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輶纪行校笺》出版
姚莹（ 1785—1853 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称幸翁，安徽桐城人。姚莹系古文家姚鼐侄孙，师从伯祖姚鼐，学业有承，素研经史，雅好翰墨，不好经生文章，务通大意，见诸施行。
嘉庆十三年（1808）姚莹中进士，步入仕途。后曾任台湾道。二十一年秋（1841），英兵两犯鸡笼海口，第二年，又犯大安港。莹设方略，与总兵达洪阿督兵击溃英兵，大有斩获，俘获英人189名，收复前失宁波、厦门炮械甚多。因鸡笼、大安之捷，以功加二品衔。致使总督怡良心生不平，莹以妄杀敌俘被劾，逮问，入狱六日。宣宗心知姚莹台湾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特旨莹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时逢藏属之乍雅地区，有两呼图克图相争，而“蜀中旧例，有大不韪者，则罚以藏差”，于是四川总督宝兴即命姚莹前往平息纠纷。
清道光甲辰（二十四年）、乙巳（二十五年）、丙午（二十六年）间，即1844 至1846 年间，姚莹至蜀中两次差赴康藏之乍雅（一作乍丫，即察雅，今西藏察雅县东）及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市）抚谕番僧，行程一万余里，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途中经荒山野岭、冰谷雪原，备尝艰辛，在困顿颠连的流离征途中，逐日记述沿途见闻，并据此整理、增补成以介绍边疆史地与敌情外事为主要内容的《康輶纪行》一书。《康輶纪行》初稿撰成于道光二十六年（ 1846），原名“康卫纪行”，共十二卷。姚莹谓此稿系“逐日杂记，本非著书，故卷帙粗分，更不区其门类。既以日久，所积遂多，有一类前后互见者，有一事前后记载不同者，殊不便检寻”。虽觉很不满意，但因自藏回川后未久，即被任命为蓬州知州，一时竟无暇修改。道光二十八年（ 1848）夏，姚莹借口生病，辞去官职，返回桐城故里后，才有时间对是书重新加以整理，“乃列其条目于卷首，复于本条各注其目，俾易考焉”。并将搜集与绘制的地图共十一种附以图说，列为末卷，将全书厘为十六卷刊行，由同邑后学叶棠校对并作跋。《康輶纪行》前十五卷，系二次入藏沿途所见所闻所思之札记，末卷为地图与图说。咸丰皇帝即位后，为姚莹平反昭雪，重新起用为湖北盐法道，擢任广西按察使，旋于咸丰二年（1853）十二月病逝。未几，太平军攻占桐城，康輶纪行书版被毁。同治六年（1867），由姚莹次子浚昌重刊，内侄方复恒校对并作序。
康輶纪行在体裁上采用逐日杂记形式，不分门类。其主要内容，正如其在自叙中所言：“大约所记六端：一、 乍雅使事始末；二、 剌麻及诸异教源流；三、 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 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 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 沿途感触杂撰诗文。”
是书记载了从不同地区进入西藏的道路里程，并对沿途里程、站驿、要隘、桥梁以及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及丧葬、节日等习俗，更是记载的详细而生动，显示了藏文化的原生态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
书中所载丰富的政治、经济资料，尤为珍贵。详细记载了清朝对西藏实施的民族政策及管辖措施。
书中所载经济资料，尤其是有关藏医药、罂粟花的种植、贩烟通道、茶制作与包装、青稞酒的酿造等资料尤为丰富、珍贵。
身处19世纪初期的姚莹，任职台湾时，抵抗西方列强的骚扰与侵犯的经历，使他具有了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较早地意识到夷患。是书重点介绍了英、法、俄等西方国家的情况。姚莹主张睁眼看世界，与林则徐、魏源相呼应，从而促进近代初期睁眼看世界进步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他尽其所能地对世界地理知识进行了研究与介绍，其书末所附中外四海地图，是对现存各图予以研究。这充分表达了姚莹的满腔爱国热忱，体现了一位爱国者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姚莹奉命赴藏，虽然是一项艰苦的差遣，但其欣然奉使的乐观豁达心态，成为他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这对久在宦海中浮沉，备尝仕途险恶的姚莹来说，却也是一种暂时的解脱。使其思想从禁锢中暂时得以解放，路途中的艰苦，沿途见闻，皆成为其抒发情感的最佳素材。姚莹学识渊博，文史典籍，哲理宗教，文艺书绘，无不精通，书中杂论，占了相当比重。途中所著诸多杂论，情感真实，文情并茂，论辩精卓，议论风生，绝无造作矫揉之弊。而一些考证文章，则有理有据，考窍明审，咸得要领。总之，康輶纪行虽然属杂记之类著作，且存在史料疏误等不足，但瑕不掩瑜。所载内容丰富，蕴涵天文、地理、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民族等诸多学科方面的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康輶纪行》一书价值突出，但疏误与不足也很明显。遗憾的是，过去我们的研究只注意其所载内容，但对存在的疏误未作深入细致的探究。
姚莹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对天文、地理、文史、哲学、宗教，无不涉猎，但因康輶纪行系赴藏途中撰写的行记，且因“行笥少书，惟携图说数种，未能博证”，诸多资料皆为信手拈来，搜集与排比材料时，十分随意，且引用文献典籍近百种，这就使得此书史料上的疏误几乎随处可见。如对史料应用，缺乏严谨，有的只是对史料的节选略选，甚至仅凭记忆引用，出现明显错误。引用文献笼统而不明确，只引书名，不标明卷数、子目名，如《四川通志》有雍正与嘉庆二种版本，即所谓旧《通志》与重修《四川通志》，其引用时不加分辨注明。甚至采用二手资料，张冠李戴，将《文献通考》与《通典》资料混用，总之，疏误不少，这里不再赘述。
本次校勘是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康輶纪行》为底本，以同治六年《中复堂全集》所载十六卷《康輶纪行》、“笔记小说大观”、“丛书集成三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等其他版本为参校本。校勘的原则是底本不误，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因选择的底本较好，因此单纯校勘的文字并不多。本书校勘主要是针对底本一些明显错字，据别本或文献校改，并说明依据。笺注的内容，主要是探索材料的出处，纠正史料的错误，并对某些所引史料或文中涉及内容作些许补充。是书采用270 余种文献资料将书中所涉及史料，均与原文献史料校核，对于书中出现的疏误，均以笺注形式予以说明。作校笺时，遵循姚莹原书风格，不改动原文，只是在需校笺处，加方括号〔〕，写明数字，校笺置于每子目之后。改符号主要用圆括号（）和方括号［］，将脱、讹、衍、倒写在圆括号内，用方括号写入改正或增补的字。为了便于阅读，不将校勘与笺证分开，而是两者混置于正文之后。
康輶纪行的诸多版本，每卷各篇目皆置于文末，为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及便于检索，是书将篇目皆移置于各篇之前；校笺皆置于每篇目正文之后，而不总置于每卷之后；个别正文太长且校笺多，为了避免校笺过于集中，将过长的正文析分，再将校笺附后。书末附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