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颂 ：与孙文波聊与写诗有关的事
干哪行的没有坏人呢
卞之琳老师在评论徐志摩时说了一句：“作诗做人，先做人。”原话可能有所出入，但大意大抵如此。
这观点一出来，立刻就整得很玄乎，让人肃然起敬。但仔细一想，卞老师的话其实并没说清楚。怎么做都是做人呀，做牛马一样的人是做人，做豖犬一样的人也是做人，谁不想做人还能不做了吗？先做人，再作诗，这不是废话吗？
写诗的人在所有人中占的比例不大，简直可以说就是很小，但如果算绝对数量的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在这相当多的人中，啥样的人没有呢？他们可都是先做了人，才跑来作诗的。有人搞得神经兮兮的；有人搞得吊儿郎当的；有人索性就不当好人，不做好事；有人甚至专门干坏事，譬如专门在人背后捅刀子啊，譬如专门迷奸女学生啊……什么人都有！然后他们就跑去写诗了！
当真是坏透了。
但也别老说诗人坏呀，写诗也没什么不好。卞之琳老师说得好，那些人都是先做了人，才跑去写诗的，他们好不好，是早先就决定了的，跟写不写诗没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俗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流氓，干哪行的没有坏人呢？
俺也不是在这里胡吹，各种各样的调查都显示，老百姓现在最不满意的不是医生就是老师，有几个是真对诗人不满意的呢？怕也不多吧？
再说了，一个诗人，只要别干什么坏事，也不需要去图谁满意吧？
孙文波也是先做了人才跑去写诗的，他是一个什么人呢？都说他是个温和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总不至于惹来什么负面评价了吧；也有人说他瓜，那是骂他的；也有人说他是当代大师，那是赞他的。
不管谁谁谁想怎么说，我都要在这里告诉你们，他在诗坛的地位如何，咱们说了都不管用，那得由诗歌史来决定；他的人品如何，你不知道就不能瞎说，哪怕你想说的人是一个诗人。
写检查写出的诗人
孙文波最近接受的采访比较多。前不久刚接受了某报的采访，随即又参加了某电视台的节目。如今，他又接受了我的采访。
接受采访之余，孙文波又似乎觉得有点委屈：“怎么说我也是一个诗人，为什么大家都对我年轻时候喝酒打架的事情更感兴趣呢？”
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如果今年满50岁的孙文波不是一个重要的诗人的话，大家肯定就不会对他年轻时候喝酒打架的事情那么感兴趣了。孙文波于1956年出生在成都，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等，最近一次的正式出版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丛书中的《孙文波的诗》，该套丛书同时收录了海子、顾城、于坚等人的诗。
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孙文波现在住在北京昌平的一个村子里，继续写诗和评论，不管发生什么变故，这都已经成为一辈子的事业了。
小学只念了两年，夜大中途退出
北大某位才女曾经这样描述她心目中的孙文波：“他具有一个中年人应有的全部邋遢与懒散……”这实在是一句相当到位的赞语，虽然孙文波看上去不算很整齐，可是似乎和邋遢也拉不上什么关系（这一点以照片为证），但任谁都看得出，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懒散并因此而出众的人，在当代中国诗人中，他的这个特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孙文波生于成都，3岁时被送到了陕西华阴，那是华山脚下的一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呆了4年，直到7岁上小学时才又重新回到成都。那时他已经满口华阴土腔，被同学称为老陕。而他和陕西的缘分也的确不浅，下完乡去当兵，他又到了陕西。
这个诗人肯定不是学校教出来的，因为他几乎就没怎么在学校里呆过，小学他只念了两年就撞上了文革开始，几年以后重新上学，直接就上了中学。孙文波说：“那时候早就耍野了，像个二杆子，哪里还会认真上课。”
16岁孙文波下乡，从那以后他和学校就彻底没什么关系了，虽然退伍之后还去上过夜大。但夜大一和文凭挂上关系，成为成人高考的工具后，他又退出了，因为去夜大没有意义。
下乡，自然就要干活儿挣工分，孙文波一开始跟着妇女干，因为天性懒散，他每天挣的工分比妇女还要少，一年干下来，挣的钱不够吃的粮食钱，还从家里拿了20块钱补给生产队。第二年他发了个狠，干活努力了许多，结果一年挣了200多块钱，扣掉吃掉的，还净赚4块多。就这点儿钱，大队特意派出了所有主要领导，好几个人，专程送到孙文波在成都的家里去，搞得他爹妈诚惶诚恐地接待了半天，还得请吃请喝。孙文波说：“他们就是找个借口专门到省城耍一趟的，他们一贯这样搞。”
打人写检查，发现了文学天赋
孙文波刚当上兵的时候，特别兴奋。一起下乡的同学上百号人，人人都想当兵，因为大家都想离开农村，但就他一个人当上了。
到了陕北，那叫一个“满目荒凉”。别看孙文波长得壮，可第一天出操就晕了，那是高原反应。他说，才站了十几分钟，眼前一黑就栽了，幸好当时那个班长眼疾手快给一把抱住，不然就摔坏脑袋了。
那时候他们在一个古代边防要塞，天天挖山洞。但这种日子孙文波并没有过太久，新兵训练完后，他就被分到了西安，属于机关修理所，不用站哨，学的是修汽车。
当时的孙文波年轻气盛，常常打架，有一回不知为什么，连续和人打了3次，最后一次出手重了，把人家面部的某根骨头打断了。这个事情很严重，孙文波一下子就着急了，花了两晚上写了几千字的检查，把这件事情提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然后在全连大会上胡说一通。没想到指导员却觉得很好，把处分给免掉了。
从那以后，孙文波忽然发现自己能写东西，非常得意。原本他不爱读书，打那以后却经常看书，并且主要是读外国的小说，不过用他现在的话说，其实有些也不怎么好。
他也想写小说，因为看的都是大部头，写也拉开大部头的架势写。因为在修理所干活，能领到电池，就经常领一堆电池，半夜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小说，一写就是一晚上，一写就写了一大本，结果还没开完头，头绪都还没交代清楚。
那时候他也读一点古诗，这至少使他对诗歌的印象比较良好。孙文波说：“如果当时读到的诗都是我看不上的，诗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会那么高，很可能以后就不会考虑要写诗了。”
当了工人，第一次写诗大受欢迎
1979年，孙文波从部队退伍，回到了四川，挑拣工作，有两个厂子都没去，当时他觉得要去就得去国营大厂，去国营大厂才会有前途。最后他果然去了一个国营大厂，那里足足有5000多人，但因为没有关系，孙文波没有被分去修汽车，而是当了车工。
因为住得离单位远，所以每天午休的时候他都不回家，就在工厂附近的茶馆坐着，由于和一般工友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一个人在那里看看文学书籍。被他们厂几个写诗的文学青年看在眼里，觉得他既然这么爱看书，肯定也写诗。1982年，这几个人要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就去找到他，让他也去参加。当然了，既然是诗歌朗诵会，要去肯定就得带两首诗去。在那之前，孙文波是一个“还没找到组织”的文学青年，现在组织居然找上他，他自然又是一阵兴奋，立刻就答应了，哪管自己那时候会不会写诗。
孙文波居然真的写出了两首诗，并带去参加活动了。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写诗，一首叫《星星》，感叹生命短暂；一首叫《修路》，呼吁政府修路。事先没想到的是，他的诗受到大家的欢迎，几个在夜大读书的工人大学生都很喜欢，还跑去采访他，一采访就是一晚上，也不顾孙文波其实只是第一次写诗这个事实，把他称作“工人诗人”。为此孙文波激动得不得了，年轻人嘛，遇到这些事情就来劲。然后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有写诗的才能，从那以后，他主要就写诗。
孙文波也去过一段时间夜校，主要学一点古汉语。恢复高考那年他没赶上——说到这里的时候孙文波笑了起来，他说他知道自己的底子比较薄，那时候就算赶上了，也是肯定考不上。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慢慢就进入了成都当时的诗歌圈子，和万夏、杨黎（都是诗人）等人的关系都非常好，逐渐也有了一些名气。
很多诗人怀念80年代,但他就不
上个世纪80年代，诗歌在中国的确是非常火，作为在那个时候就非常活跃的一名诗人，孙文波当然对很多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1984年底欧阳江河、万夏、杨黎等人在成都搞了一个所谓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孙文波也在其中。后来有一天他们居然接到了省委宣传部的通知，邀请他们与官方毫无联系的青年诗人去开座谈会。更离谱的是，那几个年轻人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省委宣传部长居然亲自跑来和他们谈对话，说他们是四川省新兴的文学力量，想听听他们对四川省文化发展状况的意见。
1986年，《星星诗刊》评选中国十大青年诗人（江河、北岛等人），在成都文化宫，去的人把文化宫的门槛都给踩烂了。当时的文学讲座火到了卖门票的地步，像流沙河这些人的讲座，虽然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天天都是爆满。
那个时候诗歌的活动非常多，这些活动为他带来了不少的朋友，而这里面少不了特立独行的人。有一年孙文波到北京住在诗人莫非家，在那里见过一回海子，他们俩整夜聊诗，一直聊到天要亮的时候，孙文波说“睡吧”，海子叫他先睡，然后忽然直挺挺地躺了下去，开始练气功。之后不久，孙文波突然收到诗人西川的电报：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孙文波说当时他读到信后脚一下就软了，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很多诗人都在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觉得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孙文波觉得，那时候诗歌之所以火，是因为门槛太低，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随便乱搞，至于文化素质、文学修养，都是完全谈不上的。他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潮其实只有一个好处——哪怕你到再偏僻的地方，小县城、小镇啊，总能在当地的书店里找到文学类的好书，像《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样的书，当时到处都能见到，现在则不能。
在近些年的一首诗里他不无自嘲地写道：“80年代的时候我写诗，就写到了阿根廷的驴子，事实上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阿根廷的驴子长啥样，事实上我现在也不知道阿根廷的驴子长啥样，不同的是我现在再也不会去写那些我根本不知道长啥样的东西了……”（原诗大意如此）
他现在开始细致地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东西，并写成诗。
1
我和孙文波都是四川人，自然用四川话交谈。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忽然就会非常羡慕有钱人。
他会说：“哦唷你晓不晓得，那个×××才叫有钱哦，凶得很！”
他会露出极其天真可爱的笑容，显示出自己对有钱人的向往，他并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最大的爱好不过是喝喝茶而已。
其实这也只是他爱幻想的一种体现，虽然他的幻想也是建立在一种物质基础上。
2
孙文波住的那个村子里还住着许多艺术家，但孙文波不大爱和他们来往，他只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花种树种菜，养鸡养鸭养狗，过着安闲的日子。
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整天和几个好朋友坐在茶馆里，也不喝什么，就是闲坐，但北京不适合这样。孙文波承认自己是一个懒散的人，很多诗人都爱在四处行走，而他虽然老是想，但因为好逸恶劳，最后哪里也没去。
3
孙文波说，有些东西很奇怪。譬如像邹静之、西川这些朋友，以前都在不同的地方，每次到北京见面会一起吃饭，但他来了北京之后，大家离的近了，却反而不来往了。
4
几乎人人都对孙文波的印象非常好，几年前他们搞论战的时候，“民间的人”骂“知识分子”，从人品骂到师承家世，几乎连祖宗都骂上了，但在骂孙文波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不过是一句“人老实不见得就会写诗”。可见孙文波的人品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但孙文波至少有段时间还是很把论战当回事，他觉得有些人太不像话了，于是也写文章去骂他们。但孙文波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修养却天生就不错，一篇文章下来，和和气气的，怎么看怎么不像骂人的话，和旁边别人那些剑拔弩张的东西摆在一起，看起来似乎很不相称。这可不行啊，于是孙文波费了些心思，在自己文章的后面写了很多挖苦人的注解，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差事。
事实上，很难把眼前的孙文波和一个总是打架的人联系到一起。
5
孙文波的儿子叫孙上了，跟父母来到北京，读了三年初中，因为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所以又回到成都去读高中，明年就该参加高考了，喜欢哲学。据孙文波说，大概能考580多分，上个重点大学没什么问题，但要上北大还有一段距离，但孙上了恰好就想考北大。孙文波说，反正还有一年的复习时间呢。
6
以前孙文波家养着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狼狗，是一条不纯种的哈贝。那条狗特别爱撞门，并犯过一件案子。
一天怎么也找不到养的一只鸡，找了很久之后才发现，鸡被狗咬死了（吃没吃我记不得了，就不瞎写了），不仅咬死了，还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挖了个坑埋起来。这条狼狗从此被看做是有反侦破天赋的狗，因为据说如果不是有别的鸡在那个坑边跳的话，死鸡是不会被发现的。
我问到这条狗，孙文波苦笑着回答，这条狗特别喜欢咬人，已经咬伤了好几个人，医药费就赔了好几千，不得不送走，又重新换了一条。
孙文波最后总结，还是因为自己太懒，懒得去训练，狗的暴力倾向才会如此严重。
现在的狗，胆子比较小，不爱叫。
和小诗人纷争，他还和人打架
北京当然有趣着呢。“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口水战很快就打起来了，那是1999年发生的事情。孙文波未能免俗地掺和了进去，并被划拉到了“知识分子”一方，80年代的朋友们，各自形成了各自的阵营，开始互相谩骂、互相投掷标枪、互相仗着自己在出版社认识人，出书互相骂，这边出个什么《岁月的遗照》，那边就出个什么《中国诗歌年鉴》，等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都说诗歌现在没地位，可哪怕是重要的经济论战或者法律方面的论战，大家一般也就在报纸杂志乃至网上斗斗了事，像他们这样动不动就出本书来骂人的事情恐怕还是没有的。毕竟是诗歌的级别要高一些。
在这场论战中，孙文波自然也是扔过刀子的，那没办法，即便是老好人，也不能总是听凭别人的刀子在自己的脑袋边招呼着吧。孙文波自然有自己的一些原则，原则当然要坚持，但他更是一个宁愿交朋友的人，老朋友杨黎，这回成了“民间写作”一边的人，但两人还是常常一起喝酒喝茶，并不时拿“论战”这回事儿开开玩笑，交情之中没有半点儿别扭。
迅速就翻过了新世纪，孙文波成了中年诗人，名气也摆在那里了，自然就会有人要装怪。有一群上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搞了个文学团体叫“下半身”，其宗旨是“下半身用来思考，上半身用来撒尿”，其中有一个姓沈的孩子，常常跟人说他和孙文波打了一架，言语间甚是自得。有好事的人就去问孙文波，听说你跟谁谁谁打了一架，是不是哦，孙文波一听就笑了。“那娃娃背后乱说话就算了，当面还在嘴臭，被我甩了一酒杯——他这也算打架吗？是不是该算挨打哦？”
我对孙文波提起这件事情，他说：“回头一想，可能对他们这代人来说，这样就算是打架了吧……我也不清楚，以后就随他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