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中|我与书法的不解之缘
如果这一生竭尽全力而没有任何报偿，我接受。同时我也知道，人只要抱怨你的环境，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邱振中：我与书法的不解之缘
引子
大家好。今天我开心的是，终于有了一个跟社会互动的机会。我的活动大部分在学校。一直在大学里教学，接触的都是大学里的同学、老师、朋友，跟社会接触得比较少，参加的大部分也是艺术界、书法界的活动，所以有这样一个活动，很高兴，它能让我们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想法，这会让我们受到很多启发，收到意外的惊喜。
举办今天这个活动——“乃堂雅集”，他们说，讲什么？我说，讲我与书法的不解之缘。这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一件事情。用到“不解之缘”这个词，就是说我真的有想解脱书法的一面。我经常说，我怎么做到书法这行了？我真的不想做。我的学生就说，邱老师，你不能这样说。好像这样会对书法有伤害一样。
既然是“不解之缘”，里面肯定有不能让你割舍的情感，也有很繁杂，让你感到头痛的东西。我跟很多热爱书法的人谈起来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做什么东西做久了，你就会知道这个领域的妙处，它是你的生命、你的情感的寄托之处；同时，你也会发现这个领域的弊端——这是一定有的。在书法领域我已经待了36年，这些东西我积累了36年。一个人36年待在一个圈子里，你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积淀起来，一定很多的。
实际上，我也动过这个念头，想写一些回忆。90年代，曾经计划过写一部书——《我的读书生活》。我跟朋友谈起它的构思，朋友非常兴奋。这本书，不是像其他书一样，介绍一本又一本的书，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我是讲一个人的生命，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怎么跟书一点一点地糅合在一起。讲的是书和人的糅合。
今天我说到这些的时候，很有感慨。谈到书法，也是一笔算不清的帐，一个人36年沉浸在书法里，你说有多少故事可以讲的？很早我就冒出“我与书法的不解之缘”的念头。
今天是个轻松的讲座，就谈谈自己的往事，回忆——但是一说到回忆，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人的回忆是很奇特的，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想忘也忘不了，但是有时候又根本不愿去回想。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人，熊秉明先生。关心艺术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他。他1947年考取了赴法官费留学生，学习哲学，但是去了以后，不久便改学雕塑，后来留在法国。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思想者。我在90年代与他认识，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这些关心书法的人都读他的书。1996年，我请他看我的文章《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和《章法的构成》。后来，我们非常熟悉。大家经常会见到“忘年交”这个词，我和他是真正的“忘年交”。他比我大25岁，隔了一代，但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非常随意。
我1997年从日本教书回来，在北大燕南园住了一年。熊先生回国的时候，就住在北大的国际交流中心，我们一墙之隔。经常是咚咚咚地有人敲门，一打开门，是熊先生。一声“您来了”，坐下，他就说：“我最近想的是⋯⋯”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他对我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才有过这样的谈话。那时候他七十五岁，我将近五十岁。一位七十五岁的长者说出这样的话，可想我们聊得有多开心。我会跟他说，熊先生，你这个别做，那个别做，你赶快做一件事，写一本回忆录。他的文字功底非常好；在巴黎生活了50年；他的父亲熊庆来，一位数学家，做过云南大学校长，提携过华罗庚，他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他学艺术、学哲学、写诗歌，跟整个欧洲的思想联系紧密，同时不断地思考中国书法、中国文化。这样的一个人，他把50年的生活写下来，我想，一定是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名著。所以我每次见到他都要劝他写回忆录，他每次都说，暂时还不想写。突然有一天他去世了，刚好八十岁。
一个这样的朋友走了，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有些话跟这样的朋友才能谈起来，跟谁都聊不到这些。他去世了，你就觉得整个生命缺了一块。这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
熊先生是一个会说的人，会写的人，更是一个会听的人。很多朋友回忆到他的时候，都说到他的包容心，他的那种善于倾听。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很特殊的品质。
熊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的夫人编了一本友人回忆熊先生的文集，她问我这本书应该取个什么名字。我想了想，叫《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吧，我说，请吴冠中先生题个书名。取这个名字，因为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对人性的体察，不管你是谁，什么年龄，什么经历，只要他选择你作为谈话的对象——当然他也有看不上的人，他都会很好地倾听；此外，他同你交谈时，会表现出少见的智慧。
我讲熊先生的故事，本来不在讲座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自己来写回忆录，还没到那个时候——我估计熊先生也是这么想，以后写——以后再写。从这个例子，我就想到，一个人愿意谈他自己的故事，坦率地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下面我就开始讲讲我的关于书法的故事。我按时间顺序来讲述。
1952年
一、少年时代
1956-1965年，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我读书比较早，父亲从我两岁开始，教我认字，四岁上小学，那时已经可以读报纸、看书。据说，那时候就认识两三千字。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的小孙子，两岁，话还不会说，就认识十几个字。我的体会，早教是非常重要的。碰巧我对文字、对书有一种热爱，这个真不是教来的，我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到大学本科毕业，一直是同学里年龄最小的，大概书也是看得最多的。这两点，让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获得了自信。
有时候，我真想写本书《论自信》。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自信，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大事，认为自己是天才什么的，也可以是一些切近的目标，比如说，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要树立目标，就一定要有相应的自信。要学会把每一个小小的成功化作自信，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九岁那年，是我开始对书写有特别的记忆，有印象的一年。一次我写了个“邱”字，自己觉得不错——以前这个字一直写不好，但是那一次自己觉得不错，就拿去给我父亲看，问他这个“邱”字写得怎样。他说：“还可以。”他没说好，但是我好像已经得到一种鼓励，印象特别深刻，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
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对我的书法没有什么影响，他对书法也没什么爱好，但是，这件事是我留下的最早的关于书写的记忆。
十岁的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有一次上“手工劳动”课，用砖头刻印章，刻好了以后盖出字来，那个兴奋呀，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自己刻印章。
十一岁，初中一年级，我喜欢画画，临摹连环画，还临摹中国少年报上的图画，今天回忆起来，临得很准确。这里隐含着对图形、对书写控制的能力。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告诉你画得好还是不好，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个人默默地画，不知道好坏，没有任何鼓励。
从十岁开始，我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到后来金庸的小说出来，我真是一本都不想看，因为那时看得太多了。每天晚上到说书的书馆，站在墙边，听一个晚上。后来旅游卫视采访我，问我小时有什么理想，我说，想做个侠客。后来知道侠客做不了，就想学京剧。因为生活里唯一接近侠客形象的，就是京剧。
1958年，我十一岁不到，南昌市京剧团有史以来第一次招学员班——直到今天，他们也只招过那一届。我偷偷拿了户口，撕下小学升初中准考证上的照片，去报名，两百多人，取二十名。我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就到京剧团去问，一位工作人员翻了翻一叠表，说录取了，“把被子带来就行了，吃饭不要钱”。我赶快跑回家，跟我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考取了！”她说：“考取了什么？”我说：“南昌京剧团！你收到通知了？”妈妈面沉似水：“没有。”其实是她撕掉了通知书。我的京剧梦从此破灭。那时候我要是去了，说不定就成了一位京剧演员——也说不准，因为我是个那么不安分的人。人生的道路就像弗罗斯特诗里讲的一样，你面前有两条路，走了这条，另一条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京剧团去不成了，我就想去学武术。有志者事竟成，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武术老师，教了很多学生，初三的时候，由一位邻居介绍，跟这位师傅学习。一年春节，我画了几幅古装将士作贺卡，还题上了自己写的“七律”，准备送给师傅。可能是缺少自信，不好意思送去，但这件事情记得很清楚。这也是我关于书法、绘画的一件往事。
进了初中，可以到省图书馆去看书。学校离省图书馆很近，下午没事情，我会一个人到那里去看书。阅览室很高、很大，木地板，阳光灿烂。一排排的书架，很多书，但最吸引我的是古代画论，那些对偶的句子工巧华丽。我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没抄几篇，但印象深深。——每个人都会做些事情，莫名其妙喜欢的事情，然后又放下。这件事对你以后的人生有怎样的意义，不知道。
我在班上有位好朋友，我们都喜欢文学、绘画。初二时，有一次他告诉我，有个书法讲座，我们去听吧。“南昌书画之家”，两毛钱一张票，讲的是最基本的书法知识。听完后也没去练字，继续做我的侠客梦。
后来上高中，继续练武术。那时练的都是套路，长拳中有个空翻，做不了，朋友建议我去体校体操班学习翻跟头。后来报名参加业余体校，考上了。结果武术和体操双修。现在想起来，我体育还真的有点天份，练了几个月，老师要我参加省里的少年体操比赛；一年后，参加全国少年体操比赛。那是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十六岁。练体育的经历给了我一个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好的身体。我小时候身体非常差，初一的时候经常头晕，但家长都不相信，十来岁的小孩会头晕？你就是想逃学。但我真的是头晕。到初三练武术的时候，那就不知道什么叫头晕了。整个高中，我不知道感冒是什么东西。人身体好了以后，学习效率是原来的十倍以上。没这么练过体育的人，体会不到。这身体跟我后来的书法有关。一是高中学习课程很繁重，同时学六七门课，都要拿高分，没有好的身体是做不到的。我估计，整个高中期间，我在课业上花费的精力，大概不到二分之一。
高中时，我已经非常明确，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做诗人，做小说家。书法在我的爱好里，大概排在第四位。
'一个人一旦获得学习的能力，就像有了一个点石成金的手指，你可以获得各种你想要的东西。'
1965年
高中有五件事情值得说说，它们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高一的时候，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训练我的毅力。想了很多方案，最后决定练字。
我决定练习颜体楷书，那时候不懂，没买到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拓本，买到的是谭延闿临本。我每天写十六个字，与字帖同样大小。我用的方法非常特殊，临写时先对着字帖看，看得非常仔细，落笔的位置、笔画的形状，笔根、笔头怎么配合使用，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再者就是对字结构的细节，例如点画端点离边框有多远，这么看下来，等于背下了整个的字，然后我再把眼睛移到空白的格子里，要在里边看出一个完整的字结构，如果有那个地方模糊不清，再回去看字帖，几次反复，直到一个字的所有细节都了然于胸，然后才动手写这个字。我问过很多爱好书法的人，他们都没有这样练习过书法。我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方法，也许这是我的性格所决定的一种处事方式，但这种长期的坚持，又促进了性格的强化。它影响到此后我观察、思考一切问题的方法。
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么严格的训练，整个高中一天不落——除了考试和发烧的日子不写，但我高中只有两天因为扁桃腺发炎而发烧。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太累了，躺在床上实在起不来，斗争了很久，写还是不写，最后还是挣扎着爬起来，稀里糊涂写完了这张字。那天我再躺下去的时候，感觉真好。
除了课程，我在高中做的事，是体育、文学、阅读和书法，确立了做一个作家的人生目标。另外，我喜欢思考。举个例子，1963年，越南在打仗，一天报纸报道，越南南方最高领导人被撤换。我想这个事情意义太大了，我就拿了一张纸，写下这件事情的六点意义。没有老师的要求，也不是作业，我只是喜欢想问题。第二天，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来，就是这六点，只是第五点和第六点的位置不同。一个高一的学生，能够做到这点，对增强自信心作用太大了。——我为什么会记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别人说，你学理工科，所以思路缜密。我觉得不是大学教育的结果，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我的学习方法也很特别，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外语，我阅读所有的课本，一个字一个字读，而且每一个字都要去想，为什么要用这个字。读完了课文，没什么读的，就读编者说明，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想，读完以后，我的感想是，高中的课本编得太好了，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我那时候记忆力很好，课本上每一个字，我都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并且记住。后来，我女儿读高中时问我，什么叫好学生。我说，对于你学过的知识，像你知道自己有五根手指那么清楚。一个人这样读书的话，就会获得一种信念，就是说，世界上已有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去学习，都不难。这样学习，人们没法去考你，比如说在高考的考场上，我一看题目，哦，这个考的是第五章第二节，后面加了一问，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错。当然，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不可能超越事情之上来看这个事情。到今天，我当然很清楚，这根本不是分数的事情，这是一种成长的方式。
我想说的是，学习能力是一种基础的能力、深层的能力-----例如反思能力，也是一种基础的能力，一个人一旦获得学习的能力，就像有了一个点石成金的手指，你可以获得各种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我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能够点石成金的手指。举个例子，一个人写出某种样式的字、画出某种风格的画，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我认为，是由他潜意识里的感觉的结构、状态决定的。这种感觉的结构、状态，作者说不清，批评家也说不清，但是它很重要。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感觉改造成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一件作品都是从那种状态中生长出来。你的所有困难，全部在于改造这个结构的过程中。结构一旦达到高水平，创作便成为另一种性质的工作。成就这种结构当然很困难，课堂上不教，老师也不一定有体会。
从读研究生开始，我觉得每隔两年，“感觉”的状态就有很大的变化。很清楚，质变。这样的变化大概持续了十年。后来变化的周期不明显，但是变化一直在进行中。到今天，我还感觉到自己的联想能力、构思一篇文章的能力、判断一件作品得失的能力不断在提高。这种变化的观念和实践，并不是源于浙江美术学院，也不是源于大学本科，而是在更早，在我一个字一个字阅读中学课本的时候，也许就埋下了伏笔。一个人小时候开始做的事情，未来能达到什么状态，当时我们并不清楚。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确立了对文学的志向。这我就要说到纠缠，不解之缘的问题。文革中，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揪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还不仅是文革。一个人在这样毫无希望的环境里坚持自己关于文学的理想，太难了。那时，我坚信自己不会有前途。有本书叫《金蔷薇》，书里说，文学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可能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吧，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文学更重要，更吸引我。即使没有前途，也无法割舍。那时候开始做一些文学的训练，造句、描写、想象。
那时候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无法判断。知道做文学要有大才能，但那时才十几岁，没有那种自信。问过很多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二十几岁，一会儿很自信，一会儿又怀疑自己。这是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经历的阶段。第二，担心没有生活。写作要有生活，但我对社会一无所知。怎么办？先学别的专业吧，那时候理工科成绩也好，就没去报考文科。最后去了武汉水力电力学院，水工建筑专业。那时候满怀欣喜，水电站、大坝，那多少人啊，先把生活拿到手再说吧，然后想办法去验证，自己到底有多少才能。
第四件事，明确了训练的意义。写字、体育都是一种训练，我练体育、练体操也比较特别，比如我会去设想在空中，在器械上完成一个动作，身体各个部分是什么感觉，老师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想，哪个地方用力，哪个地方跨过去，想好以后，上器械一次就完成。教练知道我爱动脑筋，训练时每次叫到我的名字，都会问：“邱振中，你想好了没有？”我说：“没有。”不做，再到后面排队；轮到我，再问：“你想好了没有？”我说“想好了”，上去，一次完成。现在想起来，我做体育还真有点天分，靠想想就能学会——当然不是所有动作。但我仍然相信训练的力量，就是再有天份的人，不经过严格的训练，也不过是个聪明人而已，不会成为一位合格的专业工作者。
后来我形成了一种关于训练的思想。第一，把自己不足的地方找出来，第二，设计一种针对问题的训练方法；第三，刻苦、认真地进行练习。事情就解决了。一个人不管多有天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我在中国的美术院校待了几十年，见到有天份的、聪明的、有艺术潜质的、机敏的人无数，最后能取得成就的太少了。聪明的人，一般会反应在学习上，一学就会，一学就像，还没怎么练，就比周围人强，潜意识里就满足了，对自己再没有更苛刻的要求，这就完了。茨威格讲过一段话，他说人在年轻的时候表现出的才气，那不过是别人借给你的玩具，随时可能收走，一个人要以男子汉的勇气，去承受那种几乎无法承受的磨难，把它再一次的挣得，它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讲得太好了，因为第一次表现出来的，很可能只是模仿能力，反应灵敏，确实是聪明，但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就像四五岁的小孩写的那个字，写得真好，没用，根本不是真正的艺术才能。
第五件事，毅力的训练，前面已经说过。我从没想到的是，我会成为一位书法专业工作者，而这几年的训练，会成为我一生从事书法的出发点。
二、大学时代
大学阶段我就讲两件事，一个讲我的观念，一个是我的文学训练。在大学本科，我书法做得不多。
我在绍兴文理学院兼任兰亭书法艺术学院院长，绍兴文理学院有个惯例，每年开学典礼，每个学院的院长要做一个一分钟的讲演——大部分人会超过一分钟，向六千名新生介绍本专业的情况。我参加过两次开学典礼，今年是第二次。我准备好了我的发言，但是听了几位院长的发言后，决定更换我讲演的内容。我讲了一件我读本科时候的事情。学校的校园里，有一个苗圃，清一色的树苗，几乎都一样粗、一样高，每次走过那里，我都会想，以后这些树苗，哪棵会长得最高？很明显，我是在想我自己，要怎样才能长得最高。人的一生，要有成就的话，有三个要素：一是天赋，二是努力，三是机遇。我想，既然是天赋，那就是说与生俱来，无法改变。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天赋，但记得爱因斯坦讲过，即使是那些伟大的天才，一生也只发挥了禀赋的30-40%。我就尽量让它多发挥好了，到底有多少，再说。环境我也管不了，十几岁的人，一生会飘到哪里、会遭遇什么，根本就无法预计，所以，环境我也不管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我决定一生竭尽全力，但这样也可能一生没有任何报偿。文革中，你别指望一个爱好文学的人能写出什么，不被揪出来已经是万幸了。在那种环境下，你付出全部努力，一点指望都没有。这就像很多电影的婚礼上讲的一样，你愿意不愿意？我对自己说：我愿意。如果这一生竭尽全力而没有任何报偿，我接受。同时我也知道，人只要抱怨你的环境，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我发誓，这一生绝不说一句抱怨环境的话。我想，我这么做一生，到我生命结束之前，根据我做出的成绩，根据一生的遭遇、机缘，可以推算出自己具有多少天赋。
1965年武汉，大一
我把这些思考合成一句话：我这辈子如果不能成为天才，我要知道是为什么。是努力不够、缺少机遇，还是天赋不够，努力一生，最后总会清楚。这就是我当时确定的人生目标。
那时我想，我的对手是那么一种人，不知道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但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努力、环境最好的人。
这些，几十年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这几乎是我最重要的隐私。在那个年代这种目标没有任何意义；慢慢地，年纪大了，还说什么天才的事，人们会感到奇怪。
1997年，我从日本讲学回来，在中央美院教书，江西的一个学生来看我。第一次跟他聊到这件事。我说，这是我年轻时的抱负，现在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坐在对面，眼睛睁得很大，问我：“答案是什么？”我说，我就是天才。我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的狂妄，一生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已经知道自己的努力是何种性质、机遇有无、天赋几何。
我一个朋友说得好，他说天才就是做出了别人做不到的事。这样的事，我还真是做出了几件。但是，知道了答案，并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一个人知道了几十年惦记的问题的答案，你再去做，便没有什么意思了。原本以为生命结束之前知道答案的，现在五十岁就知道了，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以前觉得这样的目标很宏伟，但现在觉得这个目标太简单、太低了。人生就是一个才能问题？才能其实没那么重要。
因为你曾经有过高目标，再去为较低的目标而努力，真是不愿意做的。过了几年，我才慢慢重新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当然，那时还想其他的问题，比如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怎样才叫有意义。这个意义的问题大概是我们永远摆脱不了的问题。大约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美院做了一个讲座，讲座后一个朋友请我吃饭。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干劲、很有理想的人，但你想过没有，人类最后都要毁灭，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我全想过，真的没意义，钱没意义，地位也没意义，想来想去，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件事有意义。我们从无知的小孩，接受教育、读书，然后懂得一些东西，有了一些能力，这都是人类精彩的文化积存给予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生中能够为人类文化增添一点儿有价值的东西，可能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思考的结果。不是说其他的都不重要，如果一个人经济有问题，生存都很困难的话，他首先要去解决温饱问题。我说的是终极目标。当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有了，你要的是什么？每个人想法都不同，我说的是我的一些想法。
下面讲讲大学期间的第二件事情。大学我很少练习书法，主要做的是文学练习。
我发现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文章写不长。中学的作文得分很高，但每次基本上不会超过1000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思路打不开，不知道该写什么。我把这个问题带到大学，成天想啊想，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我写下每一句话的时候，后面都接着写一个“不”字。这就逼着我再去想，不停地想，思考完，文章写完，把那些“不”字擦掉就行了。这样过了不久，我文章的思路就被打开了。
那时，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写文章的时候，一个你从来没用过的词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是有感觉的。举个例子，这个词可能你们都没用过，消消停停，形容一个女子身材很好，很大方，潇洒、自然地走过。小说里见过，但是我们一般都没用过。新词出现于笔下的感觉很少，说明写作中词汇的扩展很少，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时候，我想起一句话，回忆托尔斯泰的一片文章，里面说，托尔斯泰六十岁了，还一本接一本做造句练习。我马上明白了我应该做什么，我买了个最小的笔记本，放在口袋里，有空就做造句练习。做完一本，再做一本。每做完一本，都有明显的进步。
《高老头》中有个段落，说的是拉斯蒂涅在巴黎一文不名，他的妹妹把省吃俭用存下的四百法郎私房钱寄给他，他收到钱的感觉。上句讲他平时见人畏畏缩缩，下句讲他今天敢去得罪一位部长。五六百字一小段，描写他收到钱的心情。这段话我读了不下一百遍。读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的感觉，两句之间标点符号的感觉等等。通过这一段的阅读，我学会了写文章。
又过了些年，看过不少作家谈写作经验，人们都会问作家怎么学习写作，有的作家说读一篇文章就可以了，有的说读几页就可以了，我的体会是读五六百字就可以了。我想这跟我中学读课本有点关系。
关于文学的训练就讲这么几个例子。其中“不”字的训练是个很简单的方法，但是这既是一种写作方法，又是一种思想方法。我可以永远对自己已有的判断，哪怕深思熟虑的判断，马上说“不”。
很多年以后，又读到一本书，《当代思维方法》。前面有些比较难懂，你看最后的结论。什么叫当代思维，其中有哪些要点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是被我们忽略的——我告诉你们，你要成为一个有思想、有头脑、有文化的现代人，一定要了解、掌握这种思想方法。例如，其中有一点：人都有广泛的可错性。千万要记住，我们要自信，对自己的思想、理论，千回百转得来的经验、教训，我们会非常的珍惜，但是你要记住，人都有广泛的可错性，你要永远警惕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另外还有一点：拒绝一切简单的结论。比如人家告诉你，宋代书法的变化是由于审美趣味的原因造成的，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直接拒绝这个结论。因为事情的改变不可能由单一的原因决定。——你说现代思维多厉害！课本会教你怎么运用一个公式，但是不会教你怎么去发明一个公式。很多人从来都没去想过，我还能发明一个公式！但当代思维方法有可能让你做到这一点。
1979年
三、研究生考学
1977年，我在工厂做技术员，在报纸上看到中国要开始招研究生了，眼睛一扫过这行文字，我已下定决心要去考。当时只招古典文学和化学，我报了古典文学。但是直到我拿到试卷才知道文科是怎么考试的，题目有哪些类型。考得不好。考完以后我知道了，对一位优秀的古典文学考生的要求是什么。接下来，我按自己的设计进行训练。比如中国文学史试卷，三个问答题，再加十个名词解释。算一算，三个小时的考试，最多可写六千五百字，这样每个问答题不能超过一千五百字，但题目很大，如“概述唐诗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特点”，只能把文学史课本上的内容简略地写下来，要用四百字的篇幅叙述一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对基本知识的把握有很高的要求，如何在答题的缝隙中注入自己的见解，必须经过严格的思维训练。我的练习是这样设计的：每一章做三次练习，第一次，用一千五百字复述这一章的内容；第二次，针对其中某个具体问题，比如杜甫诗歌创作有些什么特点，内容书上都有，但要自己去组织；第三次，书上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如“李白的写作技巧与盛唐其他诗人写作技巧的关系”。每个练习三十分钟。古代汉语、文学理论，练习另有设计。就这么准备了一年。那时报考研究生，是在当地的招生办公室报名。查找目录，看到浙江美术学院招收书法研究生。我很奇怪，书法还招什么研究生！但是回到家里一想，哎，这个书法还真可以去考。第一，导师组由陆维钊先生领衔，陆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词学有盛名，如果考取了，又可以学书法，又可以学古典文学；第二，考试的科目很有意思：书法、篆刻、文言文、白话文和政治。“白话文”估计是写论文，“文言文”估计是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正中下怀。
古代汉语和文学史我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我的中学作文成绩不坏，文言文和白话文都有胜算；书法，篆刻争取打个平手；政治嘛，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五个科目里，两门有胜算，其他可以争取打个平手，我心里有底了。当然，选书法，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刻骨铭心的记忆。文学风险太大，文革中作家、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很多人早年立志做文学创作，但文革后都去做古典文学研究了。
当时有二百七十人报考。这是全国第一次招收书法研究生，根据所交的作品、材料，发了二十七张准考证。这二十七位考生，除了福建一位、江西一位，全部来自浙江、江苏和上海。
我在江西参加初试。打开卷子一看，“文言文”做什么？作一首七律，作一篇文言文题跋，不会作诗的人可以作两篇题跋。考场上给了一些作品，比如《智永千字文》之类的作题跋。我想，我肯定是要作诗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写一写旧体诗。《题富春江图》，这是我在考场上作的诗。其实这诗写的非常不好，我是很不愿意发表的，有一些朋友已经知道这件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寄给陆维钊先生的那封信里有几首诗被人在网上发出来，也真是让人很无奈！我在旧诗上下的功夫还是很少，但这次为什么要看一下呢？因为它还有故事。大家都知道《富春山居图》，实际《富春江图》只是虚拟的一个题目，一提到富春江，就会让人想到一个很有名的典故，想到隐居多年的严子陵。当然这些也是陈词滥调吧，可是在当时全国作七律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后面的复试我还作了一首七律，这老先生真是对作诗很感兴趣，因为他特别强调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
考完后，我去找江西师大历史系一位先生，后来是江西社科院的副院长，他是一位我很尊敬的师长。他问我考了什么，我说做了一首七律。他说有意思，写出来给我看看。读完，他脱口一声：“你取了。”先生看了一遍，就断定你能录取。这就是故事。
计划书法专业招三名，九人参加复试，最后取了五名。
在复试的报名处我遇到石开。报名时领回我们交去的作品，石开领回的作品中有一本印谱，封面是郭沫若的题签。去住处的路上，我们聊了起来。石开是很率性的人。他说：“你考试时是写诗还是做题跋？”我说：“我当然写诗。”他说你把你的诗念一下。我把那首七律读了一遍，大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到招待所楼下，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复试仍然做七律，《题井冈山图》，黑板上挂着一件李可染画的井冈山。
考试之前我寄了几首诗和一个郑文焯的手卷给陆维钊先生，手卷是郑文焯的几封书信，为我一位朋友所收藏。郑文焯与陆先生的师辈多有交往，如有可能，想请陆先生做个题跋。诗与手卷寄出后没有回信。在复试的书法创作考场上，章祖安先生问我：“是不是你给陆先生寄过一些诗歌？”我说：“是的。”他转身就走了。我想，陆先生对那些诗歌习作有印象。我没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这几首诗会在网上发表出来。旧诗我没下过多少功夫，写得不好。那时的书法也很生疏。
进浙江美术学院后不久，陆维钊先生去世。章祖安先生对我说，郑文焯的手卷，陆先生已经拿出来准备做题跋，但来不及做便去世了，现在还给你。我把它寄回给了朋友。
复试最后一天考的是论文写作，题目是《论潘天寿所说“画家不必三绝而须四全”》。那天晚上，在美院有熟人的考生都去打听消息，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坐在房间里休息。突然一位四川的考生在楼下喊：“小邱，小邱，快下来！”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取了，取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所有的老师都在谈江西来的那位考生。”
第二天在学校门口碰到一位参与面试的老师，他对我说：“这次考试，我们对你的印象不错。我觉得你有两个特点：第一，气质很好；第二，很踏实。不管你这次取还是不取，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做出成绩。”我想，这样的学生不取还取谁呀！
我知道我会录取。杭州不待了，反正还要来，明天就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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