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晓芒：自由的历史与谱系》一文有感

唐耀坤

自由的内涵千百年来，虽然在世人的心里没有像看《哈姆雷特》那样的各有不同，但是，大多人对自由丰富内涵的理解还是如雾里看花，有所拎不清、闹不明。

作为社会人来说，绝对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你想打别人，别人让你打即体现了你的自由，但别人不让你打或反抗你的打，应是他的自由；倘若，大家都要体现自己的自由举动，那就时刻都在相互打架斗殴当中，谁都没有自由可言。因此，社会人的自由都是相对的，你的自由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只有在不影响和损害他人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在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只能在道德秩序内活动，在国家里个人的自由只能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里活动。秩序——意味着和谐。秩序有两个层面或种类：内在心灵的秩序和外在共同体的秩序；宪法——规范国家秩序的大纲，只有大家共同遵守了，人民才能获得宪法里所规定的自由。

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在他的《邓晓芒：自由的历史与谱系》一文里开篇：“卢梭说过，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生来自由”是人的一个使命，一种本质可能性，而非一种现实；人必须去不断地追求自己的自由，这样才是一个现实的自由人。”

他在文中，对中国人的自由观念进行剖析：“就东方来说，在中国，人们只知道皇帝是最自由的，但又人人都想当皇帝，人人都有帝王思想，这种观念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

“……换言之，东方、包括中国古代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在中国先秦时代，整个社会你取我夺、弱肉强食，礼崩乐坏成为流行时尚，自由也就被理解为穷奢极欲。”

“儒家将这种自由冠以“人欲”而弃之如蔽屣，而道家则对人的广义的自由进行了一种反思。”

“儒家和法家都把自由贬低为人欲，一个要灭除，一个要利用。”“道家确实是崇尚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其实是自然。”

邓晓茫先生对中国古代儒、法、道三家对自由的认识作了透彻的分析。他并指出：“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也是有自由的，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的自由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所以中国人的自由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他们要么把自己的自由等同于自然，要么就不讲自由、贬低自由。这是中国文化对自由价值的一种遮蔽。”

邓晓芒先生在论了自由历史之后，他对自由的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将自由的谱系作为三个层次来论断：即自在的自由；自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自由。

他在自在的自由这个层面上说：“首先看自在的自由，这是最起码的，就是自由自在，怡然自得，逍遥。这在人的儿童期表现得比较单纯，或者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如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游荡，虽然已经是自由的了，但当时没有觉得自由；只有在后来的怀旧中那种生活才成了自由的理想。通常，这种自由自在只有在失去时才会被人明确意识到，而在拥有的当时则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自由。只有当产生了奴隶社会以后，人们失去了自由，才开始意识到自由了。文明时代初期，人们开始怀念这种失去了的自在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意识总是带有一种怀旧的伤感。”

他在自为的自由这个层面上说：“自为的自由是第二阶段，它已经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自觉的了。文明社会的建立使自由受到束缚，在国家里面不可能为所欲为。在自然状态里面，是弱肉强食。国家束缚了人的自由，但迫使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了。”

在自为的自由阶段迫使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抗的自由；二是选择的自由；三是立法的自由。

他在自在自为的自由这个层面上说：“比自为的自由更高的就是自在自为的自由，那就是所谓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理想。人类的理想就是自由王国。这个理想康德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目的国”，在这个目的王国里面每个人都是目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而当这种目的国实现之日，孔子的另一句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话也就会成为现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终有一天，国家、法律都会消亡，由道德来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就够了。”

“总而言之，做一个自由人，为此而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是它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过程；它不但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而且还取决于人的思想所达到的层次。正像胡适所讲的，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批奴才能够建立得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有一种突破。”

邓晓芒先生用卢梭的话开头：“卢梭说过，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生来自由”是人的一个使命，一种本质可能性，而非一种现实；人必须去不断地追求自己的自由，这样才是一个现实的自由人。”用胡适的话结尾：“正像胡适所讲的，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批奴才能够建立得起来的。”告诫我们自由自靠我们自己去追求才实现，奴才是得不到自由的。

托马斯·杰弗逊说过：自由之树必然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灌溉。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的肥料。

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3月23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的演讲中，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声！

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所谓的乾隆盛世，有一个叫罗杰斯的英国人出使清国，他对乾隆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但没等乾隆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

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这样大呢？

因此，英国人马嘎尔尼对大清朝的观感是：满清政权以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