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孙崇涛自述》之十七 / 开普饭

经57届校友孙崇涛老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对由孙老所撰写的《戏缘——孙崇涛自述》进行连载。孙老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此书以孙老自己的亲历亲闻，细致又生动地描绘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孙老与戏的故事。

省城戏缘

告别“杭大”

去绍兴下乡前的1960年暑假，我决计回乡一趟，去探望分别已经三年未见的父母和弟妹。心想一年过后，自己不知要走到哪里，说不好还会去离家更远的地方。

　　温、杭之间，区区几百里，居然三年不回家。这在每学期打着“飞的”随意往返的今天大学生听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对当时贫困大学生来说，却是很平常也较普遍的事。往返二三十元的路费，接近一个贫困家庭的一月生活费用。没闲钱的家庭花不起，花得起的也非所有家庭舍得。再说学校吃饭不花钱，全国只有北京、上海、杭州三地粮食不定量，学校食堂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不能去定量很紧缺的家里蹭饭，这些更是贫困学生假期不回家的理由。

　　这时，我开始对研究戏曲发生兴趣，课余系统地研读了许多元明杂剧，并按夏承焘老师的治学经验传授，一一做了读书札记。在回乡的旅途中，我还随身带着校图书馆借来的郑振铎主编的头两集《世界文库》，因为上头转载了当时罕见的戏曲刊本文献《西游记》多本杂剧、明富春堂本《白兔记》以及《刘知远诸宫调》等，供自己空时研读。又想到回乡机会难得，我要趁此机会到家乡瑞安和“出戏子”的邻县平阳调查一下地方戏，8月16日，临行之前，我特地去校办公室开了这份介绍信——

校办给我开了调查家乡地方戏的介绍信

　　我与同班温州同学叶金瓯同道回温州，把三年前离乡去省城的路程倒过来重走了一遍。

　　抵达温州市，先去看望了长妹春姑一家。我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都很早出嫁。长妹19岁就做了妈妈，进门时，见她正给一岁来大的女儿穿衣服。我的突然到来，令她感到意外。那初次见我的外甥女闻蝉，更是转着滴溜溜的大眼睛，惊奇地瞧着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大舅爹”。这使我感到三年过去，变化已是不小。

　　温州市去往家乡瑞安城还有40公里地，以前都走水路，乘坐温瑞塘河小汽轮往返。现在开通了长途汽车，但车票很不好买。正好那天有趟金华开往瑞安的长途汽车经过温州车站，一些旅客中途下车，可以临时补票，我挤进补了一张票。

　　空位少，补票的多，许多后来者只好提着行李，在车里随便找个空隙站着，本来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车内旅客你推我挤，吵吵嚷嚷，怨声四起。这个喊道：“啊呀，别挤了，我快被你压扁了！”那个叫着：“哎哟，你踩到我脚了，疼死人了！”说的都是带浓重乡音的“瑞安普通话”——在外头呆久了的回乡客，感觉自己还在他乡，忘了该说家乡话。一位青年用瑞安话笑骂道：“伲妳（妈的），大家都是瑞安人，还打什么官腔？”全车人顿地醒悟过来，一阵哄笑，于是纷纷地让起了座位。

　　乡情可以贯通血脉，消弭怨怼，增添友善与谦让。回乡的感觉真好。

瑞安旧城地标“隆山”残塔

（始建于北宋大观元年，历经毁损和重建，此为1940年日机炸毁残存的部分，1988年拆除复建）

　　离瑞城近了，隆山塔显现在眼前，越来越近。在外呆了三年，感觉中隆山好像变小、变低了，很奇怪少时随父亲登隆山赶庙会怎么会是那样高不可攀。这是见识增长、“眼界”变大了的缘故。

　　下了车，我用扁担挑着行李，选择那条狭小的瑞城“东小街”往家走，远远望见母亲正端着一盘泔水，去对面阴沟倾倒。家境依然很糟，母亲还是那样辛劳操持家务，心里顿时涌起一阵酸楚。

　　父母和两个留在家中的小弟妹，见我回家，都面露喜色。毕竟三年不见，毕竟我是“荣归故里”的大学生，而且变得壮实，这使全家人感到快乐和荣耀。邻舍也纷纷过来寒暄、道喜，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我积攒每月半斤定量配给的糕饼票，买了杭州糕饼，分给众人，小弟妹高兴得不得了。在粮食定量不够填肚皮的年代，能品尝到糕饼，简直是一种奢侈。

　　二弟13岁，四妹9岁，6岁的三弟已过继给人家。在国家困难、家庭更困难的年月，弟妹小小年纪，就要跟父母共捱艰难岁月，过着禁衣缩食的苦日子。

　　二弟崇川不知什么原因，小时不爱念书，却非常喜爱音乐。家里买不起乐器，他找来竹筒、竹竿、蛤蟆皮，给自己制作了一把土二胡，穿上麻线当琴弦，咿咿呀呀地拉个不停。后来父母见他这样喜爱音乐，给他一块多钱，让买了一支竹笛。他视同珍宝，整日吹个不停。再后来，他用打零工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支口琴，一学就能吹。就这样，待以岁月，吹拉弹唱，二弟全都无师自通。

　　在家的日子里，我还听说不久前发生在二弟身上的一桩“轶闻”：

　　温州戏曲学校曾来瑞安小学招收新生。二弟长相、身架、乐感、悟性等，都被考官看中，竟考上了。收到录取通知，母亲顾虑孩子太小，一人去外地过独立生活放心不下，再想想将来去当一名“戏子”，也亏待了孩子，坚决不同意让去。二弟哭闹着要去，还对母亲说：“你就当作没有我这个儿子算了。”母亲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让去。二弟在人生岔道上，就这样跟戏曲职业擦肩而过。爱子心切和受传统诗礼观念束缚的母亲，这一决定，不仅彻底改变了二弟的人生走向，也使温州地区少了一名未来可能的地方戏“知名演员”。

　　后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思考：所有的人生都在“选择”中经历，所谓“命运”，不过是各种“选择”的结果。正确的选择，会带来“好运”；错误的选择，会酿成“坏运”甚至“恶运”。由于年代造成的路途阻隔和信息不畅，使我没法参与二弟的“选择”。这是二弟的运蹇、我的惋惜和遗憾。

　　后来二弟“上山下乡”十几年，名义为 “插队知青”，实际是无业农民。回城后，生活无着落，吃了许多苦，只好凭他自学乐器经验，又自学成一名城内小有名气的木匠，靠手艺度日。直至晚年，子女成材，生活改善，酷爱音乐习性不改，取网名“乐痴”，一空便去参加瑞城“榕树下”业余文艺团体活动，弹琴，唱戏，唱歌，找到了他人生的最爱。

二弟崇川晚年找到了他人生的最爱

　　我见家中粮食如此紧缺，父母天天为粮食定量不够，供养不起全家发愁。我不可久待，在家只呆了没几天，拜访了几个没上大学的要好同学，看望了几位中学老师，就提早匆匆返回杭州。调查家乡地方戏的计划没有时间实现，那份学校介绍信，永远留在了我身边。

　　我对戏曲的爱好与钻研成果，包含着父母的爱心与劳心的灌溉。19年后（1979），研究戏曲成了我的“专业”，我在守候母亲临终的病榻前头，历时三月，在后来补做的温、瑞、平三地田野调查及父亲平时记录的资料基础上，写成了长文《温州地方戏概观》。这就是后来（2005）收入我的台版文集《戏曲十论》中的《温州地方戏概论》，作为我对已经逝去的父母的永久纪念。

　　回杭州后，离开学还有些日子，我决定去一趟离杭州不远的长兴县。二妹秋姑和二妹夫的工作地点在长兴长广煤矿公司，去那儿既是探望他俩，也是为提前跟他俩告别。

　　二妹在煤矿电厂搞配电，二妹夫郑冷双在电厂任车间主任，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电厂在离长兴县城五里地的“五里桥”，没有职工宿舍，二妹两口子租住在厂附近的一间农舍房子。平民夫妻白手起家，大多如此。

　　二妹、二妹夫白天上班，我一人呆在农舍没事，也没有别的可去地方，正好用来读戏曲、做札记。我保留的写于1960年9月上旬的《关于两个本子的<白兔记>》、《关于<西游记杂剧>》等札记，都是那时候做的。前者还成了我21年后（1981）硕士学位论文《成化本<白兔记>艺术形态探索》部分内容的雏形。可见学问之道，在于长年的坚持与积累，跟“练兵千日，用于一时”一样道理。

　　二妹夫见我爱好戏曲，担心在农舍呆着无聊——其实才不无聊，便带我到城里戏院看了一场戏曲演出。好像是越剧，什么剧团、演的什么戏，全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和记忆了。在长兴那么小而偏僻的县城里，真的不太可能会有好的戏曲演出。

　　我的七个兄弟姐妹，这个进、那个出的，一直没有在家团聚生活的机会。唯一凑齐的一回，大概就是1995年春天父亲去世，我们七子女会齐给他送丧的那些天。期间曾留下这份值得纪念的合影照片——

我的七兄弟姐妹

（左起：老三秋姑,老六阿静,老大阿涛,老七光华,老二春姑,老四茶花,老五阿川）

　　大学最后学期，中文系状况发生较大转变。

　　反思前7个学期频繁搞运动，师生长期在外劳动锻炼，教学严重缩水，上课时间统计不足3个学期。主科“中国文学”即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课，有头没尾。“中国文学史”课根本没上。更滑稽的是，在停课搞“教改”期间，“教改”小组提出用《毛泽东选集》作“古汉语”基本教材。理由是，《毛选》是“活学活用”古汉语的典范，不去研究典范，怎能使教学“古为今用”？于是发动大家去“挖掘”《毛选》引用的古文词句，像“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冒天下之大不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类成语、名句，就成了新编“古汉语”教材的常用句例。老教授们见了苦笑不得，但迫于形势，也只得说“这办法不错”。

　　为了弥补缺失，中文系来个矫枉过正，最末学期恶补专业课程。在古代文学方面，开了一门查漏补缺的功课：古典文学研究专题。杭大中文系尤其古典文学教师队伍的实力整齐，堪称全国高校一流。旧浙大文学院的教授大部还在，他们从先秦至近代文学，可以排出一连串的名师讲席。大四的这门“专题”课，由王焕镳讲先秦散文，夏承焘讲唐宋诗词，胡士莹讲小说，徐朔方讲戏曲，蒋祖怡讲古代文学批评，代表了当时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其中仅徐朔方为中年讲师，正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此外还有不久前刚离校的陆维钊（汉魏六朝文学）、钱南扬（南戏）等老教授和正处“茁壮成长”的青年助教蔡义江（唐诗）、吴熊和（宋词）等，加上系主任姜亮夫教授（楚辞、敦煌文学等），可谓门道齐全，名师充沛。

夏承焘老师

　　这门课的学生课程代表仍由我担任。我课余接触最多的是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夏承焘教授，参加由他主持的教授、学生、领导“三结合”集体备课活动，领受了不少课堂之外的教益。这方面详情，我已写进了已发表的《夏承焘师二三事》等文，不再重复。

　　倏忽最末学期即将结束，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毕业去向。分配之前，人人写决心书，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些党团干部还表示要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国家形势仍不乐观，各地都在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大家对于去向，心理上都堆积着阴影。

大学毕业前我们都是“小鲜肉”（蹲排左二为本人；后排左一是我工厂师傅）

　　分配方案迟迟没有消息。我就利用暑期等候毕业分配的时间，于8月8日，去了一趟上海六舅父家。六舅父在我母亲十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母亲是老八），年近40。到他出生的年月，族居诗情加富态的“大隐庐”的外祖父家，已经败得差不多。六舅父长大时，无力培养他多读书，就送他去学西装裁缝。后来六舅父到了上海，凭其心灵手巧，学得一手好手艺，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童装设计师。

　　头一回去上海，路不熟，我雇了一辆人力黄包车，让车从火车站蹬到六舅父童装厂所在的“四马路”（福州路）。路远车慢，正好供我一路观赏上海滩风光。

　　十里洋场，车水马龙，一路声喧。路过闹市之处，还能见到响着叮叮当当铃声的有轨电车。它使我联想起旧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故事发生的场景，还有茅盾小说《子夜》所写吴老太爷坐黄包车进城的情景。

　　离童装厂下班时间还早，六舅父让我先去“四马路”转转，“白相”一下。“四马路”是旧上海红粉世界、十里洋场的缩影。那儿洋楼林立，娱乐场所遍布，著名报馆、书局、书肆满街。走到一个路口，我居然见到了我心仪已久的“天蟾舞台”，异常兴奋，儿时父亲给我讲说的发生在那里的种种梨园盛事，好像都重现在眼前。

　　在上海逗留的日子里，半个京剧迷的六舅父，跟父亲一样，空时便跟我神聊海派京戏。被他赞美最多的，也是童芷苓，跟父亲“英雄所见略同”。

　　我到上海第二天，六舅父收工回到家，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梅兰芳昨天去世了！”

　　这个消息对我俩无异惊雷震地，六舅父大概是从上海电台或报纸最先得到的。看过梅兰芳演出的他，说这话时，是满脸的沮丧和痛惜，而我的最先感觉是：想看梅兰芳，今生休矣！

　　几十年后，我来到北京，供职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后身的戏曲研究所。每当我出入东四八条那座老院长开会、示范过的礼堂的时候，或带领友人参访护国寺梅家故居，跟梅氏男女公子梅葆玖、梅葆玥合影留念的时候，或在中国戏曲学院课后跟梅先生重孙、我的学生梅玮攀谈的时候，或在剧场与荧屏听到梅派徒子徒孙们无休止地重复《醉酒》、《别姬》等经典唱段的时候，都会不自禁地想起1961年8月8日，想到六舅父当时告知我梅大师去世消息时的那番惊悸和失落。

　　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六舅父带我去离住家人民路不远的上海黄金大戏院，看了一场上海京剧团的演出。这座由黄金荣1930年创办的近代著名剧场，见证了“四大名旦”及马、麒、谭、盖等大批京剧巨匠的风采。在我的感觉中，坐进剧场的意义，更重于看戏价值。

　　那晚买不到好票，座位落到了尽后排，看不清戏，也记不清演的戏名和演员名字，好像是“玉”字、“正”字辈演员，像李玉茹、侯玉兰、关正明、黄正勤等一批上海当红演员在演。这是我大学年代最早也是唯一一次在上海戏院看戏。

　　回到杭州学校，仍不见分配消息。大概在调整、精简年代，各处都不太需要大学生。等啊等，一直等到9月上旬，新学期已经开学，中文系新生也已报到，我们毕业生需搬离居住了四年的学生宿舍腾给新生。大家只好将个人行李打包，集中堆放在系办公室，自己随便找个办公室甚至教室空地打铺睡觉。大学结局如此凄凉，对比入学时的那番兴奋与期待，感到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伤感和失意。

毕业离校前，我们提早搬离了这座居住了四年的学生宿舍楼

（注：此楼后改做青年教师宿舍，今已拆除改建为教授楼“启真名苑”第一幢，照片采自薛家柱学长文《我在杭州大学》）

　　一天，系里突然通知，全体中文系毕业生集中校礼堂，宣布分配方案，并且决定当日即要离校。

　　礼堂鸦雀无声。大家个个竖起耳朵，细心捕捉几秒钟内决定的个人去向信息。当我听到我要回家乡温州地区的宣布，虽然还不明白具体地方、单位、职务，我在失意中却感到一丝的幸运。不管怎么说，我也比那些将要远离家乡的许多同学要幸运得多。

　　当日傍晚，我们坐进驶离省城的火车车厢。一起去温州地区报到的毕业生占了半节车厢，上海的，江苏的，安徽的，福建的，浙江各地的，温州各县的全有。浩浩荡荡，声势空前。在这之前，很少有杭大学生尤其外省市的学生分配温州的，这是精简、下放大潮的惠赐。大家带着说不清的各种滋味，踏上新的人生旅程，去迎接莫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