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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如今许多国人的行事已丧失了分寸感和边界感，在“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人们实际上已不知道拿什么作为自己的参照点。这种感觉是对的。起初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老一辈对年轻人做法的“看不惯”和“看不懂”，前些年骤然走红的“任性”一词则是另一个征兆，充分表明在摆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之后，整个社会心理都开始表露出率性而为的苗头。“任性”一词也被《咬文嚼字》杂志评选为2015年十大流行语之一，成了对中国人群体心理的一个全新概括。就像如今的很多新事物一样，它的涵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既可以表示“率性而为、听从内心”的褒义，也意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致最终造成错失”的贬义，但无论如何，它却并不是痛惜或指责，而是带着某种调侃、戏谑的意味，隐含着一层置身事外的宽容：“即便有麻烦，那也是你的事，你自己能承受就好。”一个新词的流行不可能是无缘无故，那必然是因为它契合了某种社会群体心理的需要。在“有钱就任性”的调侃背后，多多少少隐含着某种中国式的个人主义态度：无论好坏，个人对自己的需求、愿望毫不克制，即便别人看不惯或诧异，但他自己就是想要这样。在这个词刚走红的2015年春，政协会议发言人吕新华在回答香港记者时说了一句“大家都很任性”，现场翻译将这个关键词译为“capricious”——然而这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英语的capricious强调的是“反复无常”的情绪化，而中文语境下的“任性”所指的却主要是叛逆、抗拒、不约束自己，简言之，为所欲为。这诚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迁。“任性”显然得有资本，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精打细算过日子尚且紧巴巴的，哪里谈得上放纵自己的秉性和欲望？只有到了相对富裕的消费社会，人们才会格外注重个体的主观感受，因为仅仅物质和功能本身已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奇怪，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体验”都是新经济的重要出发点。因为人们变得比以往更注重那些“虚”的东西，需要更能彰显乃至张扬自己个性的事物，所谓“喜欢你，没道理”或“我就喜欢”，所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意思：满足自我应受肯定，克制和压抑自我则是罪恶。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在东京经营流动书店的三田修平有这样一番话：“没有了绝对的标准后，我们依据什么因素来选购才好？这就得靠自己的感觉。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小东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特别，那么决定这个小东西的特别性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这里虽然说的是买书的体验，但恐怕也适用于生活中不同侧面所面临的选择：这样一种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的判断、选择，听起来是“个性化”这类轻盈的词，但背后的真正原因乃是因为“没有了绝对的标准”——没有什么能告诉你（更别提约束你）应当乃至必须怎么做。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最好的方面和最坏的方面都与此有关。尼采曾说：“我们时代的最大长处难道不是没有真理存在吗？一切都被允许。”然而从另一面来看，一个“一切都被允许”（或现在常说的“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正是一个失范的社会：做事丧失了分寸，生活失去了准绳，社会没有了规范。以往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这种分寸感的是礼法：它约束着人们在一个差序格局中依照自己的身份来行事的尺度。当人的外在行为与这种规范要求相符时，旁人就会觉得此人“守礼”、“做事有分寸”。越是传统社会，或上层社会，一般“规矩”越多，越是讲究这种分寸，毕竟不守社会规范大多是下层、边缘人物或不法之徒。摄影家阮义忠在回顾旧日台湾社会时曾说“比起现在，那个年代可是什么都有个数，任何人做事都讲究分寸、道理。”（《失落的优雅》）近些年来一些人对传统社会、乃至“民国范儿”的怀念也有这一层意味：那被浪漫化地设想为一个行事从容优雅、举止颇具风范的时代，而他们之所以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嘈杂吵闹，说到底是因为原有的规范（无论是“礼”还是“理”）仍能有力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大家闺秀之所以看上去温文尔雅，无非是因为从小受教导的规矩多。不难想见，在那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会倾向于克制自我——宁可牺牲性命也不能失了礼节，否则那才是更大的耻辱！既然遵守社会规范才能成全自我尊严，那节制乃至压抑内在的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事。不仅如此，人际交往时即便在细节上没分寸，都会受人非议。在我们乡下，说人“说话尺寸都没有”是对人“不会做人”的莫大谴责，甚至老话说的“一客气，一知己”（别人跟你客气谦让下，你还就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也常蕴含着嘲讽指责的意味。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每个人若无视这些“做人的道理”，就会受到社会通过嘲笑、指责、羞辱等方式进行的非正式制裁。与此同时，人际之间的摩擦，则以一个“忍”字交代过去——但那前提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否则你既不必忍，忍了也没什么价值，别人不会因此而自动转变自己的态度。传统社会里的人很难经受得起别人的长久非议，但现代社会里因为都是陌生人，很多人就无所谓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人们往往不像传统社会的成员那样在乎别人的看法，上海人著名的口头禅之一是：“跟你搭界伐？”
在礼法秩序崩溃后，旧道德已被打倒，然而新的规范则迟迟没有确立。这种情况下，正如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中所说的，
旧的标准搞乱了，新的尺度未能即时形成。这时候，人的欲望就缺乏节制，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在合理要求与异想天开之间，这一切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如果社会所经历的冲击是深远的话，连'什么人应处什么位置’等基本原则，亦会受到挑战。
由于没有什么确定的规范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行事，既没法提供理想的目标、也不界定什么才是实现目标的正当手段，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只能以赤裸裸的利益交往，所谓只求目标，不择手段，是失范社会的主要特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自晚清旧秩序被打破以来就一直是个失范社会：在战乱年代固然礼崩乐坏，到了革命时期也推崇“无法无天”的激进，而改革开放之后，又是“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在1988年唱红，并非偶然。一个财富暴增的时代，同样可能造成失范，因为欲望膨胀之下，一向节制的需求尺度断裂。由此，这一路走来，几乎都是在缺乏绝对标准的状态下不断试错（有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既没了真理，那么任何方案都能拿来尝试一下——用现在调侃的话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真了呢？”在这样一个界限模糊、规范松动的时代，没有什么能真正束缚人；新的社会交往规则仍未确立，因而它的“自由”带有一种“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的危险气味。自由，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由自己做主；不受限制和约束”的意思；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这其实和“任性”十分接近，至少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任性”和“失范”，其实是解放和自由的逻辑结果。事实上，在传统东亚的文化中，“自由”一词原本往往带有负面含义，因为在一个注重社会规范和传统的时代，这显然会威胁到现存的社会秩序。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任性”略含负面的评价尽管带有调侃意味，但也可说是原有社会价值观在发挥重新规范的制约作用。自由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这种“任性”往往只强调自身意志不受外在约束，而未足够意识到那个对他人权利“边界”的存在。在一个眼花缭乱地不规则演变的世界里，原有的尺度、分寸统统失效了；身处一群陌生人中间，以往那些能对不守规范的行为进行的制裁也丧失了制约力，因为那说到底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敢于无视那些非议。很少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只要它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有效——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北岛的诗中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因为在这样的现实中，往往是那些最敢干（也最不择手段）的人不受惩罚地尝到了甜头。这种汹涌而来的力量，加上儒家伦理中原本就有强调个人自主性的地方，又由于近代中国推崇“无法无天”的激进主义传统，于是这种新近解放出来的个人主义遂表现出一种为所欲为的任性。社会学家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认为中国的个体主义往往缺少自我约束的一面，那这或许就是答案。这的确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造成了社会的脱序与失范。为什么个人权利的自由与社会有序就不能兼得呢？
的确可以，但要重回儒家伦理秩序只怕是条走不通的不归路，在欧美现代社会一般依靠的则是三种：宗教伦理的规范、法律、市场的无形之手；而在中国，我们还看不到它的最终形态，只能在不断的相互碰撞中摸索。见证这个过程，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也是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