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10年哈尔滨瘟疫：单日死亡200余人
1910年12月，深冬的寒冷一如今天。然而，寒冷并没有如人们想象得那样杀灭一切病菌，相反，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正悄悄侵蚀着哈尔滨。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长，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恐惧的阴霾中。
近日，央视播出的电视剧《浴火危城》讲述了这段历史。不过，电视剧毕竟有编剧们的加工和想象，那么真实的历史如何呢?记者查阅历史资料整理还原了当时这场大瘟疫中的主角——医生伍连德，这是一位与沈阳的医学发展有着重要关系的人。
1910年东北鼠疫
疫病横行的城市
历史上著名的1910年哈尔滨大瘟疫，后来被科学家证明是一场鼠疫。当时，仅有两万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达五千余人。最严重时，全市每天死亡人数接近200人。
人类与鼠疫的斗争，直到1928年抗菌素的发现才有了一丝转机。而在此之前，每当鼠疫袭来，除了直面死亡，人们根本找不到特效药物来治疗。1910年清朝统治下的哈尔滨，正是在这种相当于手无寸铁的状态下，面对了这一场大鼠疫的突然而至。
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当年10月25日，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内暴亡。11月7日，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住进一家钻井工具商店开的小旅店，不久这两个人也死了，而且还传染了与其同住的另外4人。这是哈尔滨收到的第一个疫情报告，哈尔滨由此开始了噩梦般的冬天。这几个人死亡前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咳血，死后全身紫红。对所谓鼠疫茫然不知的医生们，只能凭经验推测着这种奇怪的死亡，而此时位于哈尔滨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居区，瘟疫已经开始蔓延传播。
北京来的年轻医生
哈尔滨是随着中东铁路而逐渐兴起的年轻城市，铁路带来了大量俄国人，很快占了总人口的51%以上。城市也以铁路为界，被分成外国人居住的“道里”和中国人聚居的“道外”两个区域。
如同沈阳当年因为有日本人的铁路，而不得不设了独立的“满铁附属地”，有道里和道外之别的哈尔滨，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铁路附属地与中国市政重叠。疫情发生后，日俄纷纷要求与中国政府共管检疫权利，派驻本国医官。显然，此举并非防疫那么简单，而是牵涉主权。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外务部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控制住这场瘟疫，以此向虎视眈眈的日俄表明，中国人能够独立处理好这场瘟疫。
1910年12月24日，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哈尔滨火车站，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人三十出头，手里拿着一台贝克显微镜，另一个人更年轻些，提着一大一小两只藤条箱。用以前的老话说，这个拿着显微镜的年轻人，可以算是钦差大臣了。他就是肩负着北京使命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另一个人是他的助手林家瑞。不过，这位钦差大臣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连中文还说不太利索。
31岁的伍连德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到中国不过两年的时间。他17岁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03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机缘巧合之下，伍连德得到一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10年12月18日的一封电报，改变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外务部右丞施肇基邀请他进京，并希望由他去完成东北防疫的工作。据说，原本外务部并没有看中毫无资历的伍连德，有海归背景的医学官员清朝也不缺乏。可别的官员一听说是这种疫情，基本都找借口推脱掉了，只有伍连德欣然从命。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及自己是否有过挣扎。
挑战大清律例的尸体解剖
哈尔滨傅家甸的中国人聚居区，大多是来自山东、直隶的劳工。他们居住环境恶劣，疫病容易传染，而每逢年末，这些在东北淘了金的人们都要沿铁路返乡，也就是说，到时候病菌会被带到全国，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比疫情更棘手的，是伍连德不得不面对方方面面的敌人，包括传统习俗以及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
抵达哈尔滨之初，伍连德首先要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场疫情究竟是什么。在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后，他决定进行尸体解剖。
这次解剖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但却是在条件简陋的民居里秘密进行的。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中国，解剖是对死者的大不敬，连当时的大清律例都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化验结果证实，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
此后，伍连德向北京外务部发去电文，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
跨越了传统这道坎，新的问题又来了。伍连德发现，这一次发生的鼠疫与以往所知并不一致。当时医学界认为，鼠疫是经跳蚤由鼠传染人，人际之间并不传播。在对当地情况了解之后却发现，这里存在着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的情况，而且医生们并没有从老鼠身上提取到鼠疫杆菌。
基于这种情况，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就可以传染。伍连德将此病命名为“肺鼠疫”，并要求医护人员戴口罩避免传染。然而，伍连德的这个新理论，在学界内部几乎无人相信。
法国医生梅斯尼的出现是伍连德的危机，也是他的转机。这位自愿前往东北的资深医生，在控制传染病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他完全不相信伍连德的说法，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去医院诊断患病者，六天后不幸去世。梅斯尼个人的不幸，却意外地给伍连德带来了转机。震惊的哈尔滨自此完全信任了这个年轻的医生，伍连德也由此开始了对整座危城疫情的掌控。
一个人的力挽狂澜
当时，疫情原本无药可医，切断人与人之间传染的链条是惟一可控的途径。伍连德想尽了一切办法，让传染的速度降了下来。
首先，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个区的居民佩戴不同的证章，只可以在本区内活动。每天各区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则立即送防疫医院，并对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特别是对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这种方法直到今天还在被沿用。
其次，阻止疫情传染到更大范围。伍连德选择了与上级交涉，暂停铁路运行。1911年1月21日，清政府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一切似乎都平静了下来，然而隐患却依旧存在。伍连德发现，由于天气寒冷，尸体无法深埋，也就是说，腐尸极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于是，伍连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集中火葬!
伍连德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允许火葬。或许是因为疫情严重，外务部很快发来了批准的电报。1月31日，2200多具染病尸体火中焚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火葬。
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报告的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时候有近200人。但是，从初一开始，死亡人数逐渐递减，且无回升，直到1911年3月1日，当天鼠疫死亡人数报告为零。几日的疫情零报告后，对傅家甸的隔离也解除了。
不到4个月的时间，一场数百年不遇的鼠疫灾难，被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这支队伍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殉职率高达10%。这次行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伍连德时代采用的很多防疫方式直到今天仍旧是人们面对突发传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
东三省总督信任伍连德
1910年的东北，总管辖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那就是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办公地点就在沈阳。
作为清朝陪都，沈阳设置的官署机构的管辖范围辐射到整个东北地区，东三省总督府也设置在沈阳城内。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盛京路上、沈阳故宫和张氏帅府之间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正是当时锡良的办公场所。
东三省总督这个职位，于1907年设立，第一任东三省总督是徐世昌，继任总督即是锡良。锡良生于1853年，是蒙古族镶蓝旗人，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主政东三省时一直兢兢业业，甚至有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声。在1910年哈尔滨鼠疫发生的消息传来后，他非但没有隐瞒，而且不断给朝廷上书。
据辽宁大学教授焦润明的研究，锡良奏请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并得到清廷的批准。以吉林、黑龙江两省为例，两省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人员的抚恤金，比如医生抚恤银1万两，学生抚恤银5000两等。另一方面，锡良对一些官员也毫不软弱，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职。锡良还注重信息透明，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最为重要的是，锡良对伍连德非常信任。法国医生梅斯尼去哈尔滨之前，曾经亲自在奉天拜访了锡良。梅斯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应该由自己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这个要求却被锡良婉拒。正是锡良的坚定选择，最终挽救了东北。
记者 高巍
两位妻子经常互赠礼物
次子早逝成为他心中的痛
伍连德在东北防疫期间，其第一任夫人黄淑琼因为患有肺结核，必须居家疗养，并没有随行。
民国时期允许另娶“平妻”，于是，伍连德后来娶了出生在东北的广东人李淑贞。之后，李淑贞一直跟着伍连德转战在防疫一线。对此，黄淑琼欣然对待。因为没有女儿，黄淑琼还与伍连德约定：如果二夫人第一胎生女儿的话，也是她的女儿。伍连德的两位夫人终生都未曾谋面，但她们互相尊重，还经常互赠礼物。
黄淑琼是著名爱国侨领黄乃裳的女儿。1905年，她与伍连德结婚时已经23岁，这在当时算是大龄青年了。由于黄淑琼待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比较长，深受父亲宽厚仁慈的品格的影响，所以为人处世的风格也影响着伍连德，因此伍连德日后在自传中也对她称赞有加。
伍连德与黄淑琼共育有三子：长子伍长庚于1906年出生在槟榔屿;次子伍长福于1909年出生;三子伍长明于1911年出生在天津。次子伍长福16岁死于肺炎感染，给伍连德夫妇很大的打击。而长明则在出生不到六个月便夭折了，当时正是伍连德在东北防疫之时。
综合《福州晚报》《深圳特区报》
探寻病源之谜：
猎杀旱獭的
天灾人祸
伍连德以一己之力在许多情况懵懂无知的条件下，凭借着经验和智慧战胜了鼠疫灾难。然而，人们对这场瘟疫的疑问还没有结束。
如果伍连德的推测是正确的，即本地的老鼠并没有携带病菌，那么这场疫情从何而来?伍连德也迫切地希望知道答案。
哈尔滨的鼠疫被控制以后，1911年7月，伍连德参加了中俄联合考察队，到满洲里与西伯利亚及蒙古交界地一带实地考察。研究的结果证实，这一场灾难的第一个链条在旱獭。
旱獭，即土拨鼠，是啮齿类鼠族动物。不过，旱獭携带病菌是天灾，但导致大规模传染的却是人祸。因为旱獭皮可冒充假貂皮，于是，便有很多人争相前往西伯利亚一代捕捉旱獭赚钱。当时，正逢山东、直隶连年遭灾，大批流民北上闯关东，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也加入了猎獭的队伍。自然界中生活的旱獭，有其天然的防卫本能，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因失明而行动迟缓，并被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绝对不会捕获这样的染病旱獭，但流浪的苦力们在无知的情况下，不但加以猎杀，还会煮食旱獭肉，由此开始了鼠疫传播的链条。哈尔滨的第一例疫情报告，正是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
其实在1910年之前，由旱獭引起的鼠疫每年都有，不过俄罗斯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猎人们居住的环境简陋，且多人聚居，门窗紧闭，这才逐渐导致了鼠疫的流行。
此后，伍连德又通过实验证实了他之前的推测：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也证明了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
1935年伍连德因为这个发现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
伍连德曾在沈阳
创立东北陆军医院
功成名就的伍连德，谢绝了民政部卫生司司长的职位，重返东北，创建了东北防疫总处，用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把守着整个中国的东北门户，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发展。
在沈阳，伍连德还曾协助张作霖创办过一所医院。1922年到1924年期间，伍连德受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建成了东北陆军医院，位置就在今大东区北海街附近。
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军医院。据资料记载，这所医院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医务人员是从部队随军的中高级军医及从事医务工作的家属中选拔，还从部队中抽调和招收男性士兵，经培训后从事护理工作。医院的建制也比较正规和完善，设有门诊和住院部，内部科室齐全，接诊对象主要是部队官兵和驻军家属，以治疗战争中负伤者为主。
1931年之后，奉天陆军医院解体并被日军占用，国民党时期也作为军队医院使用过。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沈阳仪器仪表工艺研究所，院内尚有当初的建筑旧址。辽宁省档案馆陆可平研究员评价说：“这座医院原是一组飞机形建筑群，内部户内全部互通，有自备月台直通铁路，以西医外科为主，设有500张病床，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型西式军医院。”
多年后，由伍连德提出建议或亲自捐款筹建的医院和医科大学，还有今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即后来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此外，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