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中探索 ——重读《郁达夫全集》日记卷札记（2）
求职中探索
重读《郁达夫全集》日记卷札记（2）
蒋增福
郁达夫回国之初的求职之路，让他回过头去想日本的留学，庆幸自己“改习文学理财”是正确的。要不然，怎能在安庆教授“欧洲革命史”；在北京大学教统计学；在广州中山大学讲会计课。且门门对付自如。并能在北上南下的工作变换中，探索社会，观察时势，广交朋友，实践中获取大量新知。既为重树《创造》举旗谋划，又亲自撰稿、组稿等身体力行，有时托病告假，有时真病不歇，日夜奔波着！所有这些，在1921-1926年的“芜城日记”和“病闲日记”中都有详尽的记录。
芜城即安徽芜湖安庆，虽然这是他的第一份本职工作，但历时不长，日记不多。这里仅引抵达过程和对时局所记的印象。
当时国内社会变革的大事件他虽然没有参加，但在安庆却让他看到了“尾巴”和“残痕”，并为之欢呼，还发一通感慨！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
在江湖上闲散得久了，到了此地来服务的时候，觉得恐惧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大约在人生的战斗场里，不得不居劣败的地位。……
昨天在半夜昏黑的中间，到了安庆。…如今安庆的这一场运动却不然，民众终竟战胜了。无理的军阀，军阀的傀儡，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所以我看了那些暴风的遗迹，心坎里觉得舒畅得很，就不知不觉的说（英文）“将来是我们的东西。”然而，“到了学校里，见了些同事，同新媳妇见了小姑医院，可怜我的“狂怒故怨”没有放出来的余地了。”
但也似乎把自己视作“北伐大革命战争队伍中的一员”。四日的日记则记有“我不该来这里就缚的”；五日所记，是对长江一带遭水灾的灾民怜悯和唤醒：
同胞呀，可怜的农民呀！你们经历了这许多兵灾、旱灾、水灾，怎么还不自觉，怎么还不起来同那些带兵的，做总统总长及一切虐民的官和有钱的人拼一拼命呀！你们坐而待毙，倒还不如起来试一试的好呢。……
午后要预备讲《欧洲革命史》去，所以不能再写下去了。
午前十时记
接下去从1926年11月“劳生日记”，至年底的“病闲日记”所见，更多“劳”过度，“病”而不闲的情状：“自从五月底边起，一直到现在，因为往返于北京广州之间，行踪没有定着的时候，日记好久不记了。”忙啥？在求职中探索比较，分别所记，重点有：会见要员，重拾“创造”，写出名篇。
为着求职，期间郁达夫多次会见民国要员如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今晨学校内有考试，午前九时，出去监考。吃中饭的时候，和戴季陶氏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想于一礼拜内，弄一个编辑部的组织法出来”；“午后和戴季陶氏谈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办一种小丛书，我本想辞职，他一定不肯让我辞。”“领了八、九两月份剩余薪水，合计起来，只有一百余元而已”；“午后三四点钟，洗了澡，去会季陶，没有会到，就把计划书搁下走了”；“向戴季陶及其他诸委员辞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职，明日当去算清积欠。”“广州是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为着求职和探索，他与“创造社”中坚们频繁磋商，意在将旗帜再度扛起：“晚上在聚丰园饮酒，和仿吾他们，谈到半夜才回来。今天上东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博爱医院看了一次”；“和仿吾到创造社分部去坐了一会”；“午后赴分部晤仿吾，至酒馆饮酒，见了白薇女士。和她及独清仿吾走了半天”；“仿吾要我去上海，专办出版部的事情。接上海蒋光赤的信，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要我在上海重编创造”；“创造社本来是我和资平、沫若、仿吾诸人经营的，现在被他们弄得声名狼藉了。大家会议的结果，要我去担当总务理事……”。
为着求职和探索，特别是多方征询的结果，他不但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而且写出了险些惹祸的名篇《广州事情》。连挚友郭沫若也指责《广州事情》倾向太坏！成仿吾也批评郁达夫，然达夫不服，又写《方向转换的途中》指出：
处在目下的这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万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英雄，以为这是辽阔之谈，那末你们却看看独裁者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
就在郁达夫在《洪水》上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的第四天，即1927年4月12日，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四一二那天，郁达夫在他的日记上写道：“东方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午后出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在4月2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买了一张国外报纸来看，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的国民革命，不久就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再自暴自弃了。”这些日记文字足证，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关键时刻，郁达夫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这是真正的爱国爱人民的立场！而且他的《广州事情》与同一时间鲁迅的撰文，所持观点不谋而合。
作者介绍
蒋增福，1934年生，浙江富阳人，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工作，任富阳县文教科（局）科员，主要从事城乡扫盲工作，后参与《富阳县志》编撰，又为县委党校秘书，80年代初任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党委书记，后迁任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又迁任文联主席，1995年退休，任富阳市文联名誉主席、郁达夫研究学会名誉会长、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业余创作，80年代后从事乡邑文史调查和郁达夫研究，曾参与采写编撰《富阳风貌》《富阳文史资料》《100个富阳人》等系列丛书，并倡办地方文艺刊物《富春江》和《郁达夫研究通讯》。30余年笔耕不缀，出版专著《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鹳山魂》《富春闻见录》《走近三国》《富春文集》等；主编或参与编撰《郁达夫手迹》《众说郁达夫》《抗战中的郁达夫》《历代诗人咏富阳》《富春江今古散文选》《富春江畔话三国》《见字如晤——文坛师友书信集》等，多次获杭州市优秀作家奖，“五个一工程奖”，郁达夫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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