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现：忧伤的守望
进拴先生年过五十春秋，当此知天命之年，他意欲自集一部简约的书——《闪光的足迹》，一则是回头给自己半个世纪的文学人生路作个小结和纪念，二则为了更好地继往开来。为此，特嘱予作文以记之。
予思忖再三，本不敢从命，顾念取舍不必在己，更为了心中野火频烧灼灼作疼的文学的昔日梦，于是不揣浅陋，勉力为之。
想到进拴先生，我常常想起《史记》中关于韩信年轻未闻达时的一段记载：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当时的韩信，穷困潦倒，无以为生，于是到城墙下护城河边钓鱼，有几个妇女到河边漂洗衣物，其中有一个老年妇女看到韩信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带的粮饭给韩信吃，而且竟然一连漂洗衣物数十天。韩信很感激和喜悦，对漂母说：“我将来一定有办法来报答你！”漂母闻听十分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怜悯你是贵族子弟才给你饭吃，难道指望你报答吗？！”
韩信此时的垂钓，与想当初姜太公的垂钓自然有大不同。他是真的要等鱼上钩，好下锅充饥的。可是像他当时那样倒霉的一个待业青年，恐怕鱼都不愿上钩。然而像他这样一个胸怀宏图大志和百万雄兵的有志青年，并不因为道路未通而改变气节，没有去偷、去抢，甚至不肯为了填饱肚子而屈身打工或引车卖浆。正是这种落魄不失志、处困不降格、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打动了漂母，她敬重韩信有骨气有志气才给他饭吃，宁肯自己饿着却心甘情愿地献食于韩信且不求回报。
那么，这个典故与进拴先生有什么关联，而令我的思维常常由此及彼呢？想想吧，一个生长于豫西农村穷乡僻壤的小小放羊娃，与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间，要画上一个等号，那会是何等的艰难困苦啊！
三十余年前，天有不测风云，他的父亲中年早逝了。那时，作为八个姐弟中的长兄，十六岁的郭进拴，怀着无限悲痛，含泪接过了父亲遗留下来的放羊鞭，接过了一个小小男子汉拖家带口的重担。当他在逶迤的草坡上坐下，悠扬地旋摇起手中的鞭儿，默念着父亲留下的“春放阳坡夏放巅，秋放阴坡冬溜涧”的遗训，凝望着山坡上吃草的羊群，凝望着家乡芳草翠微的山岭，凝望着山下榆柳葱茏炊烟袅袅的村庄时，他也每每神情恍惚，情思绵绵，凝望着他的人生路，他的文学梦，落魄不失志、处困不降格、贫贱不能移。尽管，从那里看，他距离“知识分子”尚且是多么的遥不可及啊！
似乎，对他而言，职业只不过像一把柴，真正燃烧生命的并不靠它。因为，他的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植下一颗文学的种子，那种子生根发芽，逐渐长大，要长成一棵婆婆娑娑的银花火树。文学是燃烧的事业！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塑造灵魂的事业！
文学的梦想，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的胸膛里，如同烈火般熊熊燃烧，烧得他不能自制，于是就有了一个总是一手拿羊鞭、一手拿书本的少年，在贫穷闭塞的文化荒原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嘈杂世声中，沉静而又坚定地为他的文学梦想之银花火树汲取养分。
一个人的梦想，无论多么绚丽，多么高尚，他人是不容易看明白的。文学之路，本身就是一种追寻灵魂家园之路，一种朝圣之路。那么，从那样一个荒唐年代、那样一个穷乡僻壤出发，在周围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做梦吃星星，自然是更难取得他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极力反对的声音，冷嘲热讽的声音，不绝于耳。
为了文学梦，他曾因同学、朋友的大声宣读编辑部给他的退稿信时羞耻痛哭；为了文学梦，他曾因母亲撕毁他伏在柴油灯下辛辛苦苦写出的文稿而砸烂了家里的饭锅；为了文学梦，他曾因投稿夜宿郑州街头而被警察当贼审问……朝圣的路往往是布满荆棘，少有田园牧歌式的。为什么会有人甘于亲吻人生路途上的荆棘？或许是因为“在贫瘠的土地上，更深地懂得风景”！
古往今来，朝圣者往往都是贫穷于物质、富有于精神。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即使他坐拥金银富甲一方，无非是暴殄天物为富不仁。进拴先生出身寒门，贫于物质，然而，为了实现文学之梦想，他曾经在弟弟们的倾力资助下，背乡离井，远行沪上，进入复旦大学作家进修班学习，又曾经在不惑之年进京入鲁迅文学院深造。试想，如果是一个没有热爱之心、而在经济上斤斤计较精于算计的人，如何做得到？
进拴先生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中，洋溢着朴素、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这说明他有着深深的草根情结。这种情结，是他文思不竭的源泉，使他笔下的文字获得了生命与情感。看来，他应该是信奉“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吧！不然怎么会数十年念兹在兹，无论文学居于社会中心还是滑向边缘、冷还是热、受捧还是受棒，都矢志不渝勤耕不辍呢？
文章应该文道合一，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艺作品总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精神构建。
既为作家，许身文学，那就不可逃避他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良知。不管他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也不管长路漫漫何其悠远，哪怕是处境再困窘也不可泯灭了寸草心、草根情。我一直固执地认同魏文帝曹丕对文学价值的判断：“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上个世纪末，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以向一位来自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年轻学者请教他对文学的价值的看法，他竟说：“八十年代，文学承担了太多的使命，如思想启蒙、政策宣传等，就像这烟灰缸，”他随手拿起眼前的烟灰缸，边比划边说：“平时就做烟灰缸用，如果有人突然闯进来袭击你，你随手抓起烟灰缸砸过去，烟灰缸临时充当了防御器具。过后，烟灰缸还是烟灰缸。所以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不正常的，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才是正常的。”这样的话，让我很忧伤。这种人，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就算了，竟然不拿文学当回事，认为文学就是钻进象牙塔的自娱自乐；仿佛，一个作家，和工人、农民之间，一点感情的联系都没有。我想，如果鲁迅复活，非把这等人踢出鲁迅文学院不可。
文学作品，虽然不能说篇篇都要像《人生》、《棋王》、部部都像《呐喊》、《彷徨》那样深入人心，振聋发聩，至少要有利于刺恶扬善，有益于世道人心吧！
进拴先生对文学的期许，起自荒芜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不屈地热爱，不挠地追求，他有幸遭逢了一个大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文学欢腾的时代。那个时代，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很多文人因为一部作品好便可一朝成名天下知。时代大潮助他的文学之梦振翅翱翔，使他得以招工、转干、加入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但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迅速由社会的中心滑向边缘，于是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激流勇退，改弦更张，另谋高就了。可是，像进拴先生这样的人，依然痴迷地爱着文学，依然在文学的道路上奋然前行，不动摇，不畏惧，不放弃，不言弃，虽然不免显得冷清，孤独，少有呐喊助威的声音。
鲍鹏山高度称赞庄子“充满血泪的怪诞和孤傲”，称赞庄子的对卑污者蛇一般的冷酷和对天下苍生鸽子一般的温柔宽仁，且揭示出庄子“由超凡脱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他盛赞庄子拒绝世俗权势媒聘、独与天地相往来的决绝态度：“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
庄子的高度，我辈诚然难以企及。然而，面对文学遭遇放逐、文人纷纷退回书房或者干脆“弃暗投明”的严峻现实，一个作家不忘他的责任，不灭他的良知，不熄他的火焰，不辍他的耕耘，在冷清寂寞中忧伤地守望他所热爱着的精神家园，是可贵的。
进拴先生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还是一位满腔热忱的文学活动组织者。那胜友如云、俊彩星驰的文人聚会，使人如遇欢乐佳节一样的心醉神怡。这样的聚会，我也曾有幸参加过几回，也曾受到过进拴先生的启发和鼓励。
我也曾试图此生专注于文学，所以，毕业后从教的前十年，我一直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把文学放在第二位的。于是在教学之余，就竭力去读书、爬格子。可是，爬格子太累了，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常如宿醉，头痛力疲，却绩效甚微。后来至今，我由于一直教高三，渐渐地，我深入到教学之中了；对于文学，竟是日渐荒疏了。就连读书，也只是能读快餐式的，走马观花似的看些小花小草类的豆腐块文章，主要是课本上、教辅上的。至于参天大树类的大部头著作则基本不曾涉及。书读得少，读得浅，话也就俗。有时候蓦然回首一望来时的路，目及灯火阑珊处文学的芳尘，心痛欲碎。
希望这一本简约的《闪光的足迹》能多给读者以真善美的陶冶；更希望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进拴先生“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不断创作出具有更深广社会意义、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好作品来。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一高教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