么细，他们自然就会在酱油上去做一些技术创新。

这样，一些新的工艺和味道就会被研发出来。

所以大家现在去超市买酱油，有生抽，有老抽，有海鲜酱油，有刺身酱油……

种类繁多，不再是我们小时候几十年一贯的、用竹筒打的那种老式酱油了。

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创新的一个结论性的意见。

A + B = C：清晰的产权，加上普遍主义，就等于经济发展。

哈耶克清楚地提出这个理论，韦伯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余英时、黄仁宇、梁漱溟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过这个看法。

经济的发展就是清晰的产权加上普遍主义，这个普遍主义就是通过制度来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是说只能信任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

人们信任的是靠制度建立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合作关系，不管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都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实现的。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西方表现比较好的是荷兰和英国。

很多现代商业离不开的东西，比如复式记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所等现代商业经济制度，都是最先在荷兰出现的，所以他们在世界经济史上地位相当高。这是一个好学生的典型。

英国也是好学生，它最重要的一步是1624年颁布的《垄断法案》限制了王室垄断权。

差学生的代表是法国。和中国类似，法国有一个强大的王室，虽然不叫皇帝，但这个最高统治者控制了一个和中国一样庞大的宫廷和官僚体系。

但最差的学生，在欧洲可能还得算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王室，当时属于哈布斯堡家族，权势大到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

但西班牙即使是这么差的产权保护，与中国相比还算好的。

中国产权状况的最好描述就是清代著名大盐商江春的一句话：“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需屈身说是赏借。”

借都不要说借，皇帝肯拿我们家的钱去用，就是赏脸，就是我们家的无尚荣光。

对企业经营来说也是如此，产权如果没有保障，企业的经营、经济的发展就很难看到100年、200年以后。

其实，不要说100年、200年，就是30年、50年都很难看到，很多周密的安排、长期的筹划都无从谈起。

现在中国的房子不要说我们现在买的不是产权，只是使用权，所以很多做地产的人也半开玩笑地说，其实大家也别谈什么产权，这房子的建筑质量仅够管个30～50年。

如果这种相对比较简单的行业里的这种长远眼光、长期计划都不大可能做到，创新、革新、发明就更是谈不上了。

这个是经济学角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讲经济发展和创新时一个最基础、最根本、也是最深刻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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