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子舒乙病逝，曾说父亲“是个怪人”43岁开始研究他
舒乙曾跟《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我是工程师，不是搞文学的。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有写过很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传记。我那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
|作者：毛予菲 刘心印
|编辑：咖喱
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出讣告，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时1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舒乙6年前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医，开颅手术后效果并不理想。术后进行了一年康复，后来病情恶化，转至同仁医院后一直住在ICU，大部分时间是昏睡状态。4月20日，医院报病危，次日下午离世。
对于舒乙先生病逝的消息，身边的朋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北京出版社编审杨良志与舒乙相识多年，他说：“我想到有这一天，但这一天来得太突然了。”
工程师转行文学，研究父亲
1935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用舒乙自己的话说，“好日子就过了两年”，之后就是和所有中国百姓一样，遭遇贫穷、物价飞涨、流离失所……
舒乙的成长过程深受家庭氛围熏陶：虽然物质条件恶劣，但是所接触到的人思想活跃。他曾回忆，妈妈在出逃北平时带过两三张齐白石的画，自己会跟着画两笔。父亲很欣赏这种兴趣，他觉得，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他自己的特长。
动荡中度过童年的舒乙，在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专攻林业化学专业，后作为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负责领导科研室及中心实验室。
如今接受采访时，舒乙习惯称父亲为“老舍先生”。他说这和他如今作为老舍研究者的身份有关。事实上，舒乙43岁以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
从1978年开始，舒乙搜集了父亲生前的许多资料，走访了100多位父亲的老友与知情者，做了大量调查。1980年，舒乙写下散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连载。
他曾跟《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我是工程师，不是搞文学的。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有写过很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传记。我那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做史料工作的时候，舒乙写了一系列极具见地的学术论文。舒乙的第一篇论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源自他在阅读父亲作品时的发现。舒乙梳理了父亲提到的240多个地名，由此开辟了老舍著作的“文学地理学”之路。
舒乙另一个对老舍研究领域的拓展，则表现在对老舍的“满族文学”研究上。1949年之前，老舍极少提到自己是满族人，创作中也从未标注哪个人物是满人。而舒乙通过细致的阅读，品出了老舍作品里浓浓的满族气质，并著文《隐式满族文学》，就这样展开了老舍文学的另一个侧面。
遗传自父亲的“幽默天赋”
老舍原名舒庆春，他创作的《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老舍的作品“京味”很浓，被认为是京派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他是“蜚声中外文坛的幽默大师”。在舒乙的眼中，父亲虽然多数时候是严肃的，但只要“家里来了人，或者出去聚会，老舍就变成一个最幽默、热情、有意思的人”。
父亲的幽默和热情似乎也完美遗传给了舒乙。舒乙去世后，计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舒乙日常工作中的状态，形容他是一个“风趣、开朗，特别好相处”的人。“他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聊天，特别开会的时候，就觉得逗得不得了，他的口才真的是……”
舒乙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开馆后，他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对老舍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他自己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就是勤劳，我以前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现在就不这样想，老舍最大的特点是他有大爱，心胸非常博大，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舒乙曾说，老舍有一种和劳动者打成一片的天性，“他总是平等待人，所以能写出能够流传，让大家都喜欢、感动的东西。”舒乙回忆说：“我们当时住平房，每年都要上房修房子、拔草，有瓦匠在上面工作。他写作休息出来，两个人对话，两句话瓦匠就下来了，跑去和他一块儿抽烟喝茶。他跟这些人完全是一种朋友、亲人的关系。”
舒乙说：“老舍的一个爱好是喜欢请客，爱闹。把大家都招来，比如庆祝生日、节日，赏花、赏画、赏月，然后搞一个特别的聚餐。这种聚会通常到最后就是老舍一个人在那里说，大家静静地看着他。叶圣陶在日记中说过：我们就喜欢和老舍先生在一起，他不耍闹完了，我们绝不撤席。”
舒乙曾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父亲的另一个爱好是朗诵，经常在家里大声朗诵英文小说。老舍写出剧本，第一时间把剧院的院长、导演、演员找来，听他朗诵。演员们就从老舍朗诵的姿势和语言里找将来演戏的根据。“老舍认为自己作品里最好的是《四世同堂》，之前最好的是《离婚》，还有一个他在重庆写的，叫《归去来兮》。他说过这三部作品是他比较喜欢的。”
回忆父亲：他一度是个“怪人”
近些年，舒乙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创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外，就是在家画画。不聊天时，舒乙看起来很严肃，但只要谈及父亲，他的语言就立刻变得生动有趣。
舒乙说，老舍“在解放初的文艺界是个怪人”，“当时人们都穿干部服。他刚从美国回来，西服、领带、三接头皮鞋、手杖、扇子，这身打扮绝对是个怪物。”不过，穿着洋派的老舍实际上保留了很多满族人的生活习性，“在家里，他穿一个狐狸皮的对襟皮袄，一双布鞋外套一个大毡子拖鞋，整个一个中国老头。”
老舍还喜欢折扇，经常是扇不离手。因为扇子本身是好几种艺术的结合体，扇骨、扇面、扇坠都很讲究。“你看他的照片张张有扇子。假如说他一天有三场活动，他换三把。毛主席接见他，根本就不热，他也拿着扇子。毛主席根本不看他，看那扇子。”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也看到了父亲在时代大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代表性。“他们这一批人，也就是五四的启蒙者们，恰好赶上了私塾的末班车，所以唐诗宋词、'四书’'五经’都倒背如流，古典文化素养深厚。同时，这些人也纷纷留学，了解了大量西方的政治、科学、文化知识。可以说，正是那样的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批人。”
在舒乙看来，老舍可说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典型：他活了67岁，有近10年在国外。这10年里，老舍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想，也形成他看问题的独特视角。正是这种独立的思考和个性的东西，使他在文艺上永远不会被时代抛弃。
晚年致力于“保护”北京城
浸润在父亲的作品里，舒乙逐渐踏上了自己的艺术之路。
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舒乙担任馆长，为新馆筹建奔走呼号、倾尽心血。此时舒乙已是花甲老人，但工作起来精力充沛、创意无限。
他曾考虑要把文学馆建成一个园林式的文学殿堂，从建筑设计到庭园绿化、作家雕塑，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在他的策划下，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专门引进了影视人才，对老一辈作家进行追踪采访，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这之后，舒乙开始渐渐投入到自己的兴趣中。他的爱好和父亲一样，也紧紧围绕“北京城”。“他继承了父亲对北京的熟悉，对北京的宣传，对北京的热爱，这点在他身上表现浓烈。”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曾如此说道。
北京是老舍的写作源泉，他爱北京，作品里充满了浓浓的“京味儿”，舒乙对这些点滴也都了然于胸。
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舒乙与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此后多年，舒乙一直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似乎是童年的兴趣被激发了出来，舒乙晚年对作画的兴趣愈发浓郁，但并不拘于水墨或油彩，而是别具一格的中西混搭，画北京故宫和其他风景名胜。好友杨良志评价他的画：“带有灵气，他画故宫石砖缝的小草，常常用独特的眼光看待古老遗迹的生命现象。”
晚年的舒乙住在安定门附近，往南看是波光粼粼的护城河。他常在护城河边散步，把北京草木全留在心里，化作一篇篇动人的散文和画作。
部分资料来源：《环球网》、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