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费孝通：《史记》的书生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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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书生私见
费孝通
我一生读书、教书、译书、著书，识字以来，除不得已外，70多年来，和书须臾不离。自称书生，当不为过。说来也难以自信，尽管我的小小书斋满架、满橱、满桌、满壁、满地都是图书报刊，但我常挂记在心头的书并没有几本。细细思来，关于太史公的《史记》实有不少久藏在心里的话，不吐不快。
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父亲带我去拜见老师。礼毕，老师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图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标点，但符号单纯，只用圈断句。接着又指点一句：“可以先从'列传’圈起。”父亲和老师作出这个安排，目的在学文，而不在学史。
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还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要分别了，我去向老师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么样？”对这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为什么？”“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事隔30年，我列名老九，置身册外。当其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才又想起这部“不妨多读读”的书来。读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惘然如跌入了时间的空洞。历史应当是个逝者不能复返的过程，怎会在2000年前他已写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自己当时活生生的心态？
过了半个花甲再读《史记》，眼前不能不浮起那位老师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似乎明白了他“不妨多读读”的意思，好像是说：“年轻人，慢慢体会吧。”这么多年的世道，把我的思路导入了对《史记》新的反应——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后人写活了。
这种体会却又引出了一个难解的困惑。2000年的时间丢到哪里去了呢？我似乎见到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我在“喜读”这部书的感情里，插入了一种“惶悚”的心理。如果真的是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乃见清士——这不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世界么？我生来是个软心人，盼望着在时间的推移中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时间真是有空洞，人不能在时间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又过了30年。我已入耄耋之龄。在写这篇“说史记”的短文时，突然发现我连太史公的生卒年代都不知道。查了一些工具书，对太史公哪年去世都用“？”号，存疑不写。后来我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3321页注16下找到《集解》①说：“ 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古代施宫刑的牢狱）。有怨言，下狱死。“关于太史公保李陵、下蚕室的事，在《报任安书》中言之甚详，也是后世所熟知的。裴引卫宏的注，我是第一次读到。似乎是隐约地说，司马迁下蚕室的真实原因是笔下无忌，得罪了皇上，保李陵何至于下蚕室？结果是死在狱中，年月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隐讳不提的。
太史公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更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落场。他忍辱偷生写完这部《史记》，最后在自序中还明白写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京师的那本是公开的，自然难免被削改。他似已防止这一手而把正本安放在下落不明之处。《索隐》②作者司马贞还故作谜语，引《穆天子传》说名山在“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之处；又在《述赞》中告诉读者副本是受到篡改的，所以说“惜哉残缺，非才妄续”。但是正本究竟何在呢？
半夜不寐，似有所悟。我真是个太史公所说的浅见寡闻的俗人。怎么不领会有生无卒的妙笔？太史公的生命早已化入历史。历史本身谁知道它卒于何时？《史记》所述正是这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正是这台上的悲喜啼笑构成了不朽的人类心态。这就是它的正本，也是它的名山。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更好些么？
“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这是60多年前老师临别时的话，不寐之夜又在耳边叮咛。时乎，时乎，怎样分辨今昔呢？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