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被学生叫一声“先生”,有多重分量?

作者:姚中利 

来源:财政文学,公众号”大先生们“

上世纪80年代初到北大上研究生,见到了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兴奋之余,又有几分惶恐。觉着张老师李老师地叫,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敬重之意,便张教授李教授地叫一气。
彼时,由于职称评定已中断了十余年,即使北大,教授也不多了。加之正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吃香的年代,叫谁教授,明显是透着“纳头便拜”的意思。很快,发现我等——非北大本科出身的研究生——的叫法的土气和小气。
在北大,对老师怎么叫,自有讲究。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叫一声先生足矣。资历稍次,学术水平已名动一时者,当面背后都叫老师,也是诚恳的尊重。还有一档叫法,对比较年轻的老师,当面叫张老师李老师,背后老张老李或直呼其名地胡乱叫一气——这算不上轻慢,只是一种同学中没大没小的淘气而已。没有谁刻意而为,都是自然而然形成。
可就是这似乎自然而然形成的规矩,透着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入学的新生,要不了多长时间,只要明白了系里老师的不同叫法,就能大致明白老师的资历、学术水平、操守情怀。
比如,赵迺抟、陈岱荪、陈振汉、胡代光、赵靖……系里的老师学生当面背后都恭敬叫先生。最为恭谨的称呼,是一个“老”字,如陈岱荪先生,系里老师同学,都习惯地叫陈岱老——这便是先生中的先生了。
一声先生,在北大校园,有很重很重的分量,可以使喧闹归于安静。
一声先生,也显露出晚生后辈的单纯与恭敬。
一声先生,也透着北大师生的自信与举重若轻。
一些校外的学术名家如经济学的于光远,外国文学的罗大纲,英语教育的张道真、申葆青等等,受学生之邀到北大做讲座,不仅分文不受,还“自带干粮”(自己解决车马交通),辛辛苦苦,似乎就是为了听到北大同学的一声先生。
彼时的北大,一声先生似乎比评上教授职称,比担任上什么级别的行政职务更难。有个别老师,书也出了,教授也评上了,在社会也小有名气,头衔一大堆,但却换不来北大师生的一声先生。同学戏称:墙内开花墙外香之红杏出墙。
我们一干同学二十来个,分属几个专业,跟的老师有好几个,其中大部分当时还算是中年知识分子,也就五十出头。这些老师叫不叫先生,在两可之间。学生对自己的导师肯定是要叫先生的,哪怕资历声望都还差那么一点。但别人叫不叫,则有些讲究了。
因为是两可之间,叫不叫先生,便被用来表达一种态度。比如某同学的导师,他自己一直是很顽强地叫先生,但大家当着他,偏偏只叫某老师,他明白其中的意味,但实在不好说什么。偶而有谁出于团结或安慰的目的,叫他导师先生,他会觉着你特别亲——同学间的小伎俩,不足为训。
北大的先生,是北大老师和同学心中的久远理想、深深情结,有了这份梦想与情结,便有了对学问的执着与坚守,便有了面对诱惑的宁静与淡泊。北大的老师有弃教从仕做官的机会,但面对处级、司局级,甚至更高级别的乌纱,不少老师不为所动,放弃了旁人看来十分难得的仕途机会。南方一所新建很现代的大学,想请经济系一位老师,去担任校长,这位南方籍的老师的回应是:就在北大当老师,挺好。
北大的先生,是北大师生心目中的一种价值尺度,说不太清楚,但很有力量。比如有些先生级的老师,发表的文章著作都不多,按时下的标准可能还达不到评职称的字数,但同学老师,心悦诚服。学术圈内一打听,亦是口碑不俗。
“大学乃大师之谓”。北大之所以为北大,是因为北大有一批先生。是先生们成就了北大的名气,而不是高考的状元。历史上有几十年,不曾有统一的高考,也就没有如今靠挖高考尖子来壮门面的计较。
有了先生,何愁培养不出出色的弟子。不是讲有教无类吗?先生是什么呢?是学术,是操守,是情怀,是风骨,是心如止水等等,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但可以肯定,北大的先生,不是有了“博导”、“学科带头人”等头衔就可以换来的。
办好大学,办一流大学的路数已经说了很多,但最终怎么样,恐怕还得看有没有一批先生。至少,在我记忆中的北大是如此。
作者:姚中利,汉族,1954年12月20日出生,四川江油人。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在中国财经报社工作,先后从事记者、编辑工作。1994年-2000年先后担任理论部副主任、主任、专刊部主任。2001年7月任中国财经报社副总编辑。2007年1月任中国财经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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