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灭亡原因，既非“穷兵黩武”，也非地狭人稀，诸葛亮临死前的一句话道出真相！
提到蜀汉的高层官员，总给人心酸的感觉。 如： 丞相诸葛亮临死前说“臣家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三国志》）； 大将军费祎“为官清廉，家不积财，儿子皆令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费祎别传》）； 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三国志》）； 掌军中郎将董和“临终时家中竟然没有值一石粮食的私财”（《三国志》）； 车骑将军邓芝“朴素俭节，不积蓄产业，家人连带忍受饥寒，死时家无余财”（《三国志》）等。
这些可都是“中央”级的高官，绝对称得三国历史上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的代表人物，生活清苦到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这么一句话：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 同时，有史料记载，自战国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四川就成了中国旱涝保收的大粮仓。 对此，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写道： “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 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 ” 若将前后相较之下，则给人以非常怪异的感觉，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强烈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此，多数人质疑是诸葛亮、姜维“穷兵黩武”造成的，但也有人说是蜀汉的“地狭人稀”造成的等。 那么，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一：“穷兵黩武”，不会摇动国本
诸葛亮、姜维的“穷兵黩武”，并不会摇动蜀汉国本。 如果说诸葛亮、姜维的“穷兵黩武”，造成了蜀汉的贫弱。 纵向比较，诸葛亮5次北伐，累计出动军力8-10万； 姜维北伐11次，累计出动军力不会超过16万，其中前5次每次“兵不过万”。 两者相加，所耗钱粮确实难以数计。 但是，在诸葛亮北伐期间，曹魏累计出动军力达50万，其损耗也绝对是蜀汉的数倍。 同时，姜维北伐期间，大胜两次，小胜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败一次，小败一次，曹魏的损耗同样也是蜀汉的数倍。 其实，至于双方究竟损耗了多少，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难道蜀不伐魏，魏就不会伐蜀吗？ 当然不是。
例如： 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秋，处于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和第四北伐的中间阶段，曹魏出动三路大军进攻汉中。 其中： 司马懿走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张郃走子午谷、曹真走斜谷。 当时，诸葛亮驻军于城固（今陕西城固县东）和赤坂（今天陕西洋县二十里）。 后因连续月余大雨，魏军才无奈撤退。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蜀汉开始进入蒋琬的10年主政时期，确实是蜀汉一段难得的修养阶段。 但是，到了费祎的9年主政时期，第一年便迎来了曹魏大将军曹爽、征西将军夏侯玄的10万大军（也有史料说6-7万）入侵汉中。 结果，曹爽被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和大将军费祎逼退，而且造成士卒死伤甚多，转运的牛马也几乎耗尽。 因此，魏国朝中多有人谴责曹爽“虚耗国力”。 这只是敌对国的战争，而作为盟友的东吴，在蜀汉灭亡之际，不但未能及时伸出援手，反而还想瓜分蜀汉。
公元263年，东吴听说蜀汉灭亡，竟然派建平太守盛曼、镇军将军陆抗、抚军将军步协及征西将军留平率领数万大军，假借救援为名，围攻蜀巴东守将罗宪长达6个月之久。 显然，处于国家分裂的乱世时期，并不是说想要置身事外就能置身事外，自己想要修养生息，敌人就不会侵犯。 如同，东吴不想伐西晋，难道西晋就不想伐吴、灭吴吗？对此，可能有人会说，怎么感觉总是蜀伐魏，为何魏很少伐蜀呢？其实，并不是魏不想伐蜀，而是曹魏分身乏术。例如： 魏吴战争。 从曹丕称帝，到蜀汉灭亡，互相用兵至少有10次之多。 同时，曹魏还先后用兵西域、平定新城孟达叛乱、安定保塞的匈奴胡薄居姿职等叛乱、鲜卑步度根与轲比能叛乱、辽东的公孙渊叛乱、高句丽东川王叛乱、内部的权力之争（高平陵政变、魏主曹髦之死）、以及淮南的毋丘俭、文钦和诸葛诞叛乱等。如果说蜀汉北伐是“穷兵黩武”，造成了蜀汉的贫弱、灭亡，那么曹魏用兵如此之多，当然东吴也不少，是不是早就应该灭亡，或已贫弱不堪呢？相反，曹魏一方反而越来越强，最终还灭亡了蜀汉和东吴。 显然，蜀汉用兵的多寡同东吴和曹魏相较，或许对蜀汉的国力有一定的影响，但绝对不是摇动蜀汉国本的关键。
二：地狭人稀，不会过多影响国运
地狭人稀，并不能过多影响蜀汉的国运兴衰。 灭蜀前，曹魏国土面积397万平方公里（公元264年）、在籍人口有443万，如果将未纳入的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群一并计算在内，则约有人口1300万；
蜀汉，国土面积106万平方公里，灭亡前在籍人口有94万，如果将未统计在内的兵籍、吏籍、漏籍、荫户、佃客及少数民族等一并计算在内，则约有人口400万； 东吴，国土面积145万平方公里（262年），灭亡时在籍人口230万，如果将屯户、军户、吏户、隐户以及被世家门阀荫庇的部曲、佃客等人群计算在内，则约有550万人以上。 相比之下，蜀汉确实给人“地狭人稀”的感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典故或许就是由此而来的吧，但“地狭人稀”应该不是影响国运兴衰的主要因素。 想想曾经弱势的汉王刘邦，不就是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冲出蜀地，打败强势的西楚霸王项羽建立的西汉政权吗。 再看看后世的德国的国土面积仅有35.7万平方公里； 日本的国土面积为37.78万平方公里； 韩国的国土面积是10.02万平方公里等国，还没有云南省的面积大（39.4万平方公里），但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应该很少有人小瞧吧。 因此，所谓的“地狭人稀”，应该对蜀汉的国运兴衰影响极为微弱。 但是，如果说到蜀汉“人稀”的问题，确实有诸多令人费解的疑惑，或许这就是影响蜀汉国运的关键点之一。
三：人口问题和国策问题
人口问题的本质或许是国策的问题，而国策的问题则可能成为壮大豪族门阀、削弱国力的根源。 晒晒刘备入川前、入川时以及蜀汉灭亡时的益州人口数，则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蜀汉人口问题，其实也就是国家的财税问题。 有数据显示，东汉末年，益州人口约为568万。 虽然，当时群雄逐鹿、烽火四起，但是蜀地相对其它各州来说，无疑称得上是一片乐土。
据《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先是，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数万家。” 可见，中原相继有部分流亡人口迁徙到了益州。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若以此推论，就算益州也曾受到战火波及，相对中原地区依旧要好的太多，人口也不应该缩水到刘备登基时（221年）的“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晋书·地理志》和《通典·食货历代盛衰产门丁中》）如此前后悬殊的人口差距，简直让人难以想象，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关键，蜀地并没有暴发大范围的瘟疫灾害以及战争。 无论刘备的入川战争或者汉中争夺战，其战争规模绝对比不上起倾国之力的夷陵之战，而夷陵之战蜀军出动的兵力也只不过5万左右，又如何能和“数百万人口不明去向”相提并论呢？ 刘备病逝白帝城后，到了诸葛亮主政时期，他采取发展生产、奖励农耕、注重水利、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措施。 史称：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 例如： 他“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依旧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 按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稳定的蜀汉，人口也应该有个稳定的提升期才对。 虽然，诸葛亮曾有五次北伐，但每次平均出兵也就2万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3万，就算有少许损耗，而从南安、安定以及天水三地迁入汉中的百姓也足以弥补。
接着，蜀汉几乎进入了蒋琬、费祎长达19年的修养生息阶段，只是在费祎当政期动兵六次，一次击退曹爽10万大军来犯，而蜀军几乎没有战损； 姜维五次对魏用兵，但都是兵不过万的小打小闹。 所以，正常情况下，在这一阶段蜀汉应该会迎来一个人口爆发期才对，可是结果并非如此。 或许，有人会说，姜维曾有11次北伐，但最后六次的每次用兵同样不会超过3万，而战果也是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大胜两次，小胜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败一次，小败一次。 再说，就算北伐有人员死亡也绝对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没法相比，况且在第7次北伐时，姜维曾将河关、临洮、狄道三县百姓迁入川中，同样也可抵消因北伐造成的人口损耗。 也就是说，无论是诸葛亮的北伐，还是姜维的北伐，迁入蜀地的百姓人口，足可抵消战争的人口损耗，岂不是几乎不怎么影响蜀汉人口的自然增长。 可是，《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记载： 公元263年，刘禅投降曹魏时，“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 在蜀汉刘禅为帝长达40年间，虽然南中之地偶有反复，但也能够很快平定，相比曹魏的用兵之多、东吴境内的叛乱频发，蜀汉则相对要稳定的多，国内又无大点的疫情发生，人口又岂能不出现爆发式增长。 然而，40年来仅仅增长了可怜的4万人，这怎么可能呢？
当然了，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口，刘备入蜀时的人口没有计算在内，蜀国灭亡时的这些人口同样也没有计算在内。 显然，蜀汉并不是人口没有“爆发式”增长，而是增长的人口被“隐藏”了。 其实，也可以说，刘备在位时出现的人口大量缩水，则同样被“隐藏”了。 毕竟，刘备的蜀汉地盘，可比曾经的益州辖区大了许多，但益州人口却从东汉末年的500多万，狂缩到蜀汉时的90万，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毕竟，人口出了问题，国家的财税岂能不出现问题，官员们能过上如此清苦的日子，也就容易理解了。 那么，这些缩水的人口究竟 “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理念和国策是人口隐藏的关键
人口问题的根源，则出在治国的理念和国策上面，而治国理念和国策的问题，又是人口“隐藏”的关键 通过对比魏蜀吴三国的在籍数和实际人口数的比例，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 曹魏在籍人数443万，实际1300万，在籍人数占实际人数的34%；
- 东吴在籍人数230万，实际人数550万，在籍人数占实际人数的42%；
- 蜀汉在籍人数94万，实际人数400万，在籍人数占实际人数的23%。
显然，相对曹魏和东吴而言，蜀汉人口数“隐藏”比重占的比例相当之大。 那么，这部分“隐藏”人口又是如何出现的？
蜀汉立国初期，刘备、诸葛亮曾认为刘表、刘璋实施的“救济贫弱”的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拢人心，“而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 因此，刘备、诸葛亮的治国理念是“礼、法并施，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也就是“以法为治国的主体，而又结合儒家教化为本。 ” 为此，刘备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蜀科”编写推行小组，组员有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 虽然，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蜀汉虽然执法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 ”若就个别事件的公正公平而言，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周围百姓，自然是认可的。 但是，从大的环境下，底层百姓并不能感受到朝廷的关怀与温暖，反而容易将底层百姓推向豪门大族的“怀抱”。 好比： 本该国家实施的“放贷赈济、招抚流民、以工代赈、设立粥厂”等事项，却由世家豪族自发实施，最终得到“关怀”的百姓，是感激世家豪族，还是会感激朝廷呢？ 当然是谁给好处就感恩谁，或许还会为谁卖命。 在古代，诸如卖身葬母、父之类的事情还少吗。
刘备初定益州之时，打算将成都城中的屋舍及城外的土地、桑田分赐诸将，若非赵云坚决反对，岂不成了祸害百姓之举。 显然，蜀汉的发展理念主要是依靠世家豪族，而不是普通百姓。 如此以来，豪门世家则会通过各种“关怀”和“掠夺”等手段，不断吸纳低层百姓壮大自己，相对应国家的纳税人口则会不断流失，不断有百姓变成豪门世家的佃户，自然也就出现了上面的人口问题。 其实，道理很简单，有“五险一金”单位职工的归属感，绝对高于没有保险的单位，争相加入的人当然也会非常的多。 同样的道理，此类“惠民”之举，若被豪门大族做了，受惠的百姓对他们的归属感自然也就更强。 此消彼长之下，朝廷威望越来越低，而世家豪族的威望则越来越高，国家又岂能不亡。 例如： 世家豪族的代表人物谯周，本是个顾问类的光禄大夫，却能力排众议，说降蜀汉朝廷。 可见，世家豪族对朝廷的影响力之大。 恰恰相反，曹魏和东吴却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 招抚流亡、放贷赈济、因灾蠲免、移民就粟、以工代赈、设立粥厂等社会保障。 显然，蜀汉对普通百姓“关怀”方面的工作明显少于曹魏和东吴，人口问题则正好明显大于曹魏和东吴。 再看看后世，世界各国都对“社会保障”工作非常重视，因为社会保障是调和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样也是影响国家兴衰的一大关键。 例如： 英国早在1945年就实施了《家庭津贴法》； 1946年实施了《社会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 1948年推行了《国民救济法》，并宣布建成“福利国家”。 同样，我国目前也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毕竟，当底层百姓对国家失去了归属感，自然就会寻找新的归属感和依靠，而他们直接面对的世家豪族则是最便捷的渠道。 因此，无论是刘备立国时出现的人口严重缩水问题，还是刘禅称帝40年人口增长的问题，归根揭底还是世家豪族兼并的问题。 而最初的国策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最终导致94万人口养10.2万军队和4万官吏的窘困局面，廉洁的蜀汉官员日子过得能不清苦吗，国运又怎能长久，岂不知“水能载舟，依能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