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随风而去的年俗

有人问我小时候有什么过年风俗，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风俗”，知道的时候已经不小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年都要劏鸡杀鸭，不管家里怎么穷，也要弄只鸡或鸭来劏。人们习惯说“年关难过”，其实鸡鸭才叫“年关难过”，大家喜迎新年之际，却是它们伸头纳死之时，万家团圆的大年三十，恰恰是它们的忌日。

有很多事只有在过年时才做。比如大张旗鼓搞扫除。离年三十还有一周，家家户户“烽烟四起”，洒扫庭除，拆洗被褥蚊帐，把家具什物全部清洗一遍，在长竹竿绑上扫把，将屋檐角落的蜘蛛网都扫干净。在小孩眼里，大扫除就是宣布“过年”开始。我还记得大扫除的情形：我和妺妺帮着母亲把条凳、板凳、椅子、桌子，挪得动的橱柜等等都搬到水井旁，从井里舀水又冲又涮，然后摆在空地上晾晒。暖融融的太阳像一层轻纱敷在身上，我们比较着谁的巴掌和手指被水泡得更皱，心里充满成就感。

新年是一定要穿新衣裳的。当家的父母要给老人买布回来“针”新衣裳，以示孝心；要给小孩做新衣裳，买新鞋子，以示疼爱。我们无师自通知道“衣锦不能夜行”的道理，穿了新衣裳就到外头显派，进行自发而毋需训练的“时装表演”。记得有一年春节到外婆家，外婆和姨娘们给我穿上一件新衣裳，我嫌它花花绿绿是女人穿的，像一条掉进沙堆的蚯蚓，扭来滚去，哭闹不休，动静闹得很大，弄得大人既气恼又无奈。直到前些年遇到姨娘，她们还拿这件事笑话我。

过年有很多规矩，比如全家要吃团圆饭。“全家”不是生活在一起的家人，而是已经分了家的兄弟，年三十晚都要聚在一起吃饭，如果没有这样做，村人就认为兄弟不睦。一大家子三代四代同堂，老人满脸慈祥，巍巍然坐在上座，饭来张口，吃菜也不用动手，儿孙们自会夹到碗里，享受着一年到头不多的尊崇待遇。小孩也获得特别优待，越小越得宠，劏的那只鸡的鸡腿一定是给他（她）的，不用开会讨论，哥哥姐姐们要是觉得委屈，大人就觉得不懂事。

吃饭的讲究也特别多。老人入席后后辈们才能坐下，要给老人夹菜盛饭，而且不能先于老人离席。但小孩贪玩，有时三口两口扒完就要出去放鞭炮，离开时要逐个给大人问候“慢慢吃”。如果忘了，当父亲的会觉得丢脸，责令“补办离席手续”，甚至有时已经走到大门外还给唤回来。而那个没被问候到的大人则会宽洪大量，连声说：“小孩不懂事，算了算了！”

新年大头，一元更始，特别讲“意头”，遇上不好的事，预兆着一年都会倒霉，心情就像打仗出征被风吹折了帅旗。特别是大年初一，不好的事不要发生，吃亏的事不能做，也不能说晦气的话，所以如果欠别人的债，借别人的东西，过年前一定要还清，实在还不了，懂事理的债主也不会新年登门讨要，借债和欠债的对此都有“共识”。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风俗，不像现在很多人有借不还，欠了债心安理得当老赖。还有新年不宜吃药，不能剪发；初一大清早要开门纳福，不能扫地，扫地会把财神扫走。大人给小孩发压岁钱不能是单数，一般是两角钱，要是给上两块，就有一种骤然成为“财主”的感觉。

但“坏事”总难免会发生，比如出门绊一下门槛，洗碗时失手打碎碗碟，走路踩中粪便，或者遇到女人屙尿——特别声明，这一条“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广大妇女的歧视”，连打喷嚏也被视为不祥之兆，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或“大吉利市”求得攘解，就像天主教徒打哈欠时划十字。直到现在我打喷嚏，有时也脱口说出“大吉利市”，虽然我并不迷信。风俗之所以称为“文化”，就是因为它能“化”人，不知不觉融进你的行为习惯，甚至成为下意识的东西。

这种“化”人的风俗，也有“化”出毛病的。按规例，新年熟人见面一定要打招呼，别人给自己打招呼一定要答应。邻村有对疏堂叔侄特别讲“意头”，有一年初一大清早，侄子在路上遇上叔叔，打招呼时不知道是耳背还是开小差，对方默然不应，擦身而过，两人竟因此结下梁子，一辈子彼此没再说过一句话。闹别扭常常是因为言语不合，他们却由于“一声不吭”变成了仇人。

写这样的忆旧文章，容易致人误解。一些人觉得这些旧时风俗得以恢复，才显得有“年味”。其实很多风俗只能扎根于“农耕社会”的沃土，随着时代变迁，科技进步，旧的社会关系、家庭观念等等会自然崩解，代之以新的文化观念和形态。发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感慨，怀念一下“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小农经济秩序，只是给城镇化浪潮中被连根拔起、随波逐流的人们慰藉一下心灵而已。

如题：

“狗跳鸡飞”又一年，

无边旧事寐难眠；

偷瓜斗膝犹前日，

揽镜青丝已白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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