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封建制时期的哲学(上)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封建制时期的哲学(上)

这个时期可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

秦汉时期的哲学

战国时期，各国相继确立了封建制。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的虐政激起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借助这次起义，刘邦建立了汉朝。汉初统治者慑于秦亡的教训，抛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崇尚黄老之学。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依托黄帝的著作，其内容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改造，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黄老之学。黄老主张清静无为，有利于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与恢复经济，在汉初盛极一时。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而科学的进步、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派哲学思想的出现以及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建立，使哲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思想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古今变迁等问题展开的。

黄老之学

战国时期兴起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帝是古代传说中的圣帝明君，曾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战国中、后期的黄老学者托古于黄帝，把老子思想运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主张以法治国，赏罚必信，循名责实，用战争来完成统一事业，结束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兴盛于西汉的黄老之学，本是经世之学，但到了东汉，却蜕变为“自然长生之道”，一些方士把它与神仙长生、鬼神祭祷、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了原始道教，给黄老之学带来了消极影响。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

汉代唯心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舒喜欢谈论神秘莫测和灾异之事。一次，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推测其寓意，并写成《灾异之记》草稿，朝中一个大臣将草稿偷窃出来上奏了朝廷。因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打下了大狱，虽然后来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又下诏赦免其罪，复为中大夫，但是他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之事了。

王充（公元27～约97）

东汉时期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据王充在《论衡·自纪篇》的自传说，他的祖辈、父辈都具有勇敢的性格，勇势凌人，也因此而屡次被迫居家搬迁。王充继承了其祖父辈的这些性格。他的著作如同本人勇敢的性格一般，讥俗讽世，特立独行，多想他人所不敢想，言他人所不能言。如《论衡》一书对当时的儒术和神秘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主张无神论，还特别对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

天人关系

先秦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政权，用唯物论动摇了奴隶主贵族制造的天命鬼神观念，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又创立了崇信天命鬼神的新形式。天人关系又成为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宣称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相互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也会以灾异“谴告”人。董仲舒的理论，一方面“屈民而伸君”，维护君权的尊严；一方面又“屈君而伸天”，用天意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种天人感应思想为流行于两汉的谶纬（见谶纬之学）迷信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抨击。王充在《论衡》中举起“疾虚妄”的旗帜，系统分析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迷信。他以“天道自然”的观点反驳“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指出天地生人生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天没有意志也没有情感。天道无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王充否定天人感应论，也就推翻了汉儒神学唯心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础。

天人感应

主要流行于汉代关于天人相互关系的神主义思潮。董仲舒的重要哲学概念之一。他注意到大自然中存在着这样一类现象，如把琴和瑟两种乐器摆放在一起，当拨动其中一个的宫玄时，另一个的宫玄也会自动颤动发出声音。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琴和瑟在种类上是相同的，因而在功能上是相通的。由此指出：人是效仿天的形象而产生的，人是天的副本，而天是人的“曾祖父”。因此，人与天也是同类的，它们之间存在相互感应的关系。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道的运行；天也会通过灾异、祥瑞来体现它对人间治理情况的评判。这就是“天人感应”。

谶纬之学

两汉时期一种把传统经学神学化的学说。“谶”是应验、灵验的意思，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而“纬”是相对“经”而言的。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经学地位提高，产生了依傍、比附经义的纬书。“谶”的出现早于“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迷信神仙方术，曾派人出海求仙，结果出海之人带回了一条图谶，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定这里所讲的“胡”就是匈奴，于是遣大将蒙恬率军攻打之。“纬”同“谶”相似，有图相配，都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是数术迷信与经学的结合，内容庞杂。

天道自然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哲学命题。指自然界的运动、发生和发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另外的支配者。东汉王充继承发扬先秦以来天道自然思想，提出“天道自然”的命题，认为自然界自身运动不受精神意志支配，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之天，万物自然而生，天道自然而然。如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在分析河图与洛书的成因时，王充不同于以往的神秘解释，指出:“夫天安得以笔墨而为图书乎？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天道自然思想在他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宇宙生成

汉代思想家提出宇宙生成的见解，《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太平御览》引作元气），然后元气分成天地。对于虚霩的性质未加说明。《周易乾凿度》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对太易的性质也未加说明。这些学说都认为在气之前有一个空虚的阶段。

《周易乾凿度》

西汉末纬书《易纬》中的一篇，又称《易纬乾凿度》，简称《乾凿度》，是纬书中保存完好、哲学思想较为丰富的作品。“乾”为天，“度”是路，《乾凿度》有开辟通向天上道路的意思。《乾凿度》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其图式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浑沦→天地→万物。该书认为，由“寂然无物”的“太易”到“太始”，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太易”是“未见气”的一种虚无寂静的状态，“太初”是“气之始”，到了“太始”阶段才有形可见。

《鹖冠子》书中有“天地成于元气”之说。《鹖冠子》此节是战国末年所写还是出于汉人手笔，难以考定。“元气”观念至晚出现于汉代初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也提到“元气和顺”，把元气看成是天地之间气的整体。《汉书·律历志》记述西汉末年的理论说：“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以元气为世界的最高本原，这是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王充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生成的，天地是无意识的物质性实体，天地万物“俱禀元气”，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汉末经学家何休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汉代宇宙生成论大都把“元气”作为重要范畴，或说起源于虚空，但以元气为天地生成的前提；或直接归本于元气。这一理论，前期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比较紧密。西汉后期京房易学出现，用象数推演世界生成，形成了更为烦琐的宇宙理论。

元气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范畴，指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在汉代著作中，“元气”的名词屡见不鲜。《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道经历了虚霩、宇宙两个阶段的变化而生成气。气是有边际的精微的物质，清者飘散而成为天，重浊之气凝聚而成地。气的精华通过天地、阴阳、四时的禀袭变化，扩散而形成万物。道不仅是万物的本体，也是气的本体。

太极元气

太极之元气不但是事物产生的根源，而且也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作为气流，太极之元气本身无形无象，具有能量，其能量的大小和强弱，直接关系到新生事物发展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漫，而当元气耗尽时，事物就必然衰败和死亡。太极之元气绝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同一事物的阴阳两体之间，做着连续不断的非封闭的圆周运动，并以此发展和繁荣其事物本身的体系。

形神关系

关于人的肉体与灵魂、生理与心理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源于先秦。《管子》书中有精气学说，认为人的精神作用来源于天的精气，说“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含有形神二元论的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明确肯定形是神的基础，比《管子》前进了一步。汉代思想家进一步讨论了形神关系。桓谭提出烛火之喻，说“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认为形神关系犹如烛火的关系，火不能离烛而独存，神也不能离形而不灭。王充发展了桓谭的观点，以比较充足的理由，证明“人死不为鬼”，主要论据是：“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王充关于“精气”的论述有不明确之处，但是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形神关系。

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

两汉之际唯物主义哲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他爱好音乐，擅长鼓琴，精通五经，博学多才。他思想独立，对当时盛行的神秘的谶纬之学极其反对，曾屡次向光武帝上书，极力指斥谶是“奇怪虚诞之事”，非“仁义正道”，只能“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对政治十分有害。他认为灾异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就可以转祸为福。晚年就因抵制图谶而触犯了光武帝，被贬为六安郡丞，死于赴任的途中。

古今之变

汉代思想家从陆贾、贾谊开始，大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把它作为哲学思想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汉代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的探索与回答。董仲舒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不变化的，虽然形式上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变迁，周而复始，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际上他把王朝的更替归结为“天意”，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淮南子》则认为社会历史总是因时而变、制宜而适的，“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坚持了进化历史观，司马迁力图从人事的得失成败兴亡中说明历史变迁的原因，否认“天道有知”，能主宰历史的变迁。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扬雄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肯定继承和变革都是必要的。王充反对复古主义，提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的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昌衰兴废皆天时也”。他试图探索国家兴衰治乱的经济根源，指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但是王充对于“时数”的理解包含有宿命论的因素。东汉末，仲长统否认君权神授，认为任何王朝都有其由盛至衰、至灭的过程，把这视为历史演变的“大数”。他对挽救当时的危机持悲观态度，把希望寄托于大乱过后的“来世圣人”。汉代进步思想家，大多承认历史是变的、进化的，并对影响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有所探索。他们的历史观在先秦进化历史观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淮南子》

由汉高祖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下宾客集体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又名《淮南鸿烈》。它是一部思想较为驳杂、内容十分丰富的书籍。据记载，淮南王喜好看书、鼓琴，为了让百姓记住自己的阴德，流名百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写了《内书》、《外书》、《中篇》，还包括一些神仙之术，共有20余万字。《淮南子》表现出黄老之学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过自然天道观的重要的哲学思想。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

西汉末年文学家、哲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因为口吃、不善言辞转而潜修默学，思想深邃。年少时曾拜师于道家学者，由于受其影响，不爱慕富贵，喜好清静无为，淡泊寡欲，好古而乐道。他反对神秘主义的谶纬学说，试图恢复先秦儒家的传统观念，著有《法言》，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成为两汉时期最具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

仲长统（179～220）

东汉末年哲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他才华过人，洒脱不拘，时人称为狂生。凡州郡召他为官，都称疾不就。后被尚书令荀举荐为尚书郎，并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仲长统反对传统的天命说，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他还把朝代的兴亡分为兴起、保守、没落三个阶段。王朝的兴起是通过战争胜利取得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则是政治腐败，并非天意使然。这些都有力地反对了天命神学的历史观。主要著作有《昌言》。

人性学说

探讨人的本性，是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础。它始于先秦。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强调性善，告子称“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讲“性恶”。关于人性的争论在汉代有所展开。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性者，天质之朴也”，“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把人性看成人的自然资质。但他认为与性相联系的还有情，人有性情如同天有阴阳一样，性倾向于善而情倾向于恶，性与情的对立是“受命于天”。他主张养性以制情，用“教化”来“成性”，以“法度”来“防欲（情）”，辨“义利”以“养其心”。他把人性分为三等：性胜情而必为善的为“圣人之性”；情胜性而必为恶的为“斗筲之性”；性与情不相胜而可以善与不善的为“中民之性”。他的养性制情主张，主要是对“中民之性”说的。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强调后天的修养，主张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认为：人性禀受于元气，“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是不可改变的，“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教育与环境对中人的个性形成与改造有积极作用。汉代思想家大都把人性划分为不同的等次并注重对中人或中民的教化，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

性三品

中国古代一种关于人性的学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类，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前两者是稳定的，不会改变，因此“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教育;下等的“斗筲之性”，是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的。而中民是大多数，处在其中，是可上可下、能善能恶的，因此是需要教育的。董仲舒曾把人性比作禾苗，把善比作稻米。禾苗能够长出稻米，并不能因此说禾苗就是稻米。同样，人行可以为善，但并不能因此说人性就是善的。人性为善，需要外在的王道教化。

孟母三迁

孟子小的时候，父亲就已去世了。母亲曾带着他把家安在墓地旁。孟子常和邻居的小孩一起玩办理丧事的游戏，学着大人的样子跪拜、嚎哭。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着眉头说：“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于是母子俩搬家到市集旁。可是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孟子的妈妈知道了，认为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孩子居住。最后，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孟母很满意，从此定居下来。这个故事说明，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和生活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大家常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事、物，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