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与王安石改革
宋仁宗年间，北宋沉潜内向的制度造就了“三冗”问题，使北宋朝廷日益虚弱。自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以文载道，经过宋初右文轻武政策的酝酿，士大夫的精神逐渐觉醒。以通经知古和济时行道为特征的宋学逐渐形成。
“方庆历、嘉佑之世，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问题，仁宗以后，朝臣和士大夫皆欲变更旧法，匡救时弊，实现富国强兵。范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虽然中道而沮，但是有识之士力图振作的志向却越来越强烈。
神宗即位，他想效法唐太宗建立一番功业，改变当时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内部官员因循守旧，百姓徭役赋税重负的消极局面。王安石曾上仁宗皇帝《万言书》，“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万言书》中，他主张法先王之政，积极培养人才，任用有为大臣。
因此，他作为改革派名声大噪，士大夫君子恨不能识其面。神宗在藩邸时对此也有所耳闻。所以，神宗甫一即为，即诏令王安石入朝。第二年，任他做参知政事。
当时当朝的执宰重臣对是否任用王安石有异议，这对神宗产生了影响。神宗曾对王安石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世务。”但是，司马光《与王介甫书》言：“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髙而学冨，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巳，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可见王安石出山之初，有志改革的士君子对其改革是有所期望的。
然而不到一年，朝野靡不有所怨望。就是原来对王安石的改革寄予一定期望的司马光也去信表达他的担忧，这就是《与王介甫书》。《书》言：“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面对众人的汹汹之口，王安石不为所动，一力推行变法。
他的动力何在？从他答复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的《答司马谏议书》中可以窥见一二，该文是古代的驳论名篇，王安石在文中集中论述了对变法的看法。
王安石知道要改风俗，立法度，推行新法，一定会遇到各种阻碍。其中之一就是流言蜚语的干扰。神宗曾经问他，外人说朝廷有天变不足罹，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之说，你听说过吗？针对外人对他不顾人言的攻击，他回应道：“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王安石认为只要符合义理，即使人言汹汹也没有必要顾忌。
所以，在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他对司马光的批评的回应是“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巳明者，而天下之理得矣”。荀子说：“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这构成他不恤人言的基础。《答司马谏议书》言：“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財，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王安石相信他的变法完全符合荀子的正名思想，所以不必顾忌人言。
王安石认为怨谤之言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他认为司马光等对其批评主要是因为各自实行变革的方法不同。
司马光等人认为改革应该从吏治入手，选择称职的官员，使之各司其职；要抚养百姓，为民制产，减少政府对百姓的骚扰，使他们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就能振作。而王安石的改革却是从理财入手。
他说当今天下之患“患在治才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所以王安石主持变法首先要“变风俗，立法度”。一方面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直接主持变法；另一方面颁布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法等法令为国家增加财源，从而实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标。
同时，他任用一批懂实务，支持变法的官员去落实各项措施。但是这些举措在司马光看来却是侵官、生事、征利的弊政。王安石显然认识到他与司马光的异见主要在于政见的不同。所以，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其次，王安石认为司马光的批评主要是因为政见的不同，但是其他朝臣士夫的非议则是他们的私心所致。既然非议之多主要是那些不满新法的守旧大臣为阻挠改革，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散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自然不会在乎他们的非议，非但不在乎，他还要和他们坚决做斗争。
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在当时的官场风气之下，王安石已经预料到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与原来的官场风气做斗争，不可避免地会触动不少人的利益，引来许多流言蜚语。
王安石并非不了解新法之弊。但是他认为即使百姓有所怨望，也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革给他们带去的长远利益，所以改革者不能轻易动摇。这是他不恤人言的第三个原因。王安石的理财之道是“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为朝廷提供的理财之法终究还是要取之于民的。
大体来说，是对社会上层的大官僚、大地主、富商们“抑兼并”，同时对社会下层广大民众的盘剥却也扩大和加深了。王安石不仅意识到他的变法触动了社会上层的利益，那些自私其利的官员一定会群起攻之，对此他毫不畏惧，而且他也认识到他的新政也加重了对百姓的聚敛。他不可能不知道。
《宋史·王安石传》曰：“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可见当时东京百姓对新政的不满已经发展到民众当街拦截宰相车驾的地步。但是他在为民制产与为国聚财之间选择了国家。
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精英意识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深受荀子现实主义的儒家流派的影响。在天人关系上，荀子认为“官人守天而自为天道”，而王安石则强调人为的作用。因此他特别重视用“经术”去经理世务，将他的性命道德之学付诸政治实践。他又是一个极广博的人，无书不读。他的学说以儒学为本，却也兼涉各家，申韩刑名之学对他也有影响。因此他又有国家主义的倾向。
所以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实行新法能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的局面，改革者不能因为百姓的非议而有所动摇。
北宋中叶，北宋的名臣士大夫们都感到一股自觉的精神，他们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担负着天下的重任。王安石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也希望通过将自己的义理付诸实践，济时行道，匡救时弊，实现富国强兵。
而他进行改革的切入点即是理财，他要通过“变风俗，立法度”，实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正是先圣的大道。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而荀子又有“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的说法。既然不违背义理，又何必估计人的言论呢？高涨的儒家理想，现实的迫切需要和荀子正名之说的支持使王安石不惧人言。
《答司马谏议书》言：“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受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王安石决心即使面对着汹汹之口，他也要迎难而上，以济斯民，匡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