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敖让 资治通鉴读史悟道 2020-02-26
【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王莽 地皇二年 公元二十一年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
【译文】一开始，各地百姓都是因为饥寒穷困才铤而走险去当盗贼，逐渐聚集成为大股反叛势力，盗贼们时常盼望年景好了能够归还故乡，大家虽然聚集在一起数以万计，但不敢攻占城市，每天能搞到饭吃就心满意足了。各县长官、州牧、郡守都是死于乱兵之中的，贼军并不是特意想杀他们，而王莽始终不明白其中原因。
是岁，荆州牧发奔命二万人讨绿林贼。贼帅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牧欲北归，贼马武等复遮击之，钩牧车屏泥，刺杀其骖乘，然终不敢杀牧。
这一年，荆州牧调遣两万奔命军讨伐绿林贼寇。贼寇首领王匡等率部众在云杜迎战，大破州府官军，杀数千人，缴获了所有辎重。荆州牧想向北撤退，绿林将领马武等人再次截击，钩住了荆州牧车驾前挡泥的装饰板，刺杀了他的骖乘人员，但始终不敢加害荆州牧。
贼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馀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
贼寇于是攻陷竟陵，辗转袭击云杜、安陆，大量掳掠妇女，退回绿林山中，兵力已经达到了五万多人，州郡官府已经无法控制。此外，大司马的属下到豫州办案，被贼寇俘虏了，盗贼把他交送县里。此人返回朝廷后，向王莽上书详细报告了地方的情况。
王莽大怒，将大司马属官下狱，认为这是污蔑欺骗，于是下诏书责备四辅、七公说：
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
所谓吏，就是管理。宣扬德政，彰明恩泽，去教育管理百姓，这是仁政的原则。抑制豪强，督察奸邪，逮捕诛杀盗贼，这才是坚持正义的品质。
今则不然。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
而今就不是这个样子。盗贼反叛了，总是抓不到，直到结成叛贼团伙，拦劫乘坐传车的朝廷命官。官吏脱身了又妄自说：“我列举罪状谴责盗贼：‘为什么要造反？’盗贼说：‘因为饥寒穷困。’盗贼还护送我出来。”现在一些犯糊涂的人想法通常是这样。
惟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
如果由于贫困饥寒，而犯法胡作非为。大胆的开始抢劫，胆小的便去偷窃，不过这两种结果；现在竟然谋划结党，人数以千百计算，这是大规模的叛乱，难道仅仅是饥饿寒冷可以解释得了的吗！
七公其严敕卿大夫、卒正、连率、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黠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
四辅、三公应当严肃告诫卿大夫、卒正、连率和各大尹，认真管教养育善良的平民，迅速捉拿歼灭盗贼！如有人不同心协力，不憎恨邪恶行为，不谴责狡猾的盗贼，而胡说他们是由于饥寒交迫才不得已这样干的，就逮捕下狱，查办他们的罪行！
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于是官吏们更加惶恐，再没人敢说盗贼的真实情况，各州郡又不能擅自调动军队，盗贼因此始终无法控制，最后愈演愈烈。当领导，必须独断，但绝对不能专行。为什么？不独自决断无法掌控权力，一旦决断权落到了下属手上，往往就会造成该下属快速的羽翼丰满，迅疾的结党营私。因为拍板权实质就是决定资源往哪里倾斜的权力，如果由下属掌控，那就是给他自丰羽翼、谋取权力的机会。虽必须独断，但绝对不可专行。决断的基础是根据客观情况来的，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领导者的决断，也是基于基层所反映的客观情况的。这就要求了组织领导者必须耳聪目明，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而不是掩耳盗铃，不顾客观情况，蒙着眼睛做决定，不要别人觉得，只要自己觉得。王莽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有官员身陷险境，为他带回了绿林军的详细情况，这个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决策基础啊，此时的新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王莽的反应不是再派人去核实情况，而是条件反射般的否定此人所说的一切，并将此人下狱。鼓励言论，以旌直臣，是一个合格领导人的基本素养，无论人家说的是对是错，都不该把他投进监狱，否则以后还有谁敢说话？都不敢说话了，领导人屁股坐在龙椅上，十指不沾阳春水，完全不了解情况，制定出来的政策岂能不脱离实际？绿林军星火燎原，王莽下意识的去剿灭，其实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决定？因为王莽忽视了自身的客观情况。当时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紧缺，边境屯着大军。财政紧缺则要征税，所以有了六莞税，百姓万税缠身则穷困。再加上边境屯着大军，中央供应不上粮食则搜刮地方上的粮食，地方上没粮食则开始闹饥荒，饥荒一起则要么饿死，要么变成流民，开始往别处逃。但当时的情况是，由于王莽严苛的税法，全国各地普遍没什么粮食，再加上不巧关东地区又碰上了蝗灾：
结果就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整个关东地区，尤其是山东齐地，乱成了一锅粥。遍地都是流民，饿急眼了的流民开始武装抢粮，于是便自动联合起来，发展成流民集团。这是王莽时期匪患肆虐的逻辑。关东地区本来就没粮，中央又是没钱没粮，王莽这时仍然派出十多万精兵去剿匪：
夏，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讨众贼。匡、丹合将锐士十馀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这种操作，简直就是取死之道。发精兵十多万到关东去是要钱要粮的，而国家又拿不出来钱粮供给军队，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军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危害不亚于蝗灾，简直就是人造蝗灾。这就是为什么王匡和廉丹的军队所过放纵的原因，主将默许了军人劫掠，中央美名其曰：“自行筹措军费”。这也是大凡乱世，往往就是“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因为土匪是慌里慌张的抢，所以匆匆忙忙的很马虎，军人是奉旨抢劫，理直气壮没人管，所以不慌不忙，抢劫工作自然做的很细致。这个时候，王莽派出军队剿匪，这不是剿匪的军队，而是人为放出的10多万人形蝗虫，本来这十多万人可以投入生产，现在拿去打仗，不仅生产耽误了，没有增量，还会搜刮消耗地方上为数不多的粮食。此消彼长之间，粮食供应就更加紧张了，这么说吧，这个时候关东没粮，王莽派出十多万军队去关东剿匪，就会抢关东十多万人的口粮，这十多万人没饭吃，又会沦为绿林军，使用暴力去抢粮食。被抢粮的百姓要么死，要么加入绿林军接着抢别人的粮，就这么循环下去，直到人口减少到每个人都能吃饱饭，这场乱世也就结束了。王莽投放十万军队到关东去打仗，这哪里是剿匪，这其实就是饮鸩止渴，这是在作死，在革自己的命啊。绿林起来了，其实这对王莽来说，不是坏事，反而是机会。当前的情况，由于王莽改制失败，大部分阶级对王莽都是有矛盾的，所以暗地里和王莽作对，所以王莽收不上来税，导致财政瘫痪。这个时候，流民没饭吃，要为肚子而战，起来反抗了。为肚子而战就要抢粮。谁有粮？当然是官员地主。流民起义的时机，其实是王莽唯一逆袭的机会。这个时候流民和地主的矛盾，开始高于地主和王莽的矛盾。流民武装起来抢劫地主家的粮食，地主被抢是什么后果，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这个时候地主和流民是阶段性的死敌。如果这个时候，王莽一方面能放弃剿匪，让地主和流民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收缩战线，号召地主将所有粮食都转移到大城池，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集中兵力保证城中资源的掌控权，为地主阶级提供安全服务，确保小城池和乡村一粒粮食都没有。这样一来，王莽就成功转换角色，摇身一变成了西汉末年的主要力量：庄园地主的代言人。流民的攻坚能力不行，只要以军力守住城里的资源，则流民在郊区野外搜刮不到半粒粮食，自然无力久战。如果胆敢攻城，在攻坚战的消耗下，要么死，要么退，用不了多久就人心不齐了。同时让地主与流民在攻坚战中互相消耗。直到人口消耗到土地供求关系以内，再以手上的资源分化流民，以粮食为诱饵，以军队为威慑，威逼利诱，来分化瓦解流民帅，使其内部开始分裂。一场流民叛乱，或许有机会平定下来。而在这个流民与地主的矛盾超过统治者与地主的矛盾时，王莽没有敏锐的抓住时机力挽狂澜，反而派出十万精锐部队去地方剿匪，军队到了地方，没粮了抢谁的？当然是以地主为主，因为农民没啥粮，等于说这个时候的地主，受到流民和朝廷两方面的压迫。结果就是，王莽没有抓住时机代表地主的利益，地主就抓住时机，代表流民的利益了。地主们见朝廷无状，为了避免流民的劫掠，纷纷向流民示好，投靠流民帅，成为为流民帅提供钱粮和政治资源的盟友，一起来打倒王莽。最终，光武帝在这种状态下，成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言人，百战余生，随着人口的锐减，东汉的人口和土地供应趋于平衡，于是光武帝复兴汉室，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大地主的东汉政权。时乎时乎，不再来。有时候机会就在那么一瞬间，王莽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机会，由此走向覆亡。而要想抓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则需要极高的权力敏感性和政治嗅觉，否则机会到了眼前，都意识不到这是好机会，又谈何抓住？而要提高自身的权力敏感性和政治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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