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下的回忆录（三）
原创：周永庆 红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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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周流在1936年10月即参加了在山西太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训练班，（即薄一波领导的敢死队），戎马一生，这是他留下的战争年代的回忆录，我整理部分，再次分享给战友们。
途中遇险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在（晋西南新军决死二纵队）政卫队二团二连任政治工作员。编制上连队有两个工作员，一个负责连队的文化教育；一个负责对地方的群众工作，又叫民运工作员。宋茂余是民运工作员，负责群众工作；我负责连队的文化教育。一天他有事出差，问我能否代他到离敌据点兑九峪不远的一个村里小学校教歌，我去过那里，比较熟，就欣然答应了。
指导员老范叫我带两个战士一块儿去，我怕影响战士们的军事训练，就背上冲锋枪，带上手榴弹，一个人走了。
这里是高原，秋高气爽，一片碧绿，芬芳的庄稼快成熟了。我沿着小路，翻过一条深沟，就到了X村。
开始二天教抗日歌曲比较顺利，女校长、男老师对我比较客气，只要我一到，他们就主动停止教文化课，请我教歌曲。在教歌中，我还讲解歌词和抗日的道理。有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拽住我要去参加抗日军，我满口答应了。在第二天教完歌，我要走时，那个男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刚才你教歌的时候，来了一个陌生人，鬼头鬼脑的不像庄稼人，你路上要小心些。”我点头表示感谢。
回来的路上，我提高了警惕，边走边朝周围庄稼地里巡视着，心想：这里离兑九峪敌人据点才十来里路，教了二天歌，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我边想边摸着阎锡山造的冲锋枪和手榴弹，注意着周围庄稼稞里的动静。这里种高粱的不多，玉米长得还埋不住人头，谷子、豆子更矮，但也比大路隐蔽。于是，我离开了村子和大路，从庄稼地插过去。
“啪啪啪！”忽然，从南边村子打来几枪，还有人咋呼着。我缩在玉米地里，往南边一瞧，离我约有近一千米的村头上，站着十几个人朝我打枪。他们还边打边朝我跑来，嘴里喊着什么，也听不清，可能是叫我站住。
我暗暗衡量：一人对十几个，怎么办？看来敌人是发现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弯着腰，玉米刚好遮住身子，快步向着北边跑去。虽然离得较远，但敌人并不放过，十几杆枪朝我射击，子弹在身边嗖嗖地叫着。我回头看看，敌人离我有四五百米远，冲锋枪距离还够不着。但又一想：若是汉奸，打他一梭子，可能就不敢追了。于是，我立即端起冲锋枪朝他们打了一梭子。果然，敌人趴下了，也不叫喊了。我马上向连队驻地跑去。
跑到离我们连队不远的那条大沟对面了，我非常高兴，顺着沟边想找路过去，但没注意脚下一滑，咕噜噜滚到沟边一个被雨常年冲裂的深洞里。我朝左右一看，这是一个只能容纳一人的洞，朝上望去，有一丈多深。扒在洞壁一听，外边什么声音也没有。心想，敌人就是来了也找不到，干脆在这里先歇歇吧。看看枪，还好没跌断，手榴弹也还在，就是衣服叫圪针划破了，脸上也划了血口子。
突然，上边人声嘈杂：
“明明看见就一个人，向沟边跑了，跑哪里去了？”
“下沟了，打！”啪啪啪，一阵枪声。
“找，跑不了。”
“找什么，大概打死了吧？”
“打死也有尸首呀！”
这是敌人追到这里了，我屏住呼吸，趴在洞壁观察着外边，只要敌人敢下来，我就和他们拼了。只听他们在沟上折腾了一阵子，左找右找也没发现洞口，又朝沟里打了一阵枪。忽然，我们连队驻地那个方向，向这里开了机关枪。机枪打得非常花哨，我心里美滋滋的，一听就知道是二排的射手袁方的“杰作”。双方隔沟对打了一阵，一会儿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分析可能是敌人跑了。整整军衣，挎上冲锋枪，紧紧手榴弹，得爬出这该死的洞。我两手紧扒住洞壁，两脚配合，一点一点向上爬，爬到洞口时，看见有个树根，刚想伸手抓住，未料脚下一滑，又一下摔到洞底。起来一看，冲锋枪摔成两截。坏了！要是碰见敌人怎么办？还好，摸摸手榴弹安然无恙，有这家伙就行。怎么？又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摸，黏糊糊的，洞里太黑了，看不见，闻闻有些腥，可能是脸被划伤了。血一直顺脸淌着，也顾不上擦，琢磨着怎么办。
怎么办？敌人没找到我，自己人能找到吗？万一找不到，谁能知道我在这小洞里呢？不行，还得向上爬，有一口气也得爬上去、爬回去。
我把摔坏的冲锋枪卸下来放在洞里，手榴弹得带着，遇到敌人还可以对付一阵子。歇一歇，准备好了力气再向上爬。这回我更稳重些，一步一步抓牢了，踩实了，慢慢向上爬。半小时后，终于爬出了洞口。
坐在洞口，歇歇喘口气。肚子饿，身上疼，这些都不重要，要赶紧赶回连队，指导员他们这会儿可能正在找我呢。天已经完全黑了，周围什么也看不清。要先辨别方向，看看天上稀疏的星辰，终于找到了北斗星，找到了连队驻地方向。摇摇晃晃站起来，沿着沟沿找下沟的路。但又不敢离沟太近，再滑下去非摔死不可。
摸到下沟的路，一步一拐刚下到沟底，准备向上爬时，忽然听见远处有人说话。我赶紧趴在一个塄坎边，只听俩人对话：
“王工作员跑到哪里去了呢？”
“叫敌人打死了？”
“不会......。”
“叫敌人捉去了？......”
“不会吧？......。”
“仔细找找......。”
说话的人分明是范指导员和宋茂余，他们说话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是自己人！
我大叫着：“指导员，我在这里！”奇怪！好像什么东西堵着喉咙，嗓子怎么发不出声音？我使出全身力气喊着：
“我——在——这——里！”嘶哑的声音终于传出去了，他们打着手电向我奔来，拉着我的手，把我扶起来。我一阵激动，嗓子又发不出声音了，趴在老宋身上，把我背回了连队。
卫生员帮我洗净脸上的土，擦去了血，包扎了脸上和下颚的伤口。指导员亲自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我边吃边说着今天的遭遇。指导员打断了我的话：“今天不说了，你好好休息养伤，睡上一觉，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不顾伤口疼痛，带上两个战士，找到昨天摔下去的洞口，用绳子拉着一个战士，取出了摔断的枪。
刚回到连部，通讯员向我报告：“有一个女同志找你。”女同志找我？我在这既无亲又无故，准是那个村里学校出了事。
果不其然，一会儿，指导员和老宋领着那村的女校长来了。一见面，我就问：“出什么事了？”她紧紧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哽咽着说：“昨天路上打你枪的汉奸队没抓住你，回来把学校的李老师抓走了，硬说他私通八路......。”她涕泣了一阵，又对我说：“王工作员，李老师被抓走后，全校有十来个十几岁的学生，非要叫我领他们来参加你们的部队，抗日救国，为老师报仇！”
听了她的叙述，悲喜交加：悲的是，李老师被抓，要挨打受刑；喜的是，我宣传抗日救亡，孩子们觉悟高了，扩大了我们抗日的队伍。
“校长同志，把学生们领来先吃饭，饭后检查身体，看谁留谁去。”指导员爽快地回答了她的要求。
我高兴极了，顾不得去养伤休息，和老宋一起领学生们一块儿吃饭，检查身体。
这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父亲1984年1月17日完稿 整理（2020年5月12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