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迎春花开了

晚上9:00，刚刚结束了班级家长会，老师围绕疫情期间孩子们的收获、成长、困惑、期待等几个方面，邀请家长们谈谈感受，也让孩子们说说自己的体会。几个家长的发言中，自主和自律是高频词汇，漫长的假期虽然耽误了开学，却给了他们独立成长的机会，就像有位妈妈说的“会学比学会更重要”。几个孩子的共同心声是：我想上学——能真正去学校的那种。

他们都很想念朋友们。

不知不觉，三宝同学已经宅在家里一个多月了。1月底回到北京的时候，还是冬天，还下过两场很有规模的大雪。今天出门，发现楼下的迎春花都开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下午和朋友们一起去公园散步，看见好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出来玩耍，天上飞着色彩绚丽的风筝，无忧无虑的。

盛开的地方

在那桃花

这个公园之前是著名的蜗居村，想在北京谋得一寸生存空间的外省年轻人们，寄居在这里，成为学者笔下的“蚁族”。某年两会期间，有代表来这里视察，后来写了一份报告，随之而来的巨大变化改变了整个村子的命运。

曾经密密麻麻的蚁族聚集地，现在成了漂亮的大公园，公园旁边拔地而起的回迁楼房，漂亮又大气。外在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道那些曾经的蚁族们，现在是否搬进了楼房里，而一年又一年不断涌入北京寻找机会的外省年轻人，现在都住在哪里呢？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也住在五环外，每天单程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地铁，到达报社。当时最需要立即克服的毛病是：晕车。从小在村子里长大，我对汽车有天然的排斥，闻不得汽油味道，甚至落下了条件反射的毛病，有段时间只要闻到汽油味，就觉得晕晕乎乎的。

为了克服晕车的毛病，坐公交车必须一段一段的坐，发现自己可能要晕了，马上到站下车，走一段路，然后觉得好一些了，再到下一个站点乘车。一点一点延长着可以忍受的距离，可以接受的距离，坐一站，再坐一站，哇哦，终于练习到可以坐满全站。

克服了晕车的毛病，接下来的时光，我把它定义为“旅游”。好在记者是不用坐班的，也不必按时到单位打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就直奔北京的四面八方，有时候是郊区，有时候是胡同，有时候是五星级大饭店。作为外省青年，我把这段时光当做难得的“深入北京了解北京”的好机会，在北京到处游玩的机会。

坐公交车在北京旅游的时候，包里必备一张北京城市地图，一个采访本，一只笔。那时候手机还不能上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查到公交路线，所以常常拨打李素丽公交热线。回忆里关于公交车的片段，还真是不少。

有一次在二环里乘坐电车，还是可以买月票的那种，我给一位大爷让座。后来大爷听见我打电话咨询路线，就给我指路，又和我聊起天来。聊着聊着，大爷忽然问我：闺女你有男朋友了吗，我认识不少军官呢，给你介绍介绍吧。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吓得我赶紧提前下车了。

还有一次，因为在公交车上闭目养神，想着今天要写的稿件，没有注意到身边站着一位大妈，就听见乘务员一直在喊话“年轻人给需要的人让个座”！条件反射的睁开了眼睛，看见大妈怒气冲冲的看着我，吓得我赶紧站起来。大妈理直气壮的坐了下去，一个谢字也没说。

最惨的一次，莫过于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被偷走了钱包。那天刚刚报销了外出采访的费用，特地买了些好吃的，准备晚上和吴老板一起庆祝一下。346开过来的时候，人挺多的，想着反正没有几站地，就上车了。车上有个人只挤了一站地就下车了，当时我还注意到了他，心里想着：这么短的一站地，何必挤车呢，换做是我，肯定是走回去了。后来低头发现自己的包被拉开了，心里一惊：我不会被偷了吧？等到下车后一翻包，果然被偷了！那种心慌的感觉，到现在都还记得。原来人被偷是会有预感的！

当时特别心疼被偷的几百块钱，现在特别心疼一块儿被偷走的身份证，我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可是18岁的时候照的呢~

今天的蚁族旧址公园游玩，居然勾起了一连串初为“蚁族”时的回忆。在人生低谷里徘徊的时候，也会问自己：如果可以重新选择，还会来北京吗？

为什么不呢，这座城市总是给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