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三次婚姻一段情
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对于他的历史评价，至今还是褒贬不一，抑扬有异,没有定论；对于他的婚姻和私生活，一直以来被敷演出各种花边的小说家言，为世俗偏见所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则备尝个中苦涩酸甜。
一颗苦果
1896年，陈独秀院试夺魁，中了第一名秀才。这一年，他只有17岁。顿时，喜讯传遍了古城安庆的大街小巷，远亲近邻，纷纷前来贺喜。母亲喜的合不拢嘴，而更让她高兴的是，安庆城的几位从不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竟相托媒上门。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少年得志，踌躇满怀，少不更事的他心中别有一番喜滋味。在众多托媒提亲的人家中，陈母属意于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大众。
高大众生母早已去世，自幼随侍在父亲身旁。虽说目不识丁，但也是温良恭驯，颇有教养。高大众长陈独秀三岁，这倒正中“女大三，抱金砖”之说。陈高联姻，文武相亲，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在当时也传为一段珠联璧合、门当户对的佳话。
这天，母亲领着陈独秀来到高府相亲。人还没进门，就听到高登科的喊声： “大众、来客人了。”高大众羞答答的从房内走了出来，见了陈母，轻柔的叫了声“伯母”，便依次倒了茶水，又悄无声息地站在父亲的身后。陈独秀瞅了一眼，但见她个头倒也适中，眉目清秀，身着一件蓝布大褂，乍一看去，却也有动人之风韵。高大众也偷偷地瞟了一眼，四目相对，两人的面颊顿时绯红。
这桩婚姻虽是父母包办，但是，陈独秀青春年少，情窦初开，初次和少女相见，心中也是格外欢悦。回家的路上，母亲故意问他：“伢哪，你中意吗？”他羞得头也不抬，迈步就跑，边跑边说：“我听娘的！”
次年冬，他们完了婚。新婚燕尔，两人卿卿我我，相亲相爱。时间长了，两个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且又性格迥异的人，渐渐的产生出差异和隔阂。
高大众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只知道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做个贤妻良母。陈独秀却是个崭露头角的革新人物，对家事几乎不过问，并讨厌婆婆妈妈的絮叨，他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的语言，关系越来越紧张，口角之争时常发生。他们的婚姻罩上了阴影。
陈独秀第一任妻子高大众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独秀跳出康梁维新思想的牢笼，转而进行激烈的反清爱国活动。高大众，一个恪守妇道的旧式妇女，感到惶惑和恐惧，想想自己将终身无所依靠，还要为他的安危担惊受怕，不免暗自垂泪。她劝说丈夫做一个好好百姓，不要干那些抄家灭族的事情。陈独秀本想得到妻子的理解与宽慰，没想到回到家，听到的竟是没完没了的数落和怪罪，心中很不高兴。
1901年，他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可是，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只得求援于妻子。这天，他以少有的温柔与她商量。
“大众，我就要远行了。家中的事全仗你照应……”这个倔强刚烈的人，好听的话还未讲完，便开门见山地说：“大众，我去日本需要一笔钱，可是，我手头很紧，你可否将你的金镯子借与我一用。”
这一年，长子延年已有四岁。高大众低头不语，搀着延年向里屋走去，边走边细声细语地说：“乾生啊！”她一直用他参加科举的名字称呼他，“你已是有家小的男人了，在外闯祸，是要杀头的。你就是不想想我，也要想想儿子啊。”见他愀然无语，只得小声嘀咕：“我不能把金镯子给你去闯祸，它可是爹给我的嫁妆，也是高家的传家宝啊！” “不借就不借”，未等她把话说完，他便呵斥道：“没有见识的女人！”说罢便甩手而去。
他的好友潘赞化回忆道，他们“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貌合神离，琴瑟失调。这种旧式的父母包办的婚姻，他已受够了，有意挣脱羁绊，去寻找自由幸福的爱情。这一切，高大众都认为是命中注定，惟有默默地承受。
她生有延年、乔年、松年三子，所生女儿夭亡早逝。她进陈家三十多年，从没离过家门，唯一的一次远行，是到武汉探望重病中的乔年。1930年9月，这位朴实贤淑的妇女病逝，终年54岁。1932年，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松年前来探视，他嘱咐松年回去后，务必要代他烧些纸钱，以表示他的负疚之情。
新得佳人
陈独秀正为自己的婚姻苦恼、绝望的时候，一个新的女性悄然闯入他的生活，她就是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乳名小众，比大众小九岁。两人虽为姐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大众自幼失去母亲，凡事谨小慎微，从不逾规。小众有生母呵护，又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无忧无虑，优裕的生活环境，塑就了她热情奔放的个性。她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可谓知识女性。
1904年初，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参与编辑《国民日日报》，和苏曼殊翻译整理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后又创办《安徽俗话报而》。一时声誉鹊起，遐迩闻名。和那一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小众十分崇拜这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她自小就倚靠大众，形影不离。大众出嫁后，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姐姐家，并乘机找陈独秀攀谈。她清新活泼，秀丽大方。她的到来，如同一股清风，给陈独秀枯涩的心灵带来滋润和希望。他们漫步田野、闲坐书房，文学、人生、爱情、婚姻，无所不谈，常常是燕语莺声，笑声朗朗，久而久之，便眉目传情，难舍难分。
这一切，高大众早已察觉。她不愿出乖露丑，只得暗自心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独秀和高君曼相爱的事，很快便在乡邻间传的沸沸扬扬。父亲认为这是伤风败俗，辱没家风，勒令他尽快断绝来往，否则脱离父子关系。热恋中的他们全不在意风言风语，父母的严斥和反对，反而促使他们双宿双飞，离家出走。
1909年岁暮，陈独秀来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员，并将高君曼带至身边。次年，正式结为伉俪。他们倾心相爱，情投意合，稍有闲暇，便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非常惬意。
这是他忧患人生中的一段最为快乐的时光，不仅有佳人相伴，而且三五好友常常欢聚。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是他的常客，大碗喝酒，放言天下。他陶醉于中，在给好友苏曼殊的信中，怎么也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他说：“仲（即陈独秀，作者注）现任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诗中借用李商隐的诗句“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见他内心的喜悦和幸福。
他们的结合，不仅世俗不容，父母反对，延年和乔年也始终不能谅解。
陈独秀长子陈延年
高君曼从不抱怨两个孩子，她把他们视为己出，时时关心他们的生活。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延年、乔年也随父亲来到上海，一边读书，一边做工。陈独秀事务繁忙，很少顾家，也很少关心两个儿子。
兄弟两一天仅吃两餐，餐餐大饼，口渴了就饮自来水，晚上就睡在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冬无棉衣，仅有夹袄御寒，夏无蚊帐，任凭蚊虫噬咬，面色憔悴，凡是看见他们的人，没有不怜惜的。高君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多次提出让两个孩子回家，同吃同住，以照料他们的冷暖饥饱，可是，却遭到陈独秀的白眼和拒绝。
没有办法，她只好央求潘赞化：“潘先生，你是仲甫的好友，我有一事相求……”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延年、乔年对我怎么样，我不在乎。我既是姨妈又是继母，我不能不管他们，看着他们一天一天瘦下去，我心里实在难受。我讲过多次，仲甫就是不听。他听你的，请你帮我说个情吧。”
当潘赞化婉转地转告于陈独秀时，没想到他却大发脾气说：“这定是小众找你的。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高君曼始终不理解，作为父亲和丈夫，陈独秀竟是如此的不通人情、麻木不仁。
他们相处的岁月，正是陈独秀一生中最为艰难困苦而又惊心动魄的时期，他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事业，离不开高君曼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共同经历了二次革命、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北伐革命。陈独秀所走过的苦难艰辛路程，每一步都有她的默默无闻的付出。为此，她付出青春年华，并积劳成疾，染上多种疾病。
陈独秀因投身政治而奔波辛劳，很少有时间顾及她的健康和孩子的成长。一个女人，独力支撑，且又传闻陈独秀另有新欢，她感到再也无法共同生活了。1925年10月，她带着儿子鹤年、女儿子美，来到南京居住。这对自由恋爱结成的夫妻，终于决裂分手了。1937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年仅52岁。
失踪之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向有关方面反映，说陈独秀是他们的外祖父，外祖母叫施芝英，母亲叫陈虹，是陈独秀和施芝英的女儿，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9年病故。外祖母施芝英于1973年病故。
这可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世俗传闻中的陈独秀的私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无人挂齿。没想到几十年后，又突兀地冒出这段风流孽债。
陈独秀与高君曼分手后，高君曼常来亚东图书馆，取陈独秀每月所给的生活费。
一次，她对陈独秀的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说：“仲甫这个人心太狠了。我到南京去，为的是经济上节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可是，我总得要生活啊！他每月只给五十元钱给我。你看，这不是明明的逼我上死路吗？汪先生，你可知道，仲甫常拿钱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日子呢。”高君曼所言“心爱的人”，显然是有所指。
拂去积淀厚重的历史尘埃，我们方知这位“心爱的人”，便是上海某医院的女医生施芝英。
1926年1月起，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了，刚开始几天，大家不以为然，可是，一周以后，党内同志开始着急起来，中央秘书任作民最为惊慌，他负有这方面的责任，可是，又没有办法联络，因为谁也不知道陈独秀究竟住在什么地方。任作民只得向中央汇报，中央局委员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听后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有的甚至以为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
共产国际知道后，曾发来电报，“主张中央迁移。”当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应急措施时，陈独秀由上海拍来电报，说已经能扶病视事。消息传来，原定的中央迁移的议题，自然不予讨论，与会者对此事多有意见。
原来，陈独秀患上伤寒，住进医院。他满以为一场小病，不多天便可出院，没想到病情严重，一卧床便很难迈出医院的大门了。他住院用的是化名，可是，负责治疗护理的医生施芝英，一眼就认出他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从《新青年》风靡上海，她就钦佩新派人物陈独秀，总想着有一天能够面对面的相识相晤，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一天会来的如此突然，自己所仰慕的人竟然成了自己的病人。
陈独秀
“哼，哼……”两颊烧的通红的陈独秀痛苦地呻吟着。
她立即挤出干毛巾，帮他擦拭，并端来一杯水，一口一口地喂，接着，给他打了针服了药，这才轻手轻脚地离开病房。她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守护在他的身旁，细心照料服侍。陈独秀的病情日见好转，终于能下地走路，生活也可以自理了。
这天早晨，她照例来查房，给他量了体温，测了血压，忙毕，她高兴地说：“陈先生，你一切都正常，好了，我也宽心了……”
“大夫，我不姓陈……”陈独秀嗫嚅着，试图纠正她的称呼。
“陈先生，你不用瞒了，天下无人不识君啊，况且，我还曾近距离的听过先生的讲演，那时候，我就……”她不说了。他们就这样渐渐地熟悉，以至每天都要厮守在一起，天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开始由医护关系变成恋人关系。
金屋藏娇。他们开始同居，而同居的的地方，又没有任何人知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他忘记了工作，也不去机关，这才让中央的同志们虚惊了一场。
当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病态恹恹地来到中央机关时，大家免不了因一场虚惊，而批评、数落他。这次，脾气暴躁、从不知错为何物的他倒出乎意外，不发一言，任凭党内年轻人的责备。为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同时又考虑到他的安全，中央决定只让任作民一人知道他的确切的住址。中央机关内只有任作民认识施芝英，到过他们的家。1942年，任作民病逝后，这段恋情便又尘封湮没了。
1927年3月，两人分手。他们生活的具体细节，分手的原因，岁月悠悠，已成为永远的迷。分手后，施芝英将这件事告诉了陈虹。1937年8月，陈独秀释放后来到武汉，陈虹特意前去看望，并自称是他的女儿。陈独秀却矢口否认：“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武汉的一家报刊知道后，曾着意宣传此事，说陈独秀是个拉屎不揩屁股的人。
邻家之女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为摆脱国民党的通缉捉拿，常常是东躲西藏，居无定所。他身边已了无倩影，孑然一身，这个半百老人的境况也着实凄凉。
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楼房，他居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整日闭门不出，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以至并日而食，不自爱惜。和他相邻而居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年龄在22岁上下，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干净，举止拘谨，一看便知是个憨厚老实的女人。
陈独秀第三任妻子潘兰珍
这天中午，他写完稿子，啃着大饼，干渴难耐，提起水瓶，瓶无滴水，只得跨出房门，来到这位女子的门前，“小大姐，真对不起，找你讨口水喝……”他敲着门说道。
“请进吧，老先生！”她对这位老先生十分客气，一边倒水，一边腼腆地说着，“老先生，也真是够累的，只见你一天写到晚，很少看你出门歇歇。”
渐渐的，他们便有了来往。女子是个热心人，看他室内杯盘狼藉、乱七八糟，便主动过来清理打扫，浆洗揩抹。他也挤出时间，帮助女子识字读书，略通文化。
时间长了，他知道了女子的身世。她叫潘兰珍，江苏南通县人，生于1908年，幼时随父母逃荒到上海，13岁便在纺织厂当童工，后来，受一流氓哄骗，同居后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后，她就被抛弃，现在一家英美烟草公司作工。
潘兰珍只知道这位老先生姓李，原是大学教授，与前妻离异后，回上海撰稿谋生，是南京人。陈独秀怜悯潘兰珍艰难不幸的身世，潘兰珍同情陈独秀孤苦凄凉的处境。他们两人，一个是鳏居男子，一个是独身少妇，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是，久而久之便猩猩相惜、同病相怜，以至情投意合，擦出了火花。
潘兰珍知道老先生有知识，能写文章，是个做大事的人，从不打听其身世和行踪。她只管上班挣钱，料理老先生的饮食起居。陈独秀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两口之家的生活，几乎全仗潘兰珍菲薄的工钱维持。老夫少妻，和和美美，简陋的居室里常常飘溢出欢乐、甜美的笑声。
陈独秀的手稿
此时，陈独秀正惨淡经营托派小团体活动，他们居住的这条弄堂，也就隔三差五的来人拜访，邻居早就生疑，可是，潘兰珍却一直蒙在鼓里，总以为她家老先生是个落魄文人。一天，潘兰珍去串门拉呱，闲聊中一个妇女说：“我们楼可能住了老西（CP,即共产党），要是抓到了，那可不得了。”潘兰珍回到家里，又把这话告诉了陈独秀。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陈独秀便借口房子漏雨，请人帮忙立即搬家。自此，一年内搬几次家，已是常事。潘兰珍只是觉得老先生脾气古怪，如此喜欢东搬西迁折腾人，而未生其它疑心。在两年多的同居生活中，他们收养了一个小女孩，日子过得也算顺心。
最后伴侣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陈独秀被捕，并被移送南京监禁。被囚后，他最为挂怀的是潘兰珍的生活，致信他的学生高语罕说，家中“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即潘兰珍，作者注）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探望一次。……函告潘女士亲自前来领取。”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正在浦东娘家，当她在报纸上看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和照片时，不免一惊，险些喊了起，“呀！这不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她找到高语罕，询问陈独秀的一切详情。
高语罕望着这位热心女子，十分感动地说：“先生的事，你已全清楚了。没想到你对先生如此一往情深，对他的事全无畏惧，真是难得呵。先生已给我来信，让我转告你，他的案情无大的危险，请万勿惧虑。……在你回娘家时，他为生计所迫，把你的两件衣服也当了。而且，在相处这么长的时间里，又一直隐瞒真实姓名，你一定有怨言吧。你是个明白人，先生这样做，也是万般无奈的事，兰珍女士定要包涵、谅解…… ”
潘兰珍端坐着，静静地听着，不时的抻抻衣角，悄声说道：“老先生都出了这么大的事了，我还能有什么怨言？他胃不好，离不开我的服侍，我要去南京照料他。”
囹圄中的陈独秀，得知潘兰珍要来南京的消息，立即给高语罕去信，让高语罕务必“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潘兰珍主意已定，毅然辞去工作，来到南京。她在南京既无亲戚，又无朋友，只得住在陈独秀的学生段锡朋的家中。
1933年6月30日，陈独秀开始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服刑。这里管制严厉，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对这种非人道的管制，他以绝食相抗争。狱方不得不让步，“三不准”变成“三允许”，还特许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潘兰珍在附近租了间旧房子住了下来，每天早出晚归，风雨不歇，尽心照料，直至他出狱。
1937年春，陈独秀在南京第一监狱中
一天，陈独秀的同狱难友濮德治问起潘兰珍的事，陈独秀神采飞扬地叙说着，毫无腻烦之感。濮德治听后感叹道：“一个弱女子，如此待你，真是难得呀。”他见陈独秀得意洋洋的样子，便又说道：“仲甫先生，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啊！”
陈独秀敛起笑脸，面带愧疚地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便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9月，他和潘兰珍定居武昌双柏庙后街，并向世人宣布结为夫妻。后来，两人又流落四川江津，这里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驿站。
他在江津的最后四年，时人曾作过如此恰切的评述：“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他患有高血压、胃肠炎等多种疾病，潘兰珍既要里里外外操持家务，更要小心翼翼地照料这位孱弱不堪的老先生，而这位老先生秉性不改，动辄发脾气，但逢此时，潘兰珍又象哄孩子一样的轻声慢语，体贴入微。
两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那时，陈独秀的母亲和儿子松年一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家口众多，口角之争是难免的，潘兰珍却从不介入其中，所以很得全家老少喜爱。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临终时，他将他的学生何之瑜召至床前，颤抖不止的手指指站在暗处的潘兰珍，凄苦无奈地说：“她是我最不幸的人生中，最忠实的伴侣，……她年轻，跟我受了不少苦，你帮她找一个工作。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潘兰珍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含泪安葬了陈独秀，离开四川江津，经陈独秀的旧友朱蕴山、光明甫的介绍，在重庆一家农场工作。后来又为生活所迫，与一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不久，这个男人病故，她又独身一人。1949年10月30日，潘兰珍病逝，临终前她才将隐藏心中的秘密告诉养女，她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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