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康 | 清代云南人与台湾治理及台湾诗文书写
摘 要：云南虽然远在西南边陲，但和台湾的关系并不遥远。清圣祖收复台湾后，对于如何处理善后，云南人赵士麟提出“一统无外之宏规”，主张设治设防，施行教化。其间，清朝有近20名云南人赴台任职，参与台湾治理，为台湾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并且留下吟咏台湾的诗文。这些诗文，记述了当时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历史状况、清政府治台方略及成效，突出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的联系；反映了在清政府治理下，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文明程度和生活福祉的提升，台民的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强化。
关键词：云南诗人；台湾治理；台湾书写；文明进步；国家认同
云南和台湾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在清圣祖平定台湾后，有不少云南人到台湾担任文武官职，目前考知的就有近20人，他们为加强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及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古代官员多能诗，赴台滇人亦不例外。他们的治台经验及诗文对我们认识台湾历史和社会以及正确看待台湾问题，至今仍有启发。兹据平日读书所见资料，略加排比，撰成此文。
首先要提到的是赵士麟在处理台湾善后问题上的贡献。赵士麟（1629—1699），字伯麟，号玉峰，云南河阳（今澄江）人，康熙甲辰（1664）进士，历官浙江、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兵部、吏部侍郎等。他守正爱民，正身率下，兴教阐道，德化大行。《赵玉峰先生集传》说：“公以清德重望为当代名儒，遭逢圣主，得行所学。嘉言懿行，经济文章，中外推山斗。”[1]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读书堂全集序》说士麟“分碧鸡金马之灵，瑰奇弘硕，巍然为一代之才”。[2]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八日，赵士麟因病翛然而逝，殁后唯存图书数百卷，四壁萧然，情操劲节，令天下人心折。大诗人王士祯说他“德业文章，昭布天壤，千载下尚奕奕有生气”。[3]他为政风流，诗亦为名家，博大凝厚，典重精纯，主修康熙《浙江通志》，著述编为《读书堂全集》四十六卷。
赵士麟是康熙朝名臣，具有宏大深远的政治智慧和严谨缜密的政治韬略。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圣祖收复台湾，征询臣工治台意见，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赵士麟上《台湾善后疏》（《读书堂全集》卷六，云南丛书本），主张一是设治设防，二是施行教化。其言曰：
赵士麟建议在台湾设一府二县二镇，抚绥其民，捍卫沿海各省，并发展农业，与台民休养生息；设立学校，以诗书礼乐加以教化熏陶。古人重视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性进行“雅化”，提高个体文明程度；另一方面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涵化、凝聚、引领社会，强化国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共同致力于国家发展目标。这是高明而行之有效的治理方略。赵士麟还建议设立流官，避免官员在偏远之地长期经营，据地自雄，尾大不掉。朝廷采纳其建议，设福建省台湾府，以及凤山、台湾、诸罗三县，把台湾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管控之下，奠定大一统宏规。赵士麟虑远识深，留下不朽政治遗产。
万锺杰字汝兴，号荔村，昆明人，乾隆乙酉（1765）拔贡，历任湖北公安知县、南昌知府等。当时清政府用兵台湾，官兵络绎渡海，特简命万锺杰为福建兴泉永道，督办粮饷转运。战事结束，当局重其才，乾隆五十三年（1788）派为台湾兵备道，加福建按察使衔，渡海履任，1791年离台。任内处置恰当，扶绥缉捕，事事得宜。光绪《台湾府志·列传·政绩》（台湾文献丛刊130册）说：“乾隆五十三年，以兴泉永道，调巡台湾。未至任，擢福建按察使，仍授台湾道。台故多娼，锺杰拘尤艳者数辈，付有司械示，娼皆逸去。主岁科试，谨关防。有粤生为闽童抢冒者，按律治罪充发，诸生与寅缘，皆褫革，士习为改。性戆直，修造战舰宁多费，不以私干。提督奎（林）风裁甚峻，于锺杰独加礼焉。在任三年，以忧去。”回大陆后实任福建按察使，加布政使衔。丁母忧归里，病卒，未尽其用，识者惜之。著有《野绣堂诗集》十卷，诗丰裁倜傥，吐纳风流，清新浏亮。《滇南诗略》（云南丛书本）卷三六扬州萧霖识语云：“荔村器宇英伟，人只知其吏才之强干，而不知其抱负之宏深。今读其诗，豪壮清新，居然名手。固知才人无所不能，不得分吏才诗才为两路也。”江西武宁王子音说：“先生天才既优，学殖亦富，吐属风雅，足为金碧生色。”其诗《滇南诗略》《滇诗丛录》（云南丛书本）收录甚多，可惜没有关于台湾的内容。
张于恭（1756—1831），字文安，号竹亭，大理人，乾隆癸卯（1783）乡试亚元，历官福建长乐、沙县、崇安（今武夷山市）知县。为官勤慎廉明，“素饶干济”，政声卓著，士民瞻仰，口碑载道，“咸以循吏能员称之”。道光三年（1823）升台湾府南路海防同知，时乡人曾立《张于恭诰封碑》记其事，碑现存大理州博物馆。当时台湾南北两路不稳，张于恭奉檄往谕，深入瘴疠，晓以大义，“淳良者感以恩，顽固者摄以威”（《新纂云南通志·名贤·张于恭传》），人心安定。论功封赏，权补福建永泰知府。因劳顿过甚，暑湿交侵，手足麻木，遂告回籍，诰封奉政大夫。不久病逝。林则徐撰墓志铭，并作挽联：“垂白一翁穿望眼；点苍万里痛归魂。”云贵总督阮元挽曰：“绿野堂开，一代衣冠荣五马；香山会里，百年人物纪三朝。”倪思淳挽曰：“阅渡海澜波卅载，清勤推表率；传过庭诗礼六经，根底见风流。”[4]其著有《文安全集》八卷，惜《滇诗丛录》收录诗中，亦无台湾内容。
董正官、曹士桂在台，宦绩亦著，详见下文。
除上述诸人外，还有多位滇人任职台湾。《新纂云南通志·宦绩传五》载，鹤庆人蒋祖培，乾隆二年恩科（1737）进士，曾任台湾知府。《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二》载，嵩明人唐时勋，号巨河，乾隆庚寅（1770）举人，官嘉义县知县，著有《平台纪略》一卷。《滇南诗略》卷三一载，宜良人芮国勋，字云台，号大臣，乾隆己未（1739）武进士，官台湾游击。徐文仪纂修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一武备三云：“孙文元，云南人，台湾镇左营游击。朱一贵窃发，欧阳凯等战殁，贼攻府治。文元兵少势孤，于鹿耳门内望北叩首毕，跃入海死。”又据陈培桂纂同治《淡水厅志》卷八上，云南晋宁州举人苏鳌，道光六年（1826）署理彰化县知县。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的《噶玛兰厅志》卷二载：“李廷璧，云南晋宁州人。由举人知彰化县，（道光）九年十二月初八日署（噶玛兰通判）。升鹿港同知。”又光绪《台湾通志·职官》载，蒙自举人尹秦，雍正五年（1727）任巡台御史；永善举人朱国垣，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澎湖通判；昆明人张天寿，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淡水营都司；寻甸人戚世连升，嘉庆四年（1799）任右营游击；通海人祁征祥，光绪八年（1882）七月任台湾县知县；太和（今大理市）人范克承，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任台湾县知县。
僻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在清代有这么多人参与台湾治理，有的还是少数民族（董正官系白族），是颇出人意外的。这表明清代时台湾已经与大陆完全融为一体，故治台官员在全国范围内选派。云南乡贤们为台湾治理殚精竭虑，贡献甚著，有的人还献身台湾，令人敬仰。他们的台湾诗歌书写，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清政府治台方略及成效，是台湾和云南的珍贵文化遗产，当然也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张琮，号浣村，河阳（今澄江）人，赵士麟婿，历官黄安知县，著有《立德堂诗集》，翰林院编修王思训为之序，已佚。光绪《台湾通志·职官》载，张琮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台湾县县丞。《滇南诗略》卷二八收其诗10首，有4首写台湾。这些诗反映了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早期的治理情况，颂美清圣祖对台湾的励精图治。
其中，《红毛楼感怀》描写台南美丽风光和社会繁荣景象：
叠石雕甍落彩霞，
登临到处眼偏奢。
茫茫涛涌三千岛，
历历烟霞十万家。
沧海于今成乐土，
高楼尽日响秋笳。
东南餽饷劳宵旰，
筹唱谁是道济沙？
台南为清朝台湾府治所，是当时台湾的行政中心。台南红毛楼又名赤嵌楼、赤坎楼、番仔楼，为晚明时荷兰殖民者所建，当时汉人称荷兰人为红毛，故名。台南靠山面海，风景优美。“登临到处眼偏奢”意为登上红毛楼，台南自然风光、繁荣景象看不尽。首句写红毛楼由石头垒成，雕栏画栋，颜色彤红，仿佛彩霞落下。颔联写台湾诸岛在茫茫大海之中，波涛汹涌；台中已经是人口密集之地，他们生活在美丽风光之中。颈联说清圣祖收复台湾后，休养生息，台湾已经变成乐土。尾联说圣祖为筹集台湾地区的军饷、筹划台湾治理而日夜操劳。
又《澎湖岛》：
孤悬一岛水连空，
开幕登坛节钺崇。
庙算十年筹海上，
军威半壁锁台中。
笳吹猎火波痕碧，
星杂渔灯舰影红。
我亦书生思报国，
太平无事请从戎。
此诗应是张琮随某大员到澎湖履任时写的，其见证了澎湖开府设治的过程：“开幕登坛节钺崇”。“庙算十年筹海上”说的是清政府精心筹划治理台湾。此诗描述澎湖岛一岛耸峙、四海茫茫的景象，以及澎湖守军军威严整，澎湖岛渔灯辉煌的情景，歌颂清政府对台湾的经营，表达自己的报国之情，读来令人振奋。
万友正，字端友，号虚舫，阿迷（今开远）人，乾隆壬申（1752）举人，历官江西武宁、四川清神、福建古田知县，著有《汗漫集》。同学齐世南序《汗漫集》说：“万子胸襟浩荡，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之概。好游遨，足迹所到，一皆以诗写之。” 乾隆壬寅年（1782）二月，万友正受福建布政使杨公委派，勘察福建后路，从厦门到台湾，写了一组关于台湾的诗。其中，《台郡》（《汗漫集》卷三，云南丛书本）云：
沙汕通番舶，淼茫接斗墟。
平湖迷岛屿，低树种珊瑚。
上市槟榔果，先春小甲蔬。
红毛楼上望，云物正堪书。
炎徼南溟际，空城翠屿低。
好风苏草木，有地剪鯨鲵。
杂牳工云锦，熟番善雨犁。
化行无内外，使节附标题。
这首诗是万友正在台南写的，描写了台南景物和民风，反映了台湾经济社会在清政府治理下的发展。“沙汕（沙滩，此指码头）通番舶”，表明当时台南仍有外国船只开展国际贸易。“杂牳”与“熟番”相对，当指生番，即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高山民族。“杂牳工云锦”说“生番”能做出巧妙的纺织品。熟番是台湾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熟番善雨犁”说他们善于在雨季用牛耕种。“标题”即“雕题凿齿”，指当地原住民文面之类。[5]“使节附标题”意为当地原住民也归清政府驻台官员统领。“化行无内外”说明清政府在台湾施行教化，台湾与大陆已连为一体，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好风苏草木，有地剪鯨鲵”一语双关，既指台湾在春风吹拂之下草木复苏、台湾人擅长捕鱼之实况，也暗示了治台的方略：一方面要施行德化，为民纾困；另一方面对敢于侵略或叛乱者要实施打击，这是治台的不二法门。二诗有境界，有见识，描写真切，情景交融。
董正官（1797—1853），字钧伯，一字训之，大理人，白族，道光癸巳（1833）进士，历官福建安溪、长泰、霞浦等知县，严守海疆，政绩卓然，士民称颂。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霞浦知县升台湾府抚民理番海防捕粮通判，又授噶玛兰厅通判，官阶加一级。在台湾率流民垦荒，发展经济。咸丰三年（1853），台中吴槎起事，正官奉命前往查办，抵大陂口，中埋伏，兵溃，伏剑自刎死，年五十六，安葬于台湾城门外猪拱岭。事平，朝廷旌表忠烈。光绪《台湾通志·列传·政绩》说：“政勤慎，数月结讼牒六百余。有应兴革，行之务尽其力。厅属防番，例设隘丁。隘首侵丁粮，防守懈，则番出为害。正官谂其弊，常亲临各隘督责之。”赵藩《续漱石斋遗稿序》赞其“学行粹美，处有守而出有为”。其著有《续漱石斋遗稿》《兰溪唱和集》。
噶玛兰又叫蛤仔难，是台湾当地原住民族语言的音译，即今宜兰县。噶玛兰原来隶属于淡水厅，清政府于嘉庆十七年（1811）单独增设噶玛兰厅。董正官到任后，重视噶玛兰文化教育，亲任噶玛兰仰山书院山长，令原住民子弟与汉民同于书院读书，亲自课读，敦品励学，令文风兴起。为了让“官斯土者，征文考献，因地制宜，为海外苍生长治久安之计”，[6]他监修《噶玛兰厅志》（晋江陈淑均纂）八卷，是为宜兰第一部方志。
董正官在噶玛兰写的诗，载于陈淑均纂道光《噶玛兰厅志》卷八、陈培桂纂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五，有《由鸡笼口上三貂岭，过双溪到远望坑界，入噶玛兰境》《兰阳杂咏八首》《兰防即事》《琉球难夷遭风到境，加意抚卹，照例护送；诗以纪事》等。这些诗不见于《续漱石斋遗稿》，今人张明曾《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董正官卷》（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亦未收录，以后应注意辑补。而连横《台湾诗乘》、陈汉光《台湾诗录》、赖子清《台湾诗醇》等台湾诗歌总集却有收录。
《由鸡笼口上三貂岭，过双溪到远望坑界，入噶玛兰境》有长序：“己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菊秋二十一日，由南台配渡登舟，翌日出五虎门。适在立冬期内，风汛靡定，驶泊黄歧、三沙等处，候四十五夜之久。葭月六日，由三沙放洋，是夜风涛大作，撞击如雷，船前身水漏满舱，无从寻补，舟人大恐，正过黑水沟是也；十余人尽夜掣汲不替。天晓见山，舟已南行；转帆折往东北，午后收泊鸡笼口，此行险矣哉!”诗云：
闽峤东南尽海湾，
重洋突涌大孱颜。
鸡笼口踞全台北，
信否来龙自鼓山？
不畏番林蓊翳迷，
不嫌鸟道与云齐。
盱衡小立三貂岭，
大海茫茫转在西。
一夜飞逾黑水沟，
山中又见大溪流。
危帆甫卸还呼渡，
真个无边宦海浮。
云水天真以漏名，
山灵慰我霁颜生。
海邦风气殊中土，
不喜随车雨喜晴。
鸡笼口即今基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城市。同治《淡水厅志》卷十四载庚子九月镇道会禀《台湾十七口设防状》说：“大鸡笼万山崇峻，下多深潭急溪。……大鸡笼极高，俯瞰全台。”三貂岭在基隆和宜兰之间，山峰高耸云霄，云雾缭绕。《噶玛兰厅志》卷一载：“三貂大山：在厅治北七十余里，以地得名。中分大溪，溪北属淡水，溪南属噶玛兰。山路崎岖，溪涧丛杂，虽行旅维艰，而实入兰之孔道。”双溪位于今台湾新北市东部，境内多山。牡丹溪及平林溪在境内交会，故名。望远坑在今新北市贡寮区。
这组诗是董正官乘船从南台经台湾海峡（黑水沟）到达基隆，再从基隆经三貂岭、双溪、望远坑到噶玛兰时作的，描写了沿途大海茫茫、山势险峻、道路艰难的景象。这条路面向太平洋，山光水色极美，但当时开发尚不充分，所以行走不易。而登上三貂岭，扬眉举目，自豪之感油然而生，突出了台湾和大陆不可分割的联系。基隆雄踞台北，而“来龙自鼓山”，是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董正官在《闻有量移葛玛兰通判之信咏以志感》中说“涉波忠信平时凛”，表明他是怀抱对国家的忠诚到台湾的，这组诗表现了他的爱国情。
《兰阳杂咏八首》内容较丰富，有的写噶玛兰自然景观。如《东海（三港通洋）》云：
此去汪洋接太空，
传言万水尽朝宗。
台阳琅峤难南渡，
浙海舟山尚北通。
乌石潮生归艇月，
龟峰云起列屏风。
蔡牵败退朱濆走，
安土无忘击贼功！
噶玛兰东面是太平洋，此诗首联描写了太平洋浩瀚汪茫、汇聚万水的景象。第三联写乌石港和龟山。《噶玛兰厅志》卷二“水利·附考”载：“乌石港在头围汛，离厅北三十里。'石港春帆’为兰阳八景之一。”《噶玛兰厅志》卷一“山川”载：“龟山（一名龟屿）：在厅治东六十里海岛，以形得名。岸临无际，孤屿耸起，与玉山遥遥作对。其萦波蹩躄，近复与沙汕蜿蜓，天然作厅治门户。形势家所谓龟蛇把口是也。山周二十余里，高二百余丈，朝旭初升，变幻万状。将雨，则嘘雾咽雷，声如震鼓。”尾联写嘉庆年间清廷击败“海盗”蔡牵、朱濆事，表示现在噶玛兰已经平安，不能忘记前人的功绩。
《泖鼻（入兰洋路）》写由海路进噶玛兰的艰辛：
鳌岛斜拖象鼻长，
天公设险界重洋。
嘘帆兼候风南北，
钩舵时防石显藏。
米艇埯边行尚稳，
草船浮海势难狂。
梭巡楼舰终须慎，
艋舺营师[7]水一方。
《噶玛兰厅志》卷一载：“鼻头山（俗呼泖鼻）：以形得名。在厅治东北水程九十五里，与淡水洋面交界。此山直穿海波，形如象鼻，长十数丈。”此诗首联说鳌岛、象鼻山伸入太平洋，似乎是天公有意设立险阻隔开陆地和大海，以护卫噶玛兰。颔联上句写行船要看南北风向，“嘘帆”即风吹船帆；下句写行船时必须时时提防或明或暗的礁石。《噶玛兰厅志》卷一载：“龟山其龙从苏澳穿海而来，一路石礁，高者如拳，小者如卵，隐隐跃跃，如起似伏。”颈联上句说运米船在岸边行走还算稳当，下句则用草船借箭故事，说草船到了大海里也难逞其狂豪之势。尾联想到驻守艋舺的水师随时开船巡视，必须特别谨慎，以免翻船，也暗示保卫台湾安全，必须有武装力量。
《三貂（入兰岭路）》则写从陆路进入噶玛兰之艰难，也描写了沿途景象：
想象三峰天外峣，
现从岛国指三貂。
猿梯直上云千仞，
鸟道惟通路一条。
望若茫茫西海隔，
开兰步步北关遥。
内山樵径来茶客，
说距新庄只两朝。
有的写噶玛兰气候，如《漏天（秋冬多雨）》写噶玛兰多雨：
闻道黔中雨势偏，
秋冬兰雨更连绵。
气迎塞北风掀浪，
地处瀛东水上天。
补石欲邀娲再炼，
变桑谁信海三迁？
可怜冲压艰修复，
租税年年泣废田。
台湾属热带亚热带海洋气候，降水丰沛。诗文把噶玛兰与贵州对比，贵州有“天无三日晴”之说，而噶玛兰秋冬时节，阴雨连绵，比贵州还厉害，仿佛天出现漏洞，没完没了倾泻雨水；秋冬北风侵入，与南方暖湿气流交汇而降雨，大雨年年造成泥石流，冲毁、掩埋农田，修复极难，农民完不成租税，只好看着废田哭泣。因此，他想请女娲重新炼石补天，堵住漏洞。这是仁者之心，体现诗人对农民的关怀。
有的写噶玛兰民俗。彼时台湾少数民族有“生番”“熟番”之分，董正官都有写到。熟番是住在平坝，以农耕为业，开化程度较高的原住民。《番社（化番成社）》写熟番：
献地当年此熟番，
社分卅六驻平原。
译名武歹龟刘别，
问俗榛狉鴃舌存。
金鲤鱼悬双额喜，
刺桐花发一年论。
斗醪尺布售摹纸，
忍极田租汉仔吞。
“社”是台湾基层社会组织。诗文说噶玛兰熟番共有36社，当年他们向朝廷献出属地，住在平原地区，以耕种为业。他们会说汉语，也有民族语言（鴃舌）遗存。颈联写他们的门户上挂着干鱼，生活富足美满，还写到他们根据刺桐花开落计年的习俗。尾联写某些不法汉人用少量酒、布跟他们赌博，他们常常吃亏，严重的情况下，还要用缴纳田租的钱来抵偿赌债。董正官同情他们，对“汉仔”的欺诈行为予以谴责。
生番则是居住高山地区的原住民，以狩猎为生，文明程度较低，雕题凿齿，民风彪悍，还有猎头习俗。清政府平台后，为了保护他们，专门划出他们的世居地作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区域，不准外人侵扰。《生番（廿隘防堵）》：
海角苍生共此生，
腼然何独戾人情？
饰金怪具髑髅癖，
饮血群归鸟兽行。
番割得毋忻构祸，
铁工疑亦暗赍兵。
虽言隘隘难防遍，
鬼怨糜粮瞰最明。
诗文说天涯海角的人类都是一样的，独独生番的行为与常情相悖。他们杀人后，把人头骨作为装饰品挂在身上，其实这是原始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颈联写某些汉人协助生番制造祸端，铁匠暗中为他们打造兵器。关于“番割”，曹士桂《宦海日记》有记载：“以汉人而娶番女，晓番话，谓之番割。非汉人之奸诈桀骜、凶恶异常者，不肯为，不能为也。”[8]又《淡水厅志》卷十一载：“沿山一带，有学习番语，贸易番地者，曰'番割’。贩铁锅、盐、布诸货，入市易鹿茸、鹿筋、鹿脯、鹿角出售，其利倍蓰。生番引重，以女妻之。”“番割”以闽粤商人为多。因此，噶玛兰虽然设置了20道关隘，仍难杜绝生番劫掠，但他相信他们会得到鬼神的报应。诗中有对生番的不敬之辞，以今视之，自然不可取。深层次分析，见后文“讨论”部分。
曹士桂（1800—1848），字丹年，号馥堂，蒙自鸣鹫村（清代属开化府文山县）人，道光壬午（1822）举人，历任江西广昌、南昌等知县，洁己爱民，人皆德之。后调福建省台湾北路（鹿港）理番同知。不久，改淡水厅抚民同知。淡水厅初设于乾隆六十年（1795），掌管台湾中部以北区域，治所先设彰化，后移至竹堑（今新竹县）。同知为淡水厅首长。因德能突出，上峰专折保荐台湾知府，任命未下而卒，终年47岁。诰授奉政大夫，加中宪大夫。陈培桂纂同治《淡水厅志》卷九上“名宦”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署淡水厅同知。甫三日，闻大甲分类之谣，驰往谕告，遂释。文字案牍，悉出己手，判断如流，案无积牍，顾未尝妄刑一人。尤神于缉盗，豪右惮之。喜栽培士类，试期绝于请。生平蔬粝自甘，严操守，谓陋规非分之赀，悉却之。才久阅月，以劳卒于官，祀德政祠。事闻赐恤，祀昭忠祠。”
曹士桂著有《宦海日记》，述其赴台、治台情况，以及台岛自然风光、民风民俗。日记手稿饱经磨难，仅存残本，士桂后人将其捐赠云南省博物馆，后经整理出版，成为了解清中期台湾社会的珍贵史料。日记中保留了其少量诗作，格外珍贵，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将其编为《曹士桂与宦海日记》出版。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曹士桂调台湾北路理番同知。在晋谒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按察使、署理布政使陈士枚等大员，领取指示后，二月从泉州出海，经两天一夜到鹿港，写了《东渡》组诗，共8首。诗曰：
包天惟海，海上有山。
绵亘千里，碧水回环。
蓁蓁狉狉，混沌番蛮。
圣朝开辟，锡名台湾。
台湾大岛，在海中央。
圣祖勘乱，柔此蛮方。[9]
设官分职，恩普德洋。
来莅兹土，一苇远航。
茫茫大海，渺渺孤舟。
捧檄东渡，泛彼中流。
帆随风转，水与天浮。
踌躇四顾，快哉壮游。
海天空阔，更爱午晴。
太仓一粟，片帆孤征。
涛涌山立，浪接云生。
舵楼四望，境绘蓬瀛。
日落海上，雪浪接天。
仰见新月，如珪半圆。
碧波澄澈，素影娟娟。
乘槎有客，飘渺欲仙。
海天夜半，月没星多。
上下动摇，不辨银河。
北风泠泠，惊浪骇波。
孤舟飞驶，欲走蛟鼍。
海天欲晓，红日将升。
霞光万丈，赤浪千层。
璀璨闪烁，踊跃腾凌。
一轮捧出，烟消波澄。
二月初吉，自西徂东。
片帆袅袅，春山融融。
藐躬焉托？恍惚凌空。
一日千里，快御好风。[10]
第一首写台湾的地理特征。第二首写清圣祖平台治台，怀柔台民，普施恩德。第三首总写捧檄赴台。第四首写正午海景。第五首写日落海景。第六首写夜半海景。第七首写日出海景。第八首总写东渡感受。这组诗的佳处，一是写出海景之壮观，二是写出作者之豪情，三是写出清朝治台之方略及官员对台之感情，绘景如画，情景交融，英风飒爽，豪气四溢。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云：“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曹馥堂正有东坡的浩气和豪情。赴台湾，意气风发，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治理台湾的责任担当。他说：“予自筮仕十年于兹，感戴天恩祖德，朝夕兢兢，思所以仰报于万一，平地大海，视如一致。”[11]
《道上行》写初到台湾所见情形：
竹篱茅舍结村居，
半饱薯芋半饱鱼。
漫向台阳夸富庶，
萧条满眼欲欷歔。
漠漠平原十里沙，
一望枯草伴芦芽。
只缘水涝成沮洳，
不艺禾苗不艺麻。
双双小鸟弄春晴，
上下翻飞得意鸣。
却怪东皋农事急，
不闻布谷向春耕。
沿村遍市尽舆夫，
聚赌开场作本图。
械斗竖旗争乌合，
将来滋患实堪虞。
头二首诗写由于遭受水涝，田野被大水冲下的沙石掩盖，或被积水淹没，种不成庄稼，田里长满野草芦苇，满目萧条，令人感叹；人们住的是茅棚，吃的是红薯、芋头和鱼。第三首写已经到了春耕时节，仍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意为无人耕种。因为焦虑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春天里上下翻飞、欢快鸣叫的小鸟，也引不起他的注意。第四首写村民赌博成风，拉帮结伙，互相械斗，隐伏更大祸患，他感到忧心忡忡。[12]言下之意是，不从事生产，陋习盛行，到生活无着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字里行间，在在流露出作者的忧民情怀。
曹士桂有一篇《闽浙制军、大司马刘公查勘投诚献地吁请开垦水沙连六社番地番情日记》，逐日记载闽浙总督、兵部尚书刘韵珂奉命查勘今嘉义县生番属地的情况，有重要史料价值；记事详明，绘景传神，情感浓郁，也是一篇漂亮的散文，文学价值很高。如写日月潭一段：
由社北过蛮丹岭，二里许，望见群山中环一潭，潭周广十余里，中峙小山，山南水圆如日，山北水湾如半月。询社人，潭名“日月”，山名“珠仔”。青嶂白波，水云飞动，饶有蓬瀛之观。……番民进鸡只，且请公登蟒甲。公曰：“此情不可拂也，此境不易得也。”徒步率文武属吏登蟒甲。蟒甲长三十余尺，中广约八尺，深半之，只一大木而刳其中，毫无增益，古制也，舟之始也。番民七八人荡小桨而行，复以二蟒甲随后，持网捕鱼。每得鱼，辄欢呼以献，复操番歌以娱公，声呜呜不可辨。溯洄溯游逾时，舍舟登珠仔山，于古树下借草茵布席而坐，烹茗煮酒，取鲜鱼烹之、炙之。无何，风驰雨来，有虹见于半山，尾蟠谷，首注潭，弯环对山如半镜，光彩射几席间。倏而雨止虹消，山半吐白云如缕，缤纷四散，虹复见于山顶，夕照西匿，明月出山上矣。公与属吏举觥互酌，商酌安抚番民事，谈时政，咏古诗，亶亶不倦。月凉夜静，清露如珠，颗颗滴席上，聚而流，衣裳尽湿。公命以大坛酒给从人与群番畅饮，曰：“以此御寒，且以同饮。”盖公之忧乐同民，随时随事无在不征其性天之自然也。[13]
这应该是关于日月潭的较早文学书写，充分表现了日月潭之美——青山、碧水、白云、彩虹、独木舟（蟒甲）、古树，如诗如画。关于蟒甲的描写，反映了日月潭民俗，史料价值很高。一些细节描写显示了高超的文学水平，如“月凉夜静，清露如珠，颗颗滴席上，聚而流，衣裳尽湿”。此外，将刘韵珂对番民的尊重、关心和番民对刘韵珂的拥戴表现得很好。
从云南人治台业绩及其书写的关于台湾的诗歌中，可以提出几个问题进一步讨论。
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诗人们认为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台湾人是大陆移民，绝非中华化外之地。董正官“鸡笼口踞全台北，信否来龙自鼓山”“浙海舟山尚北通”指出了台湾与大陆地理上的天然联系。曹士桂日记《台湾形势·风俗杂说》谓：“台湾，南海中大岛也，闽、粤、江、浙屏蔽。山脉发自福州，渡海三百余里至淡属鸡笼山起祖，蜿蜒南行，至凤山之沙马碕而尽。南北绵亘约千二百里，东西半之。西南与福（州）、兴（古称兴化，今莆田）、泉（州）、漳（州）遥相值。”[14]其《望星歌》说“番民族类溯洪荒，中分一派来台阳”，指出台湾原住民族是远古从大陆迁移过去的，台湾人与大陆人血缘相连。山东济南人、道光署理噶玛兰通判柯培元在《生番歌》中说：“中有毛人聚赤族，群作鸟语攀云巅。黔面文身喜跳舞，唐人头颅汉人肝。或言嬴秦遣徐福，童男童女求神仙。神仙不见见荒岛，海岛已荒荒人烟。五百男女自配合，三万甲子相回环。不识不知觉太古，以似以续为葛天。”此文指出生番有汉人（唐人亦指汉人）的头颅和心肝，即容貌和心理都有汉人的特征。他推测他们是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神仙的徐福所率五百童男童女的后代，[15]这固然不必当真，但生番亦为中国大陆早期移民有考古学的支持，是没有疑义的。[16]著名诗人丘逢甲《台湾竹枝词》说：“唐山流寓话巢痕，潮惠漳泉齿最繁。二百年来藩衍后，寄生小草已深根。”意为清朝二百多年间，大陆人移居台湾，以潮州、惠州、漳州、泉州人最多，后逐渐繁衍，到晚清已是根深叶茂。首句说他们不忘故土，常常谈起祖籍地的事。“唐山”是唐人之山，代指中国。现在有些“台独”分子鼓吹一切台湾原住民属于所谓“南岛民族”，这种绝对化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表明“台独”意识形态对客观事实的扭曲到了何等荒诞的程度。
二是清政府的治台方略及成效。中国数千年历史，形成基本的国家治理方略，就是文武并用，对台湾也不例外，先是抚绥，即以道义相感召，抗命不尊，则以武力征服，征服后则以文化之。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安之之法，首先是保障物质利益，具体表现为发展经济，降低税赋，改善民生，拯灾救溺；其次是以文化导，往往通过道德伸张、文明建设感化人心，让人心悦诚服，认同治国者，使统治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进而“形成基于文化—价值认同的多民族共同体”，建立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走上优良治理之道。[17]曹士桂《东渡》语“圣祖勘乱，柔此蛮方。设官分职，恩普德洋”，正体现了康熙的治台方略：武力收复台湾，然后加以怀柔，广施恩德，开其气运。赵士麟上《台湾善后疏》说，台湾收复后，要“劝农桑，设学校，数年后不特休养生息之众堪埓外藩，即诗书礼乐之化，亦可渐兴而比美于内陆，一统无外之宏规，孰大于是”？董正官办仰山书院，也是为了以文明教化台民。当然，如果梗顽不化，挑战朝廷权威，也只能诉诸武力，所谓“军威半壁锁台中”“有地剪鯨鲵”“安土无忘击贼功”，均有此意涵。董正官因此殉职。张于恭任台湾府南路海防同知，“淳良者感以恩，顽固者摄以威”，也体现恩威并施、文武并用的治台方略。
清政府长期的生养教化，大大提高了台湾的文明程度。万友正《台郡》“化行无内外”可以作两个层面的解读：首先是政策层面，清廷对台湾与内陆一视同仁；其次是效果层面，当时台湾的文明教化已可“比美于内陆”。吴廷华《社寮杂诗》（《淡水厅志》卷十五下）末一首载：“金饰脂涂旧髑髅，争相雄长在操矛。而今渐晓秋曹法，不挂人头挂兽头。”自注：“土番杀人，取其头骨剔净，饰以金，脂其口，悬之门闼，以示武。近亦畏法，取兽头悬之。”番民渐渐知道法律，以兽头取代人头，正是风俗改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霖《赤嵌竹枝词》载：“渐消粗犷渐恬熙，大杰巅头立社师。海宇同文臻雅化，爱听童子诵毛诗。”[18]说清政府在赤嵌（今台南）番社建学校，派老师教授儒家经典，使台湾番民逐渐雅化，性情由粗犷变得和乐安宁，臻于文明。曹士桂说：“（水沙连献地内附之番民）易穴居而宫室，易羽皮而冠裳，易鲜食而烹饪。井养学教，俾獉獉狉狉之众，咸进于郁郁彬彬。”“二百年来，外山延袤千数百里地，声名文物，竟比中华。”[19]
三是“番害”“害番”和理番问题。“番害”是指生番逸出属地侵扰汉人和熟番，“害番”是指汉人侵害番民权益。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严峻的问题，也是政府处理台湾民族问题（理番）的难点。诗中多有反映，曹士桂《宦海日记》记述亦多。
番民特别是“生番”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阶段，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确实有一些野蛮行为，如嗜杀、好械斗等，常以暴力手段劫掠他人。董正官《兰防即事》说“番害数从溪径出”。《噶玛兰厅志》卷二“关隘·附考”云：“噶玛兰地势，东面海，西、南、北三面皆山，所在生番出没。自设官后，沿山次第设隘，以壮丁守之，犹有生番逸出杀人。”又说：“内山生番嗜杀，旧曾拥出为乱。”董正官《生番》云：“饰金怪具髑髅癖，饮血群归鸟兽行。”《淡水厅志》卷十一引《东征集》载：“生番杀人，台中常事。……其杀人，割截首级，烹剥去皮肉，饰髑髅以金，夸耀其众。众遂推为雄长。”因此，生番杀人在当时是极为恐怖的事情，如贵州人、署理噶玛兰通判李若琳《防番》（《噶玛兰厅志》卷八）所说：“奈有髑髅癖，能无性命忧？”生番杀人，有的是因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而报复，但“不尽由侵扰而然”（《淡水厅志》卷十一引《东征集》），是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尽管这些言论对生番不乏偏见和歧视，不可取，但世界各地原始民族普遍具有杀掠行为，则是客观事实。看待此类问题，要用历史主义眼光。
“害番”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偷入生番领地垦殖，破坏生番生产生活环境，侵占生番利益，或是霸占熟番土地。阮蔡文《竹堑》（《淡水厅志》卷十五下）反映了这种情况：“竹堑周环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年年捕鹿丘陵北，今年得鹿实无几。鹿场半被流民开，艺麻之余兼艺黍。……鹊巢忽尔为鸠居，鹊尽无巢鸠焉徙？”竹堑即今新竹，为彼时淡水厅治所在地。柯培元《熟番歌》（《淡水厅志》卷十五下）所写更为典型：“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贱如土。强者畏之弱者欺，无乃人心太不古!熟番归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争。唐人争去饿且死，翻悔不如从前生。窃闻城中有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鸟语无人通，言不分明画以手。诉未终，官若聋，窃视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毕垂头听官谕。嗟尔番，汝何言？尔与唐人吾子孙，让耕让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杀人汉人诱，熟番翻被唐人丑!为民父母者虑其后!”反映“唐人（汉人）”侵占番民土地，导致番民“饿且死”；番民向官府控告，昏庸奸恶的官员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斥责、杖击番民，让番民走投无路，柯培元对此予以谴责。另一种是欺骗番民。番民诚朴，一些奸诈汉民逞其狡智，诱骗番民。董正官《番社》所说“斗醪尺布售摹纸，忍极田租汉仔吞”即指此。番民醒悟后，又以杀掠报复，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台湾治理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即如何对待番民的问题。当代一些论者从文化相对论和民族问题的“政治正确”出发，认为番民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外加的干预是“侵害”，是不正当的。这种说法看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是在维护番民的权益，但揆诸实际，却有问题。一方面，番民确实有一些野蛮行为，如嗜杀、好械斗等，还有曹士桂写到的赌博等陋习，这些问题，不能视为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不加引导、化育，他们就难进步。这里面，确实有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蒙昧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找到真正保障番民权益的办法。
清政府在处理番民问题上，是十分谨慎的。例如，制定政策，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熟番和生番。为了保护生番，划出生番世居地，竖立禁碑，不准外人进入开垦，官府不向生番征税，实际上就是赋予生番自治权。还专门设置“理番”官员负责民族事务。清圣祖“畀生番以水沙连（日月潭一带）内山地”，说：“以尔世有此土，不忍殄灭。畀尔内山，俾相生相养，以长厥世，土牛厉禁（严禁在生番属地内开垦田地），似外之实保之。”[20]《曹士桂与宦海日记》载，嘉义县集集埔天后宫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鹿港理番同知、彰化县知县同立的界碑，上镌“奉宪设立禁碑。生番界内，偷入私垦者斩”。行里许，集集汛弁口又有道光五年（1825）鹿港理番同知邓、北路协副将赵、彰化知县李所立禁碑：“奉旨永禁开垦，如违拿究。”他还说：“鹿港同知职司理番，每年例同北路协副将入山查阅一次。”[21]可见清廷和台湾地方政府在保护原住民领地方面态度是坚定的，执行是有力的。
但受利益驱动，汉民和熟番会私入生番属地垦殖，造成矛盾。官府发现，也会查办，毁其房屋，驱逐出来，“诘奸除暴”。后来，此种情形渐多，厉禁势已难能。另外，生番经汉人和熟番之影响，追求先进、稳定的生活，主动要求“归化”。嘉庆十六年（1811），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噶玛兰东西势社番，前皆不谙耕作，是以埔地听汉人占垦。迩来与汉人相习，日久渐知耕种（《噶玛兰厅志》卷二“番社·附考”）。”曹士桂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署丞史偕叶协戎往（查阅），有埔里、水里、田头、审鹿、猫兰六社生番老幼迎道左，且投诚献地，吁恳内附，求官经理。史丞悯其穷困，察其献地情意真挚，乃遍历各社，具得其嗷嗷待哺状，据情申详于闽浙制军、大司马刘公。”[22]刘韵珂即上奏道光帝，道光以事关重大，没有马上允准，命刘韵珂亲历踏勘，查明实情。刘韵珂跋山涉水，亲见生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归化”情意诚恳，奏请调整政策。
可见，清政府“重熙累洽，保民怀柔之深仁者，未尝不周以至”。[23]随着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生番主动“献地投诚”，请求“设官经理”，这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是有利的。邓传安《番社纪略》（《淡水厅志》卷十五上）说：“（生番熟番）幸沾皇化，维有历年，地益辟、民益集、番益驯。”不是靠强迫，而是靠促进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感化”，让其融入社会发展进程。这是清政府治台方略及成效的具体体现。曹士桂《望星歌》反映了生番归化情况：
番民族类溯洪荒，
中分一派来台阳。
愚拙天生昧耕作，
抽藤逐鹿为生活。
膏腴有土未垦田，
茅大如竹草绵绵。
户日贫弱丁日单，
秋啼饥兮夏号寒。
视彼熟番饱且温，
有干有年长子孙。
因之献地乞皇仁，
愿得衣食养此身。
天子命公巡此土，
婴儿今日得哺乳。
沦肌浃髓公恺慈，
诘奸除暴公神武。
生番社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有肥沃的土地，但是不会耕种，生活艰难，啼饥号寒，导致人丁减少。他们看到熟番生产生活方式先进，温饱无虞，子孙繁昌，于是主动献地，请求内附，享有皇帝之仁爱。后四句诗称美刘韵珂，说他奉旨巡察生番，深刻感受番民的处境和“内附”的诚意，对番民仁慈亲切，像对待婴儿那样对待番民，并惩治侵害生番的汉民。
四是诗人对台民的态度。古代官员，多是儒家仁政思想的践行者，他们对百姓有“民吾同胞”情怀，“忧乐同民”，对台民也一样，如施琅《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二十艺文一）所说：“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因此，赴台官员治台的目的就是谋求“海外苍生长治久安”。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官员自私、无能、奸诈，如柯培元《熟番歌》所写，但确非主流。云南官员因治绩循良而被派往台湾，对台民推诚相待，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惓惓民生”，引导他们走向文明。曹士桂“奉檄开辟番地，教耕凿火化，劝农立学，开草昧以诗书，易穴居以栋宇，番民得生安利乐”，[24]其《道上行》对台民的关怀溢于言表。董正官《余埔（荒复不一）》载：“百里民番错杂居，耕三耕一复何余!荒坑试种人拚兽，浮埔经秋佃变渔。锄力丁男宜体恤，戈声甲仗戒纷挐。纵存地角济多隙，案吏犹谈报垦书。”说台民耕地艰辛，与野兽争夺土地；他们十分勤劳，即使山角隙地，也报请官府同意开垦；表示对勤劳耕作的人要加以关怀照顾，同时告诫他们要改变好械斗的习气，真是苦口婆心，古道热肠。上引曹士桂《望星歌》所说“沦肌浃髓公恺慈”说的是刘韵珂，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多数治台官员的态度。
治台关员关怀番民的命运。汉人、熟番和生番的纠葛争斗，从政治和法律层面看，是前者以违法违规行为侵害后者；从社会发展层面看，未尝不是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竞争。在竞争中，生番处于劣势，土地面积萎缩，人丁减少，后果很严重。政府一方面是打击汉民、熟番的违法行为，保护生番；另一方面是引导生番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化生为熟，增强其生存和发展能力。曹士桂在给上级的禀稿中说：“（生番）实属丁少势弱，久见凌逼于熟番，故特内附改熟，投诚真挚，嗷嗷待哺。开垦则给租授食，一切官为维护，尚可长其子孙。否则熟番挟仇，难延岁月，非死则徙耳。即使二三十年后，丁盛势强，亦必受恩知感，断无反侧之虞。”[25]其对生番前途至为忧虑，主张接受生番的“投诚”“内附”，维护其生产生活，以延续其民族命运，并强调了政府在“维护”番民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待汉番矛盾、生番熟番矛盾，也大致能依据事实公正处理，只论是非而不论族群。
董正官还有一首内容别致的诗《琉球难夷遭风到境，加意抚恤，照例护送，诗以纪事》：
得生众命赖渔船，
恭顺中山天亦怜。
破艇底能漂海上，
大龟屿恰属兰边。
馆餐仰体怀柔远，
额手欣看顶礼虔。
此与琉球深夙契，
前年护送又今年。
末句自注：“己酉（1849）冬内，前任移交难夷林廷栋等三十四名，当经护送。今辛亥（1851）嘉平，又救获难夷宫平等十四名，拟于新春护送。”这说明琉球难民被风吹到噶玛兰是常有的事，他们都得到官府的照顾抚恤，并在合适时间被护送回琉球，这已形成制度。中山是琉球最大的藩国，明朝即归顺中国中央政府，朝廷册封其国王。云南建水人萧崇业出使琉球，册封中山王，是明朝外交史上的佳话。“与琉球深夙契”即指此。“馆餐”联说噶玛兰官府以怀柔态度为难民安置住处和饮食，难民额手称庆，虔诚敬礼。官员们对琉球“难夷”都有这样的体恤关怀，对自己治下的台民更不会没有仁爱之心。
五是台湾人对治台官员的态度。因为大多数治台官员是循良的，所以台民对他们满怀感激和敬意。如董正官平叛战死，淡水厅民于五谷庙设位祭祀。曹士桂“疾殁之日，台人罢市以哀。榇返之时，淡民沿途而祭”[26]。连横的《台湾通史》说士桂在台“善听讼，有狱则断，积案一消，未尝妄刑一人。性恬淡，无仕宦气，蔬粝自甘。淡厅固有陋规，屏不取。受事九月，以积劳病，犹力疾视事，遂卒于任。淡人士念其惠，祀德政祠”。淡水曹公祠一直保留到现代。尤为动人的是，民间还有曹士桂死后变为竹堑城隍神，继续护佑淡水百姓的传说。诗人林豪作《淡水迎神曲》（《台湾诗钞》卷五）写此事，序云：“淡水同知曹公士桂，云南举人，积劳卒于任，相传为竹堑城隍。”诗曰：
竹城一夜吹灵风，风马云车来长空；清晨士女迎祠下，迎者为谁乃曹公。曹公自昔来守此，以身殉官一载耳；城中是夕哭公时，梦里老僧传公止。喧言公作一方神，万民破涕成一喜；饮食必祭如事生，黄童白叟趋若水。想见公德在民心，民心时时有公留至今；不忍死公那忍去？在左在右彷佛闻公音。绣像千丝锦，写状千黄金；不惜绣公写公抒诚忱。诚忱感天天亦许，使公仍作一城主；借寇还从地下来，脱靴转向祠中聚。由来天心合民心，何幸世世子孙永得奉慈父？而况公心爱民天早知，平生惜未竟设施!斯民饥饱在公抱，斯地老幼皆公儿。生则驱蝗捍贼往往救其死，何况为神尤易为欲为!有如朱邑尝作桐乡长，一坏遗命无他移；公神栖此夫何疑!我闻赤嵌当年陈无已，庙食一方传别史（相传郑氏时，长史陈永华没为郡城城隍）。由来聪明正直每为神，如公至今何尝死!神之来兮灵旗飘，神之往兮灵车遥；迎神送神兮神昭昭，善为福兮灾为消!
诗文说淡水百姓为曹士桂去世而悲伤，而老僧告诉大家，他变成城隍神，仍将在淡水任职，造福一方，于是大家破涕为笑，举行隆重仪式迎接神降临。淡水百姓之所以如此留恋他，是因为他真心爱民，视人民如赤子，恫瘝在抱，驱除灾害，捍御盗贼，保境安民，而人民也就视之如慈父，“想见公德在民心，民心时时有公留至今”。于是，曹士桂赢得人民的由衷爱戴而不朽：“由来聪明正直每为神，如公至今何尝死!”诗文写得深情、感人。
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促进了台湾社会进步和台民福祉。当代一些“台独”分子把清政府对台治理称为“外来政权”，抹黑清政府的治台业绩，离间两岸关系。他们忘了，如果没有清政府的治理，也许他们的祖先都到不了台湾，也就不可能有他们。可见“台独”意识形态可以把事实真相扭曲到何种程度，可以把人变到何种昏聩、愚蠢的程度。这种做法，悖逆天理人心，自然不可能得逞。
注释：
[1] 方树梅纂辑，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
[2] 张英：《读书堂全集序》，赵士麟《读书堂全集》，《云南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 徐文驹：《吏部左侍郎赵先生士麟行状》，方树梅纂辑，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滇南碑传集》，第315页。
[4] 赵勤：《清代在台湾供过职的两位大理人》，《大理文化》2007年第1期，第53页。
[5] 曹士桂《宦海日记》：“眉社，则王字生番也，与埔社等番看不异而小异。男则同，妇女则额上刺'王’字。自耳下起至唇吻刺方条约二寸许，左右一致，刺莫知其文，惟星点罗列，涂以靛蓝，终身不磨，遥望之如鸟喙然。是殆雕题之谓欤？又，各番男女将嫁娶，各拔去上下牙四枚，是殆凿齿之谓欤？埔社以南各社，凿齿而不雕题，埔社以北各社，雕题凿齿，人较凶悍，谓之王字生番云。”见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6] 董正官：《葛玛兰厅志序》，陈培桂纂辑同治《淡水厅志》，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编纂《台湾文献汇刊》第五辑，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7] 艋舺营师：《淡水厅志》卷八上：“艋舺营：旧制，额设北路淡水营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五员、额外二员，马步战守兵二百八十一名；官马十八匹、兵马六匹。驻扎艋舺，隶彰化北路协副将统辖。嘉庆十三年，改设水师游击一员，兼管水陆；系福建水师右营游击移驻。道光四年，添设参将；为台湾艋舺营参将。嘉庆十三年，又添设守备一员，水兵三百五十二名，战船二只。综计兼辖水陆原设兵共六百三十三名。”
[8]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9] 台湾大岛：《宦海日记》手稿残破，第一句首二字残缺，《曹士桂与宦海日记》推定为“台湾”，从之。
[10] 这组诗今存为残破漫漶的手稿，《曹士桂与宦海日记》整理时有辨识错误，好在它附了手稿复印件，可据以对勘。“恩普德洋”之“德”，《曹士桂与宦海日记》141页整理稿为“得”，误；手稿为“德”。这句意为朝廷对台湾恩德广大、普惠。“泛彼中流”之“泛”，手稿作“汎”，为“泛”之异体字，即乘船；《曹士桂与宦海日记》141页整理稿为“汛”，不明字义而误。“如珪半圆”之“珪”，《曹士桂与宦海日记》142页整理稿为“洼”，形近致误；手稿为“珪”，意为美玉。
[11]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40页。
[12] 关于清代台湾不同群体之间的械斗，当代台湾学者陈春城说：“台湾除了天灾地变与外力的入侵外，最可悲的是分类械斗。分类械斗大致可分为闽粤间的械斗、漳泉间的械斗、漳泉闽粤间合纵连横的械斗、异姓间的械斗以及不同乐团祖师爷间的械斗。发生械斗的原因，主要是移民为求自保，同乡聚居，为了土地纠纷、地盘问题，或为女人争风吃醋而造成双方的冲突，彼此呼朋奥援，群体间冲突越演越烈，又因政治力控制薄弱，官方无力仲裁，以致台湾二百年间大小械斗连绵不已，中南北各地层出不穷。……台湾人之所以很容易为小事而发生冲突，进而造成分类械斗，就是台湾人具有生而有之的戾气。人们因为戾气，不知彼此容忍、宽恕，以致成为严重的分类械斗，实为台湾人的悲哀与遗憾。”见陈春城《台湾古典诗析赏》，高雄：河畔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台湾诗人写分类械斗的诗不少，金门诗人林豪《招魂曲》（《台湾诗钞》卷五）序说：“淡北自丁巳、戊午间连年分类械斗，死亡者以万计。事平，里人为道场于艋舺龙山寺超荐亡魂。时阴雨连日，天色愁惨。余感之，为此诗也。”诗曰：“是日阴霾匝地气凄惨，新鬼故鬼声啁啾。不知妻哭夫兮父哭子，但闻哭声震天天为愁。去年蛮触苦相怒，忽地烽烟不知故；朝驱子弟寻仇家，暮挺干戈逢狭路。生灵刈尽村为墟，碧血消沈万骨枯；化作虫沙归未得，魂招何处徒嗟吁！嗟吁魂兮归来些，莫向沙场犹醉卧！忏悔应悲杀业偿，皈依且礼空王座。空王座下众生愁，汝曹任侠夫谁尤！何不荷戈去杀贼，死为忠义犹千秋！”可见械斗之惨烈。
[13]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7页。
[14]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74页。
[15] 台湾人是徐福的后代在原住民中是普遍的传说。吴廷华《社寮杂诗》（《淡水厅志》卷十五下）第一首：“五十年来渤海滨，生番渐作熟番人。裸形跣足鬅鬙发，传是童男童女身。”自注：“《郡志》相传，秦时方士留童男女于此，土番皆其所遗。”又，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卷一：“秦始皇并天下，乃使人赍童男女入海求之。或曰，蓬莱、方丈为日本、琉球，而台湾则瀛洲也；语虽凿空，言颇近理。徐福有来台湾，今虽无可确证，而五百男女之散处日本、琉球者，后嗣不绝；然则秦时男女或有往来台湾者，未可知也。”
[16] 参阅蔡保全：《“东山陆桥”与台湾最早人类》，《漳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31—36页。
[17] 参阅陈友康：《中华德治教化理念与和平谐进道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43—48页。
[18] 陈春城：《台湾古典诗析赏》，高雄：河畔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19]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3、154页。
[20]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3页。
[21]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3页。
[22]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4页。
[23]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4页。
[24] 曹廷镛等：《皇清诰授奉政大夫加中宪大夫祖考馥堂曹公府君墓》，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88页。
[25]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68页。
[26] 吴崇仁：《馥堂公故里碑序》，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