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抚比剿难，以民为本的战后安抚得人心

都说：抚比剿难，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战后百废待举，善后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所以，陕甘的战事虽然结束了，但左宗棠依旧闲不下来。

首先，要安抚因为战乱无家可归的回民。

在这次长达十多年的战乱中，回族和汉族同胞都损失惨重。左宗棠知道让这些百姓重新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就是如何安置这些回民军。这比处理太平军和捻军要难得多。因为太平军和捻军大多数是汉民，俘虏后，给他们一些盘缠遣送回原籍就可以了。但是对陕甘的回军却不能轻易这样办。

陕西的许多回民跟随回军逃到了甘肃，如果把这些人遣送回陕西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些陕西回民离开家乡有十多年了，本乡的产业已经被毁或被官府没收。而且陕西的一些汉人士绅早就扬言不许陕西回民回来，如果把他们送回本乡，无疑又把他们推入了火海。

也许你会说，让这些陕西回民和甘回民杂居不就解决问题了。其实，陕回民和甘回民在战时可以团结对付清军，和平时期则因为地区不同、信仰新教和旧教的不同很难和睦相处。

先看背井离乡的陕西回民，陕西原有约七八十万回民，在被清军镇压和民族仇杀之后，只剩下一两成。所以，左宗棠决定把这些陕西回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对安顿回民的新地点提出了几条要求：要有水有草、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还要是无主的荒地，回族同胞可以聚族而居；每户回民还要分得土地、房屋、窑洞、种籽、耕牛和农具等。

迁徙的回民大部分被安置在平凉、会宁、静宁、安定、秦安等地，都是水草比较繁茂的地方。可以说，左宗棠为了回民的善后，耗费了许多心血，也花费了大量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西征军费。但这些开明的措施引起了甘肃、陕西一些上层人士的反对，当地官吏也找出种种借口多方阻挠，但左宗棠硬是顶住压力，完成了迁徙工作。

再看幸存的甘肃回民，左宗棠一般都允许各地区的“土回”留在原籍，而只是用武力强令各地的“客回”和金积堡、肃州两地的回民迁徙，其中金积堡当地一万三千多回民被迁往生存条件较差的固原州城附近；金积堡外来贸易的三千多名“客回”被迁到平凉大岔沟；肃州城剩余的两千多民被安插在榆中一带，把银川城内回民全部安插在灵武吴忠堡一带等等。

在安插工作中，阻力自然是有的。如有人散播清军要杀尽回民的谣言。左宗棠对这种挑拨汉、回关系的恶劣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其次，组织人力屯垦。

经过多年的战乱，陕甘地区许多府厅州县的百姓逃往外地，使得大片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地破坏。为了恢复农业，就地解决粮食问题。左宗棠全力组织人力开垦被抛荒的土地。在每次攻取一个城池后，他便就地安排饥民和“降众”归耕。另外，他还召集流亡的流民、难民，让他们再度返乡从事农活。更可贵的一点是，他还组织军队屯垦，不仅有利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还就地解决了军粮问题。另外，左宗棠以身作则，多次捐出自己的“养廉”银，解决紧迫问题，在空闲时间，他还带同营官兵一起督耕劳作。这样一来，使回汉百姓更快地转向和平劳动，促进了西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增改县治，设立保甲。

为了稳定陕甘地区的封建秩序，左宗棠采取了增改县治，编审户口，实行联甲制度。他奏准在新迁区和回族居住区增改县治，缩小辖境，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同时，在回族居住区又编审户口，实行保甲。做法是: 到达安置地点的回民必须马上登记户口，每户发一张良民门牌，强令各家悬挂门前，地方官随时检查。并编审保甲，由地方官择人充任“十家长”“百家长”，这使回族上层对回民的控制力量削弱，加强了地方官对回民的直接统治。

另外，改革筹运方法。陕甘大部分地区水运不通，山路崎岖，十分荒僻，加上人畜稀少，经过战乱，劳力更加缺乏，交通运输非常困难。但却需要常年不断运送数量巨大的粮食、饷粮和别的各种军需物资。左宗棠认为这一方法有违民意，不可取。于是，他下令对陕甘的徭役办法进行改革。

以前，各州县为支应如粮差、兵差、流差等各种差务，都强令民间供应车马民夫，名为按亩出费，照粮出车，实际上都是随意苛征强派，闹得百姓怨愤不小。左宗棠下令取消流差，只规定专运粮、饷、军火、军装四种差务，并变革了按亩出费的旧规，变通征用车马的方法，派营务处统一经营。这样一来，使艰难困苦中的百姓减少了一些损失和盘剥。

总的来说，左宗棠的这些善后措施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缓和了社会危机。他吃苦耐劳、踏实苦干、爱惜民力、关心民众疾苦、注意恢复发展生产的民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