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长春 汤艳杰|辽代出土备茶图初探
燕赵文化笔谈之三
辽代出土备茶图初探
衣长春 汤艳杰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墓葬壁画的样式,对于展现一个时代文化的面貌具有一定作用。文化政策的提倡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真正的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日常,需要一定的时间。相比于官方文献记载,壁画形象更能反映文化的社会普遍性、民众自发性,从而反应社会文化的真实面貌。本文研究的备茶图,主要指墓葬壁画中出现的“备茶、奉茶、用茶”等与茶相关的图画形象。根据目前出土资料分析,备茶图题材最早出现在墓葬壁画中的时间为唐代,但数量较少。会同元年(938),石敬瑭将燕京及雁门以北区域献给辽,从此“燕云十六州”作为地理概念出现。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东部地区、河北北部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北京、天津地区。从辽代出土备茶图的整体情况看,燕云地区出土的备茶图数量多,形式丰富,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和样式差异。本文拟以辽代燕云地区出土备茶图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结合其他地区出土备茶图进行相关讨论。
一
备茶图起源及考古发现
(一)
备茶图的起源
根据目前唐代河北平山出土的壁画来看,备茶图在唐代已经出现在墓葬壁画中,但还属于个例。唐代出土的备茶图与辽代墓葬备茶图的关系也有待更多新资料验证。
备茶图在辽宋之时兴起,应该与茶的祭祀功能具有一定联系。《南齐书·武帝本纪》记载:“永明十一年七月萧赜临终下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此后,以茶饭为祭品成为定制。关于凶礼奠茶相关记载出现于宋金家礼、礼志中,例如:“设酒架于东阶上,别置桌子于其东,设酒注一、酹酒盏一、盘一、受胙盘一、匕一、巾一、茶合、茶筅、茶盏、托盐碟、醋瓶于其上。火炉、汤瓶、香匙、火著于西阶上……”;又如“宣徽使、太常卿导皇帝进就褥位,再拜,上香、茶、酒,作乐,三酹酒,乐止”。可见,茶酒此时被广泛运用于祭礼之中。由于茶成为祭奠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与备茶相关的壁画题材也应具有一定的祭奠意义。
此外,备茶图的出现还应与墓主人日常生活和壁画创作因素相关。在墓葬壁画创作的环节中,画家依照原有的家居、侍者、庖厨等其他题材,结合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方式,或当时较为流行的生活风尚,进行了粉本的创新和改造。粉本亦有可能与传世画作之间存在借鉴关系。唐代出现的《萧翼赚兰亭图》中的茶题材较为典型,对辽代备茶图的出现或产生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综上,备茶图的出现,应是以茶的祭祀功能为基础。画家结合一定的生活风尚与墓主人的志趣信仰、生活方式进行创作,加之地域、文化政策因素的影响,使备茶图日益丰富。
(二)
辽代备茶图出土概况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辽宋金时期出土备茶图的墓葬约27座。其中辽墓16座,主要集中分布在今河北北部、山西东部、内蒙古地区;宋墓4座,分布于河南地区;金墓5座,分布于山西、山东地区;另外还有2座时代判定在辽金时期,分布在河北宣化地区。根据以上数据,可知,辽宋金时期燕云地区出土备茶图数量大约占总数量的50%。
1.内蒙古地区出土辽代备茶图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大安三年(1087)耶律弘世墓(图1),西耳室甬道北侧,表现为一名汉装男性侍者,头戴黑巾、身穿红色圆领长袍,双手端着盏托、茶盏。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图2),位于墓室南壁,三位侍者准备为主人上茶,右侧侍者双手端着托盏,面向中间点茶的侍者,帷帐后一侍者,露出半个身子。
内蒙古敖汉旗南塔子乡下湾子M1,位于墓室东壁壁画中(图3),墓主人居中而坐,桌上摆放托盏,桌前站立一侍女,双手捧着温碗,内有注子,恭候侍奉。
内蒙古敖汉旗南塔子乡下湾子M5,位于墓室西壁,画中有四位侍者,其中一位手捧盏托,内置黄色茶盏,画中有三足火盆,内置两个黄色执壶(图4)。
图1 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日嘎苏木 辽庆陵陪葬墓
耶律弘世墓西耳室甬道北侧 “奉茶图”
图2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
墓室南壁“点茶图”
图3 内蒙古敖汉旗南塔子乡下湾子
M1墓室东壁“奉茶图”
图4 内蒙古敖汉旗南塔子乡下湾子
M5墓室西壁“奉茶进酒图”
2.河北宣化地区出土辽代备茶图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大安九年(1093)张文藻墓(M7),为一座双室墓,壁画分布于前后墓室,其前室东壁绘有“童嬉图”(图5),“由八个人物和有关茶道的道具组成……在这四人中间放置茶碾、朱漆盘,盘内有锯子、毛刷和茶砖,茶炉上坐一执壶,炉前有一曲柄团扇”。其墓葬后室东壁绘有文房四宝、仙鹤花卉和一位捧茶的侍女。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大安九年(1093)张匡正墓(M10),为双室墓,壁画分布在前、后室的壁面上,前室东壁的“茶道图”(图6)主要描绘了茶道程序的主要活动,“基本上由五个不同装束,不同性别年龄的人物组成……从碾茶、吹炉、点茶、送茶以及茶道程序上各种活动都真实的表现出来”。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天庆元年(1111)韩师训墓(M4),为砖室双室墓,壁画保存状况完好,主要绘制在前室、后室,其后室东南壁绘有红色桌子,四位妇人,其中有妇人双手托盘,盘中置碗的形象(图7);东北壁绘有经卷、佛珠、香炉等物。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M1),后室东壁的备经图中(图8),绘有两名侍者正在准备诵读佛经的场面,桌上放置《金刚般若经》与《常清静经》,另有茶盏、香炉、净瓶等物;后室西壁绘有备茶图(图9),两位侍者在备茶,一人左手持黑托白盏,右手拿茶匙,另一人左手扶着桌面,右手持汤瓶,准备点茶,桌下绘有炭盆,内置汤瓶。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天庆七年(1117)张世古墓(M5),为双室墓,前室后室皆绘有壁画,其后室“西南壁由三女侍组成,是为墓主人准备点茶的场面。一老妪持团扇作指点,另二人一持盂,一托盏。中为方桌,上摆满茶具,桌前地面上一炭盆,内煨一白色带盖汤瓶(执壶)(图10)”。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天庆七年(1117)张恭诱墓(M2),墓葬类型为砖室单室墓,墓中壁画保存完整,墓室有6幅壁画,其东南壁绘有红色木桌,桌上绘有白色花瓶、香炉、经箱等物品,有一侍吏,戴黑色幞头,穿蓝色圆领袍,左手托盂;其身后一位妇人,双手捧盘,盘内有两杯(图11);墓室西南壁,绘有红色木桌,桌上绘有碟、碗、托等茶具,桌旁一位侍童,头束双髻,身着浅蓝色开胯袍,手执一把曲柄团扇,躬身扇火,侍童旁边为一架三足火炉,上置汤瓶(图12)。
图5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7(张文藻墓)
墓葬前室东壁“童嬉图”
图6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10(张匡正墓)
前室东壁备茶图
图7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4(韩师训墓)
后室东南壁备茶图
图8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1(张世卿墓)
后室东壁“备经图”
图9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1(张世卿墓)
后室西壁备茶图
图10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5(张世古墓)
后室西南壁备茶图
图11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2(张恭诱墓)
东南壁“备经图”
图12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M2(张恭诱墓)
西南壁备茶图
3.山西地区辽代出土备茶图
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在墓室南壁绘有一人在风炉旁煎汤,桌后两人分别持茶斗、盏托,桌上置托盏、茶碾,两名侍女正在点茶,旁边站立着一位捧茶盏的女童(图13)。
山西大同市纸箱厂辽墓,在墓室东南壁,绘有一方桌,上有茶盏,一位侍女跪坐,右手持物,面前似有火盆,在备汤,其右侧站立两侍女,一个端着大碗、一个捧着盘(图14)。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其北壁壁画的起居图(图15),正中绘有一张寝床,寝床左右各站立男、女侍从三名。左侧侍从第一个人,右手握长毛刷,左手端一带柄碗;第二人左手持绿色团扇,右臂搭着浣巾,右手背放在第一位侍女的带柄碗上,似乎在感试水温;第三人身着右祍窄袖衫(似为僧侣服饰),左手抬起,伸出食指,右手执经卷。右侧侍从第一人左手捧唾盂,右手抬至胸前;第二人左手执拂尘;第三人似为女性,双手捧托盏。
图13 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南壁备茶图
图14 山西大同市纸箱厂辽墓墓室东南壁备茶图
图15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北壁“起居图”
二
辽代备茶图的特征与传播
根据上文的考古发现统计,辽代备茶图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燕云地区,即今河北宣化地区、山西大同地区。另外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河南与辽宁地区有一定数量分布。辽代备茶图虽出现于同一时代,但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特征差异。
李清泉曾对宣化辽墓中“散乐图”、“ 备茶图”进行解读,认为两种壁画题材与民间祭祀仪式有密切关系,两种题材共同组成了礼仪性的虚拟空间。从辽代墓室壁画中备茶图的空间组合看,其功能侧重点不一。在通过备茶图反映丧葬礼仪时,有的偏重于还原墓主人生前生活状态,有的则表现了祭奠的礼仪传统,还有的融入了佛教宗教信仰。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改变,备茶图的表现形式与功能均有一定的变化。
(一)
辽代备茶图特征
根据目前发现的辽代备茶图样式,可以看到内蒙古地区的备茶图在构图上相对简单。主要为“奉茶”场景,画面人数多为1-4人。在墓室壁画的题材组合方面,“备茶图”的组合题材多数为“进酒图”与“ 献食图”。可见,辽代内蒙古东北部地区的备茶图主要体现出了与酒、食相似的生活功能。其出现在墓葬壁画中的意义应与酒、食相似,主要体现了墓主生前的生活状态。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中的备茶图属于河北地区墓葬备茶图的典型代表。宣化辽墓中的备茶图主要集中在准备茶的阶段,重点刻画“备汤”、“碾茶”、“奉茶”的过程,出现人物数量3-8人。虽然宣化辽墓墓群在时间上相隔不久,带有备茶图的墓葬从大安九年(1093)到天庆七年(1117),短短24年的时间里,宣化辽墓中的备茶图位置就从墓葬的前室转移到了后室。相应的壁画组合题材也出现了变化。
袁泉主要依据宣化辽墓M7(张文藻墓)、M10(张匡正墓)的备茶图布局,认为宣化辽墓“备茶题材具有两套空间位置和组图模式关系:一组位于墓室前室,画面强调'备’的过程……另一组位于墓室后室,强调'荐献’……后室壁画表现的前室备茶图的隐含后续发展,二者存在一种前后相继的时间逻辑”。如果说备茶图与散乐图组合代表了一种祭奠意义,并且同时存在两套空间位置,那么在张文藻、张匡正墓葬中的壁画便属于这样的范式。但是结合之后宣化辽墓M1、M4、M5备茶图布局观察:从宣化辽墓M7(张文藻墓)前室东壁“童嬉图”、M10(张匡正墓)前室东壁的备茶图到之后的M1(张世卿墓)后室西壁备茶图、M4(韩师训墓)后室东南壁备茶图、M5(张世古墓)后室西南壁备茶图,会看到M1、M4、M5相比于M7、M10,备茶图的前后室时间相继的关系消失,而出现了明显的空间位置变化——从前室转移到了后室。墓室壁画的题材组合上,张文藻、张匡正墓葬壁画的备茶图均位于墓葬的前室,且与“散乐图”相对,墓葬后室均有侍者、文房、仙鹤;而位于墓葬后室的备茶图多与备酒图同时出现,有的又存在于备经图中。可见宣化辽墓的备茶图位置变化的同时,组合题材也相应的出现了变化。
山西地区辽代墓葬壁画中备茶图主要发现于山西大同、朔州地区,构图较为生动,画面人数为4-7人,“备茶”场面的刻画较为细致。“备茶图”的组合题材主要有“伎乐图”、“备酒图”、“祭奠图”、“侍者图”等。相比其他地区,山西地区的备茶图题材组合多了一些“祭奠”的意味。如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的辽墓出现了“祭奠图”,山西大同东风里辽墓的墓室北壁壁画,同样表现着一定的“祭奠”意义。在墓室北壁的“起居图”中,共六人两女三男,三人一组分为两侧,画面有人持拂尘、盂、托盏等物。同时,此墓葬壁画中绘有动物吉祥图案,例如鹿、仙鹤、龟等,还包括压胜的钱币、斧子等。整个墓室的绘画都具有一定“祭奠”的氛围。
(二)
辽代备茶图的传播发展
通过目前已有的关于辽代墓葬壁画分期的研究,结合备茶图样式进行分析,可知备茶图出现于辽朝晚期。文章中研究的备茶图多数出土于带有纪年的墓葬,而没有纪年的墓葬,本文经过壁画分期的相关研究与发掘简报的分期结论,分别对无纪年的备茶图进行分期说明。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墓葬简报认为,墓葬年代应在辽中期之后,所以备茶图在墓葬中出现的时间应该在辽墓晚期的早段,与耶律弘世墓葬时间相似,所以两者的备茶图应该早于宣化地区;文中山西朔州地区、大同地区的三幅备茶图较为相似,所以出现时间应该十分接近。而其中两个墓葬中出土了出行图,根据已有的辽代壁画分期研究可知“大同辽墓壁画早期不见出行图,晚期有出行图而无归来图”。据此可以判定,本文研究的山西朔州地区、大同地区的备茶图应均属于辽朝晚期。并且三者与宣化地区后期的样式相近,因此山西地区辽代出土的备茶图相比于内蒙古地区、河北宣化地区较晚。通过类型对比与分期研究,可知辽代备茶图出现先后顺序应为:内蒙古地区——河北宣化地区——山西地区。从地域角度看,三者均有各自的特征。内蒙古地区样式简单,主要为奉茶场面;河北宣化地区备茶图经历了从前室——后室的过程。辽大安九年(1093)的张文藻、张匡正墓葬均为前室,描绘的备茶场面较为细致,主要有茶碾、茶炉等相关器具;到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辽天庆七年(1117)的张世古墓葬中,“备茶图”就出现在了墓葬后室,描绘场景不再出现茶碾,保留茶炉,且出现“备经图”“备茶图”融合的现象;山西地区备茶图多描绘茶炉、汤瓶、茶盏,多与“祭奠图”组合出现。
墓葬壁画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经济与社会地位等因素制约,属于一部分人采用的墓葬装饰,但是大量的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文化现象。正如李清泉所说:“当时的散乐与饮茶文化,已经以一种'礼’的方式进入了辽代普通富庶汉人的墓葬,成为死者来世享乐生活的永久象征”。“以茶为祭”是祭奠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备茶图则是表现“以茶为祭”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式。
内蒙古备茶图的简单样式,或许是因为本身地域文化特征较重,壁画题材多为狩猎、放牧,所以备茶图并不占壁画题材的主流。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的备茶图在吸取内蒙古地区备茶图样式之后,融入了自身的佛教信仰并发生位置变化,形成了该地区辽墓备茶图的特殊性;山西地区备茶图吸收了河北宣化地区备茶图样式,但其表现的核心思想以儒家礼仪为主,具有河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双重文化特征。
河南地区备茶图题材多数存在于庖厨和侍奉题材中,与河北地区、山西地区、内蒙古地区备茶图相比,缺乏题材的独立性。而且目前考古发现的带有庖厨图与侍奉图的宋代墓葬多为宋代晚期墓葬。从墓葬分期可以看到,河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较为简单的侍者进茶样式。但内蒙古地区同时也出现了较为细致的备茶图,与河北地区、山西地区具有浓厚的相似性,因此三者备茶图应该属于同一样式系统。
三
辽代备茶图差异及原因
根据前文提到的辽代纪年墓葬分析,从辽大安三年(1087)到辽天庆七年(1117)这30年的时间中,辽宁、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宣化、山西地区都出现了备茶图壁画题材。可知备茶图在辽代的一个集中时间段内流行,使用范围较大。同时,受统治阶层文化政策因素、地域因素影响,备茶图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文化差异。同时,文化政策因素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是以地域因素为前提条件的。辽代备茶图样式的差异是在地域因素与文化政策因素的交叉影响下产生的。
(一)
辽代备茶图差异
内蒙古地区备茶图出现时间早,形式较为简单,但具有一定数量。说明辽朝提倡文化的自由交流程度较高。根据目前资料看,辽代备茶图,在族属方面,可以确信墓主为契丹人的有耶律弘世、肖义。另外,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虽族属不清,但疑似契丹贵族墓葬,时间约为辽代晚期。其出土备茶图虽有人物数量差异,但整体呈现的样式较为简单,主要表现为奉茶,并且多与进食图、奉酒图一起出现,表现的生活气息较为浓重。壁画中的备茶图主要为简单的写实手法,将墓主生前的生活状态“复制”到了墓葬壁画中,或者更多的体现了后世“事死如事生”的心理。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时此地的饮茶习惯同样较为简单。内蒙古备茶图数量多,反映了辽朝的安抚政策对文化交流的积极影响,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河北地区因为处在辽政权的中心区域,受到文化政策影响最为明显。在简单的备茶图样式基础上,根据自身饮茶习俗,添加了细致的器具与备茶环节。并且由于辽政权倡导佛教,而在备茶图中增加了佛教信仰元素。形成了宣化备茶图将祭奠祖先与佛教信仰融为一体的独特样式。宣化备茶图随着时间的发展,产生了空间位置的转移。笔者认为,这样的位置转移主要体现了备茶图功能的偏重性变化,从而加重了备茶图的“荐献”功能。而且备茶图样式中佛教元素的融入,体现出墓主人的生前信仰,也是对墓主“供养”的表现。说明宣化辽墓的备茶图已经从一种简单的墓葬程式发展到了以“供养”为主要功能的祭奠题材。宣化备茶图从简单程式化学习,到样式与位置的变化,展现了宣化“备茶图”从样式到功能均有结合自身生活而出现的创新发展。
相比河北地区备茶图具有的佛教信仰,山西备茶图更偏重于儒家祭奠礼仪。山西地区距离中原地区较近,该地区备茶图在借鉴宣化备茶图样式的同时,其思想主要表现儒家祭奠礼仪,与中原的礼仪相近。这与中原王朝倡导的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文化政策具有密切联系。山西地区的备茶图及其组合题材,具有“虚实结合”的特点,墓中壁画将墓主生前的生活情景与后世的祭奠思想相结合,使得该地区的备茶图更具有特殊的意味,既还原了墓主生前生活状态,又增添了祭祀祈福的意象。河北与山西地区备茶图虽然在功能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在备茶图表现的过程上却较为相近,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两地区的饮茶方式较为一致,文化交流较为频繁。
(二)
辽代备茶图形成差异的原因
1.文化政策因素
导致备茶图样式差异的文化政策因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辽朝安抚的政策,崇尚佛教,族属之间文化交流较为自由。所以辽朝文化政策最为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佛教因素浓厚,茶、佛习俗融合程度高。二是宋朝中原地区虽然推崇儒释道三教合一,但是其核心依旧是儒家礼仪传统,对祖先的祭奠思想体现的较重。
辽朝是以崇佛著称的一个朝代。佛教对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辽朝上层统治者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与治理,需要借助信仰,在心理层面安抚民众。倡导佛教、加强族属文化交流是其安抚政策的主要表现。佛教最早传入辽境临潢为辽太祖六年(912),在耶律阿保机讨伐渤海部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临潢府),建天雄寺以居之”。之后辽朝不断将汉人俘掠至临潢府,使得此地多族属聚集,文化交流密切。从此,辽的文化政策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到河北地区、山西地区。之后“在辽国许多地区,建立了孔子庙及佛教、道教的寺观,尤其以佛寺见多”。辽代燕云地区的备茶图是丧葬“礼”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备茶图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屡屡发生,但其文化系统从未中断,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制也在不断发展”。所以辽代备茶图的变化,除了在思想信仰上有一定的改变,同时也体现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方式的变化。虽然北方少数民族也具有自身的信仰,但是建立政权后未像中原王朝一样将神权、祖权、政权进行结合。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只是将“礼制”简化成为了原始的意义,即祭祀,同时融入了佛教信仰。辽统治时期即使提倡佛儒并举,但是其内核崇佛胜于崇儒,所以崇佛属于辽安抚政策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河北宣化地区备茶图中浓厚的佛教因素充分体现了辽朝的崇佛政策。
从心里层面讲,“将孝悌等伦理道德规范与外化的对祖先的祭祀活动融为一体,使人们的人性意识、血缘感情、宗教心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无须如何玄奥的信仰体系,便得到了理性的与神秘性的双重满足” ;同时,“一旦儒者得到权利的些许尊重,特别是在儒家所企盼与认同的文化秩序得以全面确立的情况下,那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终于可以抚平和消解了”。辽代统治者将中原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手段,将“礼”做了“嫁接”处理,通过佛、儒信仰在心理层面进行安抚。在这样的安抚政策之下,其统治地区的现实生活与丧葬习俗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反映出一定的文化政策因素,其中宣化地区体现崇佛政策最为明显。内蒙古地区契丹人的饮茶习俗和最早运用备茶图的行为,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山西地区备茶图即使表现儒家思想较重,但是在备茶图的样式应用上依旧与宣化地区相似,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辽朝的文化政策影响。辽朝崇佛与族属文化自由交流的安抚政策,充分的体现在了内蒙古地区、宣化地区、山西地区备茶图之中。因为地域因素影响,导致备茶图又具有样式上的差异。
2.地域因素
地缘因素是文化政策因素的前提基础。各地区备茶图对于文化政策的反应,都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域因素影响。燕云地区备茶图的传播,直接反映出地域因素的重要性。从内蒙古地区传播至宣化地区再到山西地区,这样渐序的传播方式主要依靠地缘因素。备茶图样式传播借鉴的过程体现出了地域因素的文化特质。河北宣化地区借鉴内蒙古备茶图样式的同时,改变了内蒙古地区简单的壁画样式,形成“祭奠”与“供养”并且融合佛教信仰的功能。山西地区备茶图在受到河北宣化备茶图样式影响后,其思想表现主要以儒家祭奠礼仪为主。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因为地域因素不断进行文化的剥离、融合、创新。所以地域因素对于备茶图的传播发展来讲,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地区备茶图因地域因素,一直具有一定的文化稳定性。宣化地区与山西地区的不同文化传统,导致了壁画样式的差异性。山西地区处在中原地区与河北地区之间。相较于宣化浓重的佛教因素,山西地区备茶图在思想主题方面,更多的体现了中原儒家文化的礼仪传统。因为与儒家思想相比,佛教思想属于后来者,儒家文化属于较早的思想信仰,即使政权更迭,但是其文化内核依然保留着中原传统。这充分体现出山西地区因为地缘因素,产生了较为稳定的地域文化,一定程度上甚至压制了文化政策因素。所以地域因素对备茶图的传播发展与差异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地域因素制约文化政策因素。内蒙古地区与河北地区,就是因为所处地域在辽政权的中心区域,地缘较为封闭,所以受到辽的文化政策影响更重。相比于山西地区,受辽政权统治程度更深,对于辽的崇佛政策、民族文化交流展现的更为充分。所以对于民族文化的融合接受较快,因此内蒙古地区率先出现备茶图,河北地区因地域因素受到内蒙古备茶图样式影响,结合自身生活场景、信仰进行了备茶图样式创新。纵观内蒙古、河北、山西地区备茶图样式,内蒙古与河北地区受到文化政策影响较重,主要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处于辽统治中心。山西地区因为地处辽宋统治交界地带,其备茶图受地域影响超过了文化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山西地区备茶图样式呈现地域性和政策性的复合性特征。
结语
从备茶图由内蒙古地区——河北宣化地区——山西地区的发展与传播过程看来,内蒙古地区简单的备茶图样式对于河北宣化地区的样式来说具有一定启发性。随后宣化地区备茶图结合了自身饮茶的习俗,从而进行了样式上的创新,增加了较为繁复的备茶程序。宣化地区备茶图,在墓葬中的位置也出现了变化。与此同时,样式也多融入于“备经图”中,表现出“备茶图”从样式到内涵都发生了转变,不仅融入了墓主人自身的佛教信仰,也折射出对墓主人的供奉之意。所以宣化地区备茶图是对内蒙古地区备茶图样式、功能的创新。
山西地区备茶图从类型学分析角度看,受到了宣化地区晚段样式的影响,但依旧融入了自身的文化因素,表现的侍者较多,多与“祭奠图”组合出现,从而更多意义上展现了祭奠,表现的中原文化气息较重。辽代山西地区备茶图受到了河北地区样式与中原地区思想礼制的双重影响。从这样的双重特征中可以看到,即使辽境与宋境都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但辽境思想核心更加偏重于佛教,而宋境的思想核心则是偏重于儒家礼制。
辽代河北宣化地区备茶图佛教气息浓厚,山西地区备茶图中原气息较重,都与文化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而文化政策响应的程度又受到地域因素的制约。可见文化政策因素与地域因素对于文化面貌的影响是交叉作用的。
金代墓葬中的备茶图相比于辽代,无论是分布区域还是数量都相对萎缩。金代主要出土备茶图有:山西大同徐龟墓(图16)、山西汾阳东龙观村金代家族墓M5(图17),山西汾阳金墓M5(图18),北京市石景山八角村赵励墓(图19)、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图20)(图21)。均绘有“奉茶”的题材。壁画出现时间段为皇统三年(1143)至承安二年(1197),大约处在金代早中期。另外河北宣化地区还出土了时代模糊的辽金时段备茶图。金代墓葬中的“备茶图样式”相比于辽代发现数量较少,主要发现于北京、山西大同、汾阳地区,画面人数1—8人不等,主要表现“点茶”、“奉茶”场景,壁画组合主要有“备宴图”、“散乐图”等,目前发现的金代备茶图样式中已经不见辽代的“备汤”、“碾茶”等场景。综合金代备茶图样式与壁画组合题材看,金代的备茶图表现的生活化场景较重。仅有赵励墓、东龙观M5的备茶图与辽代宣化备茶图样式具有一些相似性,其他表现为简单对坐形象与侍者形象。从目前资料看,金代备茶图是辽代备茶图样式的惯性前冲现象,但极其微弱且具有明显的时空间断性。
图16 山西大同徐龟墓东壁“奉茶图”
图17 山西汾阳东龙观村金代家族墓M5
东北壁“茶酒位”
图18 山西汾阳金墓M5西壁
图19 北京市石景山八角村赵励墓
东北壁备茶图
图20 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
东壁“仕女图”
图21 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
北壁“捧茶传膳图”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0年下半年(总第十六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慕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