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常生龙”

一本书在手，我原先的习惯是先读书再读序言，后来变成了先读序言再读正文。先读序言的好处是，一来是对全书有个大概了解；二来可以通过序言找到别的好书。据我的阅读经验，写序言的通常都是高手。有时对书的作者尚无印象，倒是先对序言的作者崇拜不已。比如读花如掌灯的《故乡有灵》时，先读了林东林的序。林东林？何许人也？我一无所知，但他的文字征服了我。于是，《故乡有灵》尚未读完，我就买了林东林的《身体的乡愁》和《情到浓时情转薄》来读。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读史金霞的《重建师生关系》时，按惯例，先读了该书的推荐序《关系第一》。序的第一段话是客套，简单说了为什么要给这本书写推荐序，这段文字平平，我没有找到感觉；接下来读到的内容让我刮目相看了。因此，我忍不住向后翻，想看看这篇推荐序是谁写的，然后就看到了“常生龙”这个名字。

发现“常生龙”，就像多结识了一个知心朋友，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他的许多观点，令我耳目一新，引起我对职业教育领域中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关系第一，知识第二”

常生龙，时任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2012年，他提出了“教师应具备的几个观念”，其中之一就是“关系第一，知识第二”。这个观念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关系”；二是“学习是从对关系的认同开始的”；三是“在和谐关系下，学习能自发进行”。我一边读，一边将其与职业学校的情况相对照。对照的结果是，常生龙的观念完全适用于职业教育。比如，常生龙在阐述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如何启动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首先，它（指自我系统）会判断这个信息对于自己是否重要，如果其能让自己找到满足感或能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自我系统就开始关注它；其次，自我系统会判断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能力或力量，是否可以帮助自己来实现这一需求；再次，自我系统会审视自己和同学、自己和老师、自己和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看这些关系是否有利于自己实现需求。当以上三个方面都能给自己提供学习支撑时，一个内在的、强烈的学习动机就产生了，信息就会被推动到认知系统，启动学习活动。

职校生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性，面对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他们首先感知这门课程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其次，他们会考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学会、学好？再次，周边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对他们也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因素既是学习活动启动的关键，同样也应该成为职业学校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常生龙关于“关系之海”的比喻也是十分精妙的。他说：

“每一个成长中的个体，总是在各种关系的海洋中遨游。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学生和社会的关系、学生和自然的关系、学生和世界的关系等，共同构成了这关系之海。‘海水’的质量，决定了去其中生活的‘鱼儿’的健康状况。由和谐关系所构成的关系之海，一定是绿色和生态的。”

多么新颖的角度啊！我过去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而没有将学生的生命个体放在这样一个“关系之海”中去探究。

二、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的失衡

常生龙认为：“大多数的家长和教师都不能与学生建立起和谐的亲子关系或师生关系。成人的权威意识根深蒂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的情境屡屡出现。”

应该说，常生龙先生的这一判断反映在基础教育中是客观准确的。比如，只要有可能，几乎每一个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重点高中，其目标只有一个：考上重点大学。至于孩子的文化基础是否扎实、学习习惯是否适应应试教育、孩子有哪些天分和爱好等，基本不在家长的考虑范围之中。假如进了重点高中，教师也不考虑别的，目标就是考大学、上一本。

结合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以为，常生龙先生的判断还要加上一条：即当家长发现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没有出现预期效果，孩子无缘重点高中只能到职业学校就读时，他们的心态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权威意识在不自觉地进行转移，即把孩子的学习、就业等目标都转移到了教师身上。这实际上是对孩子的前途持放弃态度。他们认为，孩子到职业学校，学一技之长，将来有个“饭碗子”也就算对孩子的一生有个交待了。这种心态既影响了学生，也影响了教师，甚至影响了整个职业教育行业。当然，家长的这种心态也不是凭空来的，也是受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以及传统观念对普通劳动者的轻视的影响。

作为一名老职教人，我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的失衡自然是非常痛心的。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化影响，是最接近教育本质的教育。反而是基础教育严重偏离了教育的轨道，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用常生龙先生的话说就是：“今天的学校（指基础教育），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做准备。”而职业教育是有着就业导向的，是有着职业目标的，也就是说，是为近在眼前的世界“做准备”的。关于这个问题，常生龙分析得非常精辟。他说：“是什么导致了上述各种关系的失衡？教育上的GDP主义以及分数至上的观念难逃其责。我们处在一个数据化的时代，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数据，连教育也被彻底数据化了。但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职业教育被数据化的现象丝毫不亚于基础教育。在各种对职业学校评估、检查指标中，充斥着缺失教育内核的数据指标要求。在这样的机制下，学生只是作为“数字”存在着，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经意间已被淡化。

基础教育需要“重建师生关系”，职业教育同样需要“重建师生关系”。我一直以为，凡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着，只是有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呈现方式不同罢了。

三、几个关键词：“爱”、“理解”、“对话”、“尊重”

常生龙为《重建师生关系》这本书写的序，绝不是应景之作。他是在认真研读了书稿后，围绕“重建师生关系”这一主题，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

“爱”、“理解”、“对话”、“尊重”，是《重建师生关系》一书的关键词。对此，常生龙先生并不是泛泛地给予肯定，而是高屋建瓴地就这几个关键词谈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说到“爱”时，常生龙先生的观点是：“‘爱’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爱一定是相互的，是关系的双方都感受到的一种亲情。一方拼命施予但对方并没有感受到的，一定不是爱。其次，真正的爱，一定是从爱自己开始的。一个爱自己的人，才具备爱的能力，也才会有爱的意识，当爱来临时能够感受到并及时抓住。再次，真正的爱，会让人尚未行动就能早早体验美妙的感觉。”常生龙的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

常生龙先生指出，在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中，经常存在两种扭曲的“爱”：一是受宠爱，即学生被动地接受来自家长和教师的爱；二是做可爱状，即孩子为了博得家长和教师的欢欣，宁愿牺牲自我。

联系职业教育的现状，这两种扭曲的“爱”与基础教育相比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一是严管就是爱，即为了防止学生犯错误，职业学校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管理和约束上，打造所谓的“平安校园”，换句话所就是要求“不出事”。职业学校的这一做法，也深得学生家长的赞许，觉得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很放心。学校严管的决心和家长的放心，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孩子的感受如何？对孩子的成长有没有弊端？二是故作听话状。既然学校要的是“平安”，家长要的是“不出事”，那么为了不成为学校处罚的对象，也为了让家长放心，学生只好故作听话状。至于心智发展的水平如何、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是否为以后发展是否打好了底子、是否为适应社会需要做好了准备等，都被“平安”和“不出事”遮蔽了——因为那些东西是无法“数据化”的，也是目前无法考量的。但学校是否“平安”、学生是否出事，却是眼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坦率地讲，职业教育这一架庞大的机器正是按照这一程序运转的，毫无疑问，在这一“运转程序”中，学生的自我被忽略了。

对理解、对话、尊重等关键词，常生龙先生也都有独到的见解，不一一赘述。

读史金霞老师的书，意外地发现了常生龙。有“相见恨晚”的遗憾，但更多的还是开心。（责编 黄紫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